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 共襄盛舉

5月14日至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在北京舉行，論壇的主題是「加強國際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實現共贏發展」。 一帶一路門戶網www.attbr.com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三年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然而，今年2月，歐盟對匈塞鐵路展開調查，為企業的「一帶一路」投資熱潮敲響了警鐘。企業在國際市場不斷尋找新機遇的同時，也要關注並規避多重投資風險。

期待，以本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契機，打造一個更加開放和高效的國際合作平台；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為遵循，構建一個更加緊密和強勁的夥伴關係網路；以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理念為引領，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和均衡的全球治理體系。

在鄰國吉爾吉斯斯坦，汽車飛馳在筆直的公路上。在「一帶一路」投資項目的幫助下，吉爾吉斯斯坦通了電、修了路，「他們發自內心地感激」。剛從吉爾吉斯斯坦調研回國的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劉華芹告訴《經濟》記者，這類關乎民生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更多地提升了的國際社會影響力。

「一帶一路」工程項目以及產能合作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留下一行行堅實的足印。

據資料顯示，收購土耳其第三大碼頭項目、沙烏地延布煉廠、哈薩克蘇克石油天然氣公司（港資）、帕德瑪大橋及河道疏浚項目、阿斯瑪特·阿里汗橋（孟中友誼七橋）、「絲綢之路」生態文化萬里行、中緬天然氣管道等項目已經竣工。

此外，在建的項目如絲路書香工程、中老鐵路（玉溪-磨憨-萬象）、中緬鐵路（保山-瑞麗，大理-臨滄，臨滄-清水河）、白俄羅斯中白工業園、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馬來西亞馬中關丹產業園等。

據商務部公布的消息，2016年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158份，新簽合同額1260.3億美元，占同期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同比增長3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47.7%，同比增長9.7%。

之所以在石化、電力、通訊和製造業領域投資增長最快，是因為在上述領域的能力強、產能大，企業更有「走出去」的動力，國內市場競爭過於激烈，通過「走出去」在國際市場尋找新的機遇。又如通訊領域的華為、中興等企業憑藉領先的技術和較高的國際化水平，並在海外佔據一定的市場份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發展家，均處於工業化進程之初或者工業化進程之中，由於他們缺乏資金，故而需要吸引大量的外資和技術。劉華芹認為，「一帶一路」國際經濟合作倡議的主要方向是對外投資，但也包含吸引外資的內容，例如東南亞的新加坡等國以及以石油輸出為主的阿拉伯產油國，資金相對充裕，可稱為吸引外資的重要來源地。當前招商引資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製造業生產能力居於全球首位，源於過去主要招商引資的領域集中在製造業。當前產業在升級過程中需要調整引資的方向和領域。

國際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告訴《經濟》記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源，如油氣、礦產、土地資源等。特別是中南半島與陸地相連，目前鐵路、航運、湄公河大宗物資運輸通道正在形成。通道打通后，他們將成為資源型產品的供給基地，把資源優勢變成經濟優勢，同時也為工業品提供了更廣闊的銷售市場。「引進來」主要是引進當地的資源，他們缺少技術，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通過資本輸出帶動商品、勞務輸出的需求，發展經濟合作，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能夠搭上發展快速的列車。同時，通過與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創造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

「一帶一路」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向分別是，農林牧漁、境外礦產開發、加工製造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目前國內企業較多將目光集中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產能合作領域，其實在上述4個方向的投資領域企業均有涉足。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劉華芹建議，企業要根據自身的國際化布局來開展對外投資，比如，福建某企業在茅利塔尼亞開發漁業資源，也有企業在柬埔寨種植甘蔗並將蔗糖返銷。

投資方嚮應是多元化的，劉華芹認為，「一帶一路」給企業最大的啟示便是，要視野開闊，兩眼看世界，同時盯住國內外市場。選擇適合企業生存的國外市場，給企業的發展帶來益處，促進企業的跨國經營。

