蘇聯曾經利用游擊戰爭挖美國後院，最後以失敗告終

二戰後,拉美出現了兩次游擊運動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觸發事件是古巴革命的成功。拉美游擊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出現在冷戰的高峰時期，在現實中，也是蘇聯和美國兩個超級大國的決鬥場。簡而言之，這是蘇聯試圖在美國的後院——拉美掀起波浪，但在雙方冷戰戰略的調整和競爭地位的轉換中，蘇聯的「打入」以失敗謝幕。

冷戰初期,作為美國的傳統勢力範圍,拉丁美洲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地區局勢,也因此而成為美國與共產主義對抗最具優勢的地區。但是,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政府對拉美實施了強硬的外交政策,支持親美獨裁政府,削減對拉美的經濟援助,因此導致在泛美體系中的一系列「觸礁」事件,競爭地位遂陷入被動之中。

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在對外政策上也展露出了強硬的一面,他摒棄了羅斯福總統對拉美的「睦鄰友好」,公然插手拉美國家的內政,實施軍事干涉。其中以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普布瑟克塞斯行動」計劃最為著名。這一時期像這樣的顛覆民選政府扶植親美獨裁統治的行動,美國在拉美實施的不在少數。據不完全統計,從1948年到1958年之間,美國在拉美策劃的政變和顛覆活動達16次之多①。此外,考慮到冷戰初期蘇聯對拉美的經濟滲透收效甚微,美國政府在經濟上對拉美實行消極無為的援助政策,援助金額甚至不及其他第三世界地區。美國對拉美獨裁政權的縱容以及對拉美經濟發展的漠視,激發了廣大拉美民眾對美國讎恨的情緒,同時也引起了民族工商業者、知識分子等階層的強烈不滿和抗議,再次激化了美—拉之間潛伏的矛盾,拉美民眾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高漲,泛美體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美國家長作風的外交方式在西半球受到了一系列挑戰。阿根廷和墨西哥一直是拉美民族主義較強的國家,它們頂住美國的壓力,拒絕與其簽訂雙邊軍事互助協定。1954年的加拉加斯會議上,在對美國一致反共提案進行投票表決時,瓜地馬拉投了反對票,阿根廷和墨西哥分別投了棄權票,另外烏拉圭、玻利維亞、海地和厄瓜多代表團提出了保留意見。1958年的「尼克松事件」使拉美民眾的反美情緒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洩,這也向世界昭示著美拉關係在20世紀50年代末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直至此時,艾森豪威爾政府才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立即設立了美洲開發銀行和社會進步信託基金,以此來應對拉美國家的經援需求,緩解美國與拉美國家之間的經濟矛盾,然而這些補救措施並沒有挽回多少美國在拉美人民心中的形象。與此同時,親美獨裁政府由於得不到美國政府有效的經濟援助,內部的發展問題更加突出,直接導致了親美獨裁政府的合法性急劇下降。

與此同時,共產主義力量在拉美有所上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在士氣、思想、軍事、經濟等各方面支持著拉美游擊隊的發展。其中,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其向社會主義的轉型,對拉美游擊隊的生存和發展影響最為直接顯著。在古巴革命的精神鼓舞和實際支持（古巴對拉美革命的援助包括了大量軍事援助、人員援助甚至包括古巴革命元勛切格瓦拉在內）下，游擊運動遍及拉美多國,游擊隊成員主要為激進的青年學生、年輕軍官、工礦業工人和貧苦農民,指導思想為「游擊中心主義」。

與此同時,蘇聯積極利用這一時期拉美人民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通過建立外交關係、支持推翻親美政權的隱蔽行動、擴大經貿聯繫、文化教育宣傳和軍事武器輸出等方式支持革命,建立親蘇政權,加深在美國「後院」的滲透和擴張,並試圖達到以下目標:

(1)政治上,利用當地共產黨、青年學生、勞工組織、文化機構等革命潛在勢力達到反美反獨裁的長期目標;

(2)經濟上,擴大蘇聯在拉美的市場份額,與美國競爭;

(3)軍事上,通過向拉美革命武裝販賣武器、軍事裝備,來搶佔西方在拉美的軍火市場;