「紅磚砌的煙囪更結實，砸掉它吧！」這是發生在中白工業園建設初期的一件趣事。的建築工人用混凝土建造了一個大煙囪，白俄羅斯工人卻覺得紅磚砌的煙囪更好，便將混凝土的煙囪砸掉，重新用紅磚砌了一遍。

「已經很多年不用紅磚了」，北京建誼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稱「建誼集團」）董事長張鳴告訴《經濟》記者，中白工業園是按照中方的標準建設，而驗收和承租則由白方負責。如此一來，雙方對建築功能、設計理念、標準規範理解均有不同，「有些符合的標準，在白俄羅斯可能是空白」。

如何解決中白雙方對標準理解上的分歧以及技術空白的問題？在白俄羅斯建設部、中白工業園領導的推動下，建誼集團擬收購白俄羅斯國家設計院60%的股份，「雙方成為一家人」。雙方希望搭建一個標準規範的橋樑，提升中白工業園的產品品質、建築風格，從而填補白俄羅斯在這方面的技術空白。

據了解，境外園區是「一帶一路」境外投資重要的形式。據商務部統計，目前在36個國家建設了77個園區，累計投資241.9億美元，入區1500多家企業，創造700多億美元，涉及汽車製造、機械、電子產品、化工、紡織、服裝等。

被譽為「一帶一路」明珠的中白工業園便是其中之一。2016年9月29日，在和白俄羅斯兩國元首的高度重視和親自推動下，中白工業園已成為兩國互利合作的標誌性工程，項目總投資約56億美元。

當前，勞動人口的紅利正逐漸減弱。過去純勞務輸出的模式已不適合當前形勢，平台化的工作方式和技術性輸出才是新的出路。以當地的資源解決當地的問題是「一帶一路」的基點。「走出去」的企業，應該培育和孵化當地的企業或勞務人員。

兩國共建的工業園與自己建設的工業園存在諸多差異，亟需一個雙方共同工作的平台。張鳴指出，建誼集團的建築大數據工業4.0商業平台，讓企業在中白工業園的建設、投資更便捷。「這是一個平台化、模型化、數據化、工業化的建築和智慧城市管理體系，將產業鏈整合起來。」張鳴指出，目前建築業可以拉動100個產業，在大數據平台上可以將這些產業整合起來。「未來所有進入中白工業園的人都可以登網工作，想要了解它的人也可以登錄平台，它不只是一個管理型平台，更是一個市場型平台。」

未來，張鳴希望將建誼的建築大數據工業4.0商業平台從中白工業園延伸至「一帶一路」沿線的其他工業園，讓更多的人在平台上獲益，也讓更多的國家感受到的網路強國戰略。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缺乏資金，因而也存在融資難的問題。中吉烏鐵路是由亞行、中方、吉方三方聯合融資建設的，由於吉爾吉斯斯坦缺乏資金，採用了資源還貸款的模式解決了融資難題。「目前來看，效果還不錯。」劉華芹告訴《經濟》記者，這也是一種創新，目前應用的不多，「它比直接貸款更複雜，中間涉及很多單位」，貸款銀行不能直接拿礦產，需要礦業企業辦許可再開發，然後進口到再賣掉，最後才能把錢還到銀行。

「一帶一路」項目在融資方式上要有所突破、創新，不能完全依靠的貸款和援助。劉華芹指出，如何把當地、國際金融機構和三方力量融合起來形成一個共建模式仍需探索，而不是只依靠某一方力量。

「西亞的阿拉伯國家有不少主權基金，但如何引入是一個問題。」我們希望通過多種融資模式吸引更多的國際金融資本投資「一帶一路」的項目。但由於西亞的主權基金要求項目的回報率較高，而「一帶一路」的項目回報率較低，不符合對方的投資要求，故而很難引入。

為提高「一帶一路」項目的投融資效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麗平認為，應加強對各渠道資金的統籌，尤其是對域外金融資源的統籌，從而使「一帶一路」成為超越區域邊界的利益共享平台。根據項目的條件，靈活運用各種融資工具，包括信貸、債券、股權、公共資金、夾層融資、混合融資、資產證券化、融資租賃、PPP等。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指出，符合條件的境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可以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券，鼓勵在沿線國家使用所籌資金。

「一帶一路」倡議已全面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國際影響力，受到了國際投資者的高度認可和積極回應。甘肅省公路航空旅遊投資集團董事長石培榮告訴《經濟》記者，去年甘肅省公路航空旅遊投資集團成功發行5億美元債券。最終訂單簿實現近4倍的超額認購，訂單分佈為亞洲94%，歐洲、中東及非洲投資者佔6%。此次債券發行成本很低，票息僅3%，遠低於國內平均利率，不僅提升了甘肅在全球資本市場的知名度，在利用境外債券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有示範作用。

這是西部欠發達省份成功藉助國際資本，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具體實踐。相關業內人士認為，在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下，西部企業能夠成功發行美元債，表明國際投資者看好「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為欠發達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提供了有益經驗，也為同樣面臨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短缺難題的「一帶一路」沿線省份提供了有效借鑒。

此外，《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指出，支持沿線國家政府和信用等級較高的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

今年3月16日，俄羅斯鋁業聯合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完成首期人民幣債券，即熊貓債券，發行期限2+1年，發行金額10億元。這是首單俄羅斯大型骨幹企業在發行的熊貓債券，也是首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發行的熊貓債券。

萬家瑞興、萬家雙利基金經理李文賓認為，「一帶一路」資金量需求大，熊貓債券的發行可以拓寬融資渠道，加快「一帶一路」推進，也為國內資金提供一個海外配置的出海口。

只有經營狀況良好、有實力的企業才能發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發債的企業並不多，但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俄羅斯鋁業聯合公司代表曾向劉華芹表示，儘管此次發行債券過程艱難，歷時近兩年之久。「但市場潛力巨大，我們願意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為日後發行人民幣債券積累經驗。」

「一帶一路」倡議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國內也應該加大金融市場的開放度。劉華芹認為，如果發行債券要歷時兩三年，商機卻轉瞬即逝。「這意味著用開放倒逼改革，國內很多體制需要進一步調整。」

由於「一帶一路」相關建設存在政局不穩、社會動蕩、法律體系不一致、金融違約和價格戰等系列風險。國仕資本研究協會特邀研究員喬磊告訴《經濟》記者，PPP模式也不失為更好的選擇。PPP模式通過將政府、企業、金融機構拉到一起，充分發揮各方的戰略規劃組織協調優勢、企業項目管理運營、技術創新優勢和金融機構的融資優勢。

李文賓表示，PPP的核心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在「一帶一路」引入當地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之一，可以為投資加強政治保障，有助於保障回款安全。「PPP模式應用於『一帶一路』投資，不僅可以保障回款安全，還可以加快『一帶一路』推進速度。」PPP模式是當前國際通行模式，劉華芹建議企業學會並適應PPP模式，方能更好地將它發揮作用。

然而，任何海外投資都會有風險。在「走出去」的同時，如何評估風險、管控風險成為「一帶一路」投資企業的當務之急。

歐盟調查匈塞鐵路的啟示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今年2月20日的報道，歐盟委員會正在調查「一帶一路」計劃在歐洲的一個標誌性高鐵項目，即從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到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之間的高速鐵路項目。

匈牙利和塞爾維亞在東歐版圖上所處的地理位置頗為重要。而匈塞鐵路的建設，對這兩個國家乃至東部歐洲整個地區的交通，都將具有顯著的改善功效。

經過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加上國內諸多媒體的頭版頭條，歐盟調查匈塞鐵路事件迅速成為一個熱門議題。國內媒體《環球時報》認為這種調查「刷存在感」「歐盟的心態比較矛盾」——「歐盟現在處在比較困難的時期，它要通過這種調查刷存在感。基礎設施建設是歐盟現在的投資重點，但對於的參與，歐盟的心態比較矛盾。」