(4)文化上,蘇聯通過經濟融合、文化交流贏得拉美人民的信任和友好,並要證明布爾什維克並不是拉美人民想象中的洪水猛獸。

為了保障親美政府政局的穩定,防止左翼革命勢力奪權,抵制共產主義的繼續滲透,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肯尼迪—約翰遜政府在拉美實施了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位的反游擊戰政策。

1962年1月18日,肯尼迪政府成立了「反暴動特別小組」,直接負責美國在拉美的反游擊戰政策⑥。8月,肯尼迪總統批准了名為「美國協防政策」的文件,標誌著美—拉美共同防務體系的主要目標轉變為防止共產主義勢力向內部滲透。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出台了對拉美的新「軍事援助計劃」和「軍事訓練計劃」,儘可能地滿足友好政府的軍事需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隨即向多米尼加、厄瓜多、哥倫比亞等游擊運動活躍的國家派遣軍事援助顧問小組,指導當地政府和軍方進行專業的反游擊戰。此外,美國還向拉美一些國家提供了包括通用飛機、直升飛機、拖拉機、吉普車、小型武器、催淚瓦斯彈等武器和軍械。結合游擊戰機動靈活的特點,美國還特別增援了一些高科技,比如「無線電定位」設備,從而使政府軍能夠更精確地對游擊組織進行定位。軍訓的對象主要是拉美軍官和地方警察。根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統計,僅1961年一年,美國就對360位拉美軍官提供了防暴(riotcontrol)訓練,對344位提供了反暴動訓練,對160位提供了心理戰訓練,總花費為65萬美元;這一時期美國還向拉美警察援助項目投注了4360萬美元,有超過3000名美國軍官參與其中。除了「硬手法」,美國政府還在拉美推行一些發展援助計劃等「軟措施」,如「爭取進步聯盟」、「市民行動」和「和平隊」等,將反暴動與拉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相掛鉤,目的在於爭取「民心」,瓦解游擊隊賴以生存的民眾基礎。

約翰遜總統基本上繼承了肯尼迪在拉美的「反游擊戰」政策。一方面,繼續推行「爭取進步聯盟」政策,對拉美國家提供農業、工業、住房、教育、衛生等方面的援助;同時積極配合拉美軍隊的「市民行動」,提供交通、運輸、通訊等設備器材;和平隊也深入到了玻利維亞、秘魯、瓜地馬拉等國的鄉村,對他們進行文化掃盲。另一方面,更加註重「硬手法」,甚至直接揮動大棒打壓拉美內部的暴動勢力。1965年4月,美國向多米尼加派遣了2萬名士兵,幫助那裡的軍政府鎮壓國內的暴動。

了對付游擊隊,華盛頓當局可謂是雙管齊下,軟硬兼施,逐漸恢復了在西半球與共產主義對抗的主導地位。對此,親美獨裁政府給予了積極的配合。事後證明,這些大獨裁者才是美國「反游擊戰」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從美國政府手中獲得了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在中飽私囊的同時,也推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增加了政府的合法性,並通過鎮壓游擊運動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一面是美國和親美政府在反游擊戰方面的齊心協力,另一面則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圍繞革命方式的分隔離合,最終,在內部矛盾和外部干涉的共同作用下,拉美游擊隊於60年代末走上了窮途末路.

拉美游擊運動的曲折可以折射出第三世界國家在爭取民族解放道路上的艱辛。從本質上講,這一時期的拉美游擊運動是一場有識之士試圖擺脫美國控制、爭取民族自由、嘗試用社會主義思想理念治理國家的鬥爭,它的動力是民族主義。冷戰這一特殊的時代背景使得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有意無意地承載了兩種使命———東—西對抗和南—北衝突,成長在這種矛盾交織的環境中,它們的生存空間勢必很小,也就更容易被外部環境左右。而東—西對抗又是冷戰中的主要矛盾,所以解決民族發展問題的南—北衝突只能退而求其次,甚至會被利用成為冷戰雙方對抗的工具,這也就註定了冷戰時代欠發達地區的民族解放鬥爭很難實現真正的「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