面對國內突起的普遍擔憂，作為匈塞鐵路調查的發起者即此事件的主角，歐盟迅速委託其駐華代表團「澄清調查匈塞鐵路項目疑雲」：針對有關匈牙利境內貝爾格萊德—布達佩斯鐵路升級項目是否符合歐洲聯盟法律的問題，歐盟方面表示，「只要符合歐盟法律規定的投資，無論來自歐盟境內或境外，我們都十分歡迎，此類外商投資不受歐盟委員會管理。」

從已有的國內媒體報道以及諸多專家的點評，可以看出多數人都認同此舉是歐盟出於內心的「矛盾心理」，或是別有用心的觀點。那麼，歐盟此舉究竟是「例行公事」抑或別有用心呢？

面對曾經被歐洲人殖民或半殖民過的實力的日漸上升，居然還將鐵路修到了歐盟的家門口……歐洲人的心態之矛盾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種心態是否也可以用來詮釋此次歐盟調查匈塞鐵路的事件，筆者認為則應另當別論。我們不能排除歐盟絲毫沒有這種心態，但至少不應該作為一個主要或顯著性的原由來解釋此次調查事件。

筆者認為雙方皆有失偏頗——《環球時報》作為的官方媒體，自然要傳遞的是純粹官方的聲音；而歐盟駐華代表團作為歐盟在華的官方機構，當然也要完成歐盟在傳聲筒的任務。基於此，雙方在該問題上的偏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對上述官方和歐盟官方之間截然不同乃至對立的這兩種觀點，筆者認為實際上歐盟的此番調查，不能簡單地以其「矛盾心理」在作怪或是別有用心來詮釋，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例行公事」或是走走過場。

歐盟是一個諸多方面皆頗為成熟的實體，算得上當今世界上的「文明國家」集合體；尤其是西歐（此處筆者指的是廣義的西歐，與東歐對應）國家，法制相當健全，國民素質也高，堪稱「法治國家」的典範。與美國人動輒為了經濟利益就將商業事件「政治化」相比，歐洲人顯然要更加謹慎，也更加註重法治。

筆者認為歐盟駐華代表團的澄清——「歐盟委員會對公共項目是否符合相關歐洲法律進行分析考察，項目投資方的國籍不在考慮因素中，我們只針對項目本身進行考察」——是基本符合事實的。因此，筆者並不太認同歐盟是出於刁難以及阻止資本進入才發起調查匈塞鐵路的說法。

此次由於國際知名媒體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才引起媒體界對此事的廣泛關注。實際上，匈牙利的媒體例如《匈牙利民族報》，去年就已經對此作過報道：因有貪污腐敗的嫌疑，歐洲委員會已於2016年5月26日，啟動了與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鐵路工程有關的「違背義務調查程序」的準備工作；布魯塞爾認為這條鐵路線匈牙利段的建設費用，要超過計劃的20%，專家認為其資金的回收可能值得懷疑；另外，匈牙利政府決定把與工程有關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封存10年，也讓人疑惑，還有工程費用籌措模式也有問題。

如此這般，匈塞鐵路的疑點其實很多：既有貪污腐敗的嫌疑，又有建設費用的超標；既有投資回報率的問題，又有可研報告的問題，更有融資模式的問題。當然，這些疑點的真相如何，最終尚需歐盟調查之後才能做出結論。

作為一名在歐洲生活和工作過10餘年的學者，筆者認為在當下這種境況下，一味地僅憑感性指責歐盟，除了能夠打打些許的民族主義「牙祭」之外，並無現實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從中方自身找原因，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加以自我反省，以便至少在法律上做到合規，讓人就算想找也找不到把柄。

和任何其他國家一樣，歐盟也不是一個完美的國家聯合體。隨著歷史進程的推進，曾經幾度領先世界的「老歐洲」，確實也面臨日益增多的機制性難題。然而無論如何，歐盟國家的法治程度之高，卻是諸多國家和地區難以比擬的。

而在一個法治的國度，筆者認為尤其需合規為上，即要嚴格遵守這些國家當地的以及國家聯合體的法律和法規。歐盟的成員國自身已有各級地方和中央的法律法規，加上歐盟層面的監管法令，這樣，企業到歐盟成員國就要同時受到不同層級的乃至紛繁複雜的法律體系的約束。

而匈塞鐵路更為複雜，由於涉及的不僅有歐盟成員國，還有歐盟的非成員國。正如歐盟委員會的一名發言人證實的那般，歐委會正在評估該項目是否遵守了歐盟法律。歐盟委員會的調查包括了簽訂的第三份協議，但主要的焦點還是作為歐盟成員國的匈牙利。按照歐盟法律，作為歐盟成員國，需嚴格遵守歐盟採購方面的法律，而塞爾維亞是「歐盟潛在成員國」，因而在法律遵守方面也相對寬鬆。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2月20日的報道，歐委會正在調查提供貸款的匈塞鐵路的「財務可行性」，以及該項目是否違反了「大型交通項目必須進行公開招標」的歐盟法律。由此可見，除了上文中涉及五個疑點中的財務問題之外，第六個也是另一個關鍵的疑點是該項目的程序問題，即是否進行過公開招標。

那麼，匈塞鐵路項目是否進行過公開「招標」呢？從已有的資料可以查到，該項目採用的是「議標」形式。招標與議標，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兩者含義卻相去甚遠。前者要按照嚴格的招投標程序，要組織招標委員會，在廣泛的範圍之內乃至全球進行公開招標；在投標人遞交投標書之後，也要按照嚴格的程序進行評標等。而議標就無需這些複雜的程序，只要相關的幾方內部協商而定即可。

匈塞鐵路的塞爾維亞段採取的是「議標」形式，即以中、塞兩國政府間的經濟合作協議為基礎，採用傳統優買貸款（即具有一定優惠條件的，由進出口銀行自籌資金承辦的特定貸款）支持下的EPC總承包模式，商務合同通過議標方式確定。最終確定，塞爾維亞段由鐵路國際公司和交建組成的聯合體承擔項目總承包，由進出口銀行提供融資。

「議標」形式對塞爾維亞是合適的，由於它至少現在還不是歐盟成員國，自然也不就受歐盟的法律法規的約束。前文所提的「歐盟潛在成員國」，就是歐洲人將其稱之為「歐盟候選國」。歐盟成員國領導人2012年3月1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春季峰會上決定，給予塞爾維亞歐盟候選國的地位。

所以，歐盟此番調查的目標直接對準匈塞鐵路的匈牙利段。根據《匈牙利民族報》此前的報道，歐盟於2016年5月啟動的對匈塞鐵路調查程序的第一個步驟，歐委會主要質疑的也是政府與匈牙利政府簽署的政府間協議，將項目的執行工作，直接授權給了由中、匈兩國國有鐵路公司合資成立的企業，因而違反了公開競爭的招標規則。

那麼，企業是不明就裡還是打擦邊球呢？筆者認為答案顯而易見是後者。作為最為龐大的央企之一的中鐵集團和交建集團，分別是鐵路和公路建設行業的龍頭老大，不可能不了解歐盟在有關「大型交通項目必須進行公開招標」方面的法律。常規而言，只要達到50萬歐元的項目就需要進行公開招標，更何況將耗資約28.9億美元的這條匈塞鐵路建設項目了。

因此，筆者認為企業深知歐盟公開招標的法規，也知曉匈牙利由於要遵循歐盟公共採購原則，不能直接議標給中方企業，因此需要由中匈鐵路合資公司進行公開招標。經過數輪談判之後，鐵路總公司、中鐵和匈牙利國家鐵路公司於去年10月成立中匈鐵路合資公司。

從現有可查資料來看，最終這家合資公司並沒有按照計劃，在條件具備后三個月內完成招標文件。實際採用的還是「議標」方式，換言之，企業並非不明就裡，而是想打擦邊球試試。估計企業考慮到匈塞鐵路連接的兩個國家的不同之處，一個是歐盟成員國匈牙利，另一個是仍在申請入盟的非歐盟成員塞爾維亞；兩者在公共採購政策的自主性和靈活度上有所不同，項目實施模式也不盡相同；因而，抱著僥倖心理嘗試一下在匈牙利也用「議標」形式。所以，筆者認為這次匈塞鐵路受到歐盟調查，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企業在公開「招標」與「議標」之別上打擦邊球的風險所致。

這次匈塞鐵路受到歐盟調查，估計也大大出乎企業高層決策層的意料之外。那麼，此次調查事件最終會不會對匈塞鐵路造成大的負面影響呢？筆者估計會有一定的影響：如果經過調查，證實確實違反了歐盟的相關法規，那麼除了有可能收到罰單之外，嚴重的情況下，匈牙利還有可能遭到歐盟方面起訴。

當然，要從既往經驗來看，歐盟對匈牙利的基建項目招標程序展開調查，匈塞鐵路並非首例。早在2014年，匈牙利政府就曾因將一項投資額達125億歐元的核能項目合同，授予俄羅斯的國有能源企業而招致歐盟調查，並遭到歐委會的侵權起訴。不過，歐委會已於2016年12月終止調查，接受了匈方關於「只有俄羅斯能提供所需技術」的申辯理由。

匈塞鐵路項目的180公里共將分三段實施，由中鐵國際與交建組成的中方聯營體將負責修建其中兩段，總長為141公里，建設工期為兩年，剩餘的40多公里將由俄羅斯公司實施建設。儘管有俄羅斯參與，但對匈塞鐵路，歐盟是否會效仿舊案，現在下結論，尚且為時過早。

但從筆者的分析來看，歐盟此番調查不會對匈塞鐵路的項目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由於畢竟歐盟現在自身無力對此類基礎建設項目加以投資。既然歐洲人沒有這個能力，讓人（出資85%）來替而為之又何嘗不可。儘管難免有一定的「矛盾心理」在作怪，但遠不足以由此否決匈塞鐵路。

儘管歐盟調查事件最終估計不會對匈塞鐵路項目造成實質性的負面影響，但給企業留下的教訓尚需謹記。值得企業注意的一點是，切莫把歐洲當非洲。絕大部分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大企業，幾乎無一不在非洲和其他落後地區大刀闊斧地拓展了業務。可謂風生水起，掙得盆滿缽滿。數十年非洲的成功經驗給了這些企業的高層決策層「金錢萬能」的秘鑰以及「法規可調」的印象，一旦轉戰歐盟，他們就簡單地複製、粘貼了。豈知歐盟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一個成熟的社會，在落後的非洲國家能夠行得通的那些常規招數，在歐盟極有可能會失靈。

總之，筆者認為此次歐盟調查之所以尤其引起媒體的特別注意，很大原由在於匈塞鐵路位於正在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的特殊地位，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空間上——從時間上，這是「一帶一路」在歐盟境內的第一個大型基礎設施投融資建設項目；從空間上，這條鐵路所處的地理位置恰位於「一帶一路」的一個要位。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基礎設施建設集團，應該切實改變觀念，切莫把歐洲當非洲，要謹記在歐盟內需合規為上。

投資風險如何防範？

近兩年，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成為「凈資本輸出國」，未來投資前景良好，「一帶一路」建設潛力巨大。與此同時，民族宗教因素、地緣政治格局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三大因素相互交織，導致2016年全球國家風險水平上升，且短期內現有風險格局仍將延續。因此，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除了要關注投資機會和收益，更需要注重國家風險的評估與防範。

2015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局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從政治局勢看，各國表現差異較大，部分國家完成選舉和政府更迭，政治格局穩定，部分國家則繼續飽受戰爭和恐怖主義威脅，仍處在新一輪國家秩序和地緣政治格局重塑期。

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研究總部總經理陳代娣告訴《經濟》記者：「『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經濟方面表現不一，但增速普遍受到大宗商品價格不振以及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的負面影響，特別是部分沿線國家經濟結構單一、嚴重依賴大宗商品，出口優勢缺失顯露無疑。」可以說，政治經濟局勢變動推動了「一帶一路」部分沿線國家社會形勢的變化和營商環境風險的增加。

目前看，東南亞地區的大規模選舉已經結束，但政府面臨著解決社會不平等、提高治理能力等挑戰。投資者勢必要擺正位置，積極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真正造福於當地社會，同時處理好與執政黨、反對黨的關係。與印度尼西亞在修建雅加達-萬隆高速鐵路的合作項目上一波三折，反映出來的問題就是國內企業對印尼佐科政府面臨的國內挑戰認識不夠深入。

東南亞國家的法制建設和行政現代化程度比較有限，各個地區存在大大小小的利益團體，投資者更需要注意規章制度之外的隱性成本。此外，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落後，寮國全國僅有一條長3.5公里的客運鐵路，而柬埔寨全國只有兩條年久失修的鐵路。

中東地區局勢更為複雜。長期的政局混亂使個別國家出現權力真空，而敘利亞、利比亞等地區武裝派別的內戰還在繼續，處於戰爭區域或附近的外國項目，非常容易受到波及。投資者還需要注意，外部需求萎縮和油價下跌使得大部分中東國家的經常賬戶惡化，外匯收入減少，匯兌限制風險較高。

中亞地區雖然比較平穩，但大國在該地區的博弈程度加深，投資者也面臨越來越多競爭。中亞地區因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地緣政治角逐的對象，一方面，俄羅斯作為傳統地區大國，將繼續通過經濟能源合作維持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另一方面，美國不僅通過國際石油公司、跨國油氣管道進行油氣資源的爭奪，還通過多種方式擴大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另外，部分中亞國家對能源行業設置了准入壁壘或政策限制，企業在投資時也需要考慮其中影響。

鑒於「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家，他們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頗高。據估算，「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不包括埃及的西奈半島），基礎設施合意投資需求（能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投資需求）至少達10.6萬億美元，其中之外的投資需求約為1.4萬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麗平告訴《經濟》記者，「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的投融資風險有兩個層次：其一是基礎設施投融資本身特點帶來的風險，包括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資金回收慢等；其二，「一帶一路」特定條件帶來的風險，如政治制度、法律體系、政策體系、文化、宗教、地緣政治等。

發展家最大問題是匯率不穩定，這對企業的影響非常大，甚至無法估算投資成本和回收期限。目前對外投資的風險防範體系尚未健全，也沒有政局險或匯率險，構建風險防範體系將成為「十三五」期間一項既艱巨又迫切的任務。

很多國家的貿易規則、法律體系不同，企業若不了解對象國的法律環境，按照國內的思維「走出去」通常會「碰釘子」。不同國家的標準差異較大，如環保標準，即使是發展家對環境非常嚴格，污染的企業不讓開工。企業「走出去」一定要了解當地的法律、行業規則，要本土化，否則很難生存。

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風險防範也需要國家來保駕護航，比如提供必要的法律風險保障及信息服務。企業掌握信息越多、越全、越准，對國家、行業、項目的分析和把握度則越高，越可以降低企業的投資成本。

此外，「走出去」也對國家的監管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業在境外的惡性競爭現象頗為尖銳，包括相互壓價、拆台，甚至在投標過程中，使用不規範的手段等。這些都需要政府去進行行業規範，否則只會讓中資企業倒霉，讓別人坐收漁利。

「打鐵還需自身硬」，同樣的項目，有的企業做得風生水起，有些企業做得一敗塗地。這與企業自身的競爭力、技術、管理水平和國際化視野有很大關係。國際化程度越高的企業在市場遇到的困難越少。聯想、華為等企業在採用統一的國際化經營管理模式，首先是本土化，選擇當地人做首席代表，如此一來，可以解決很多當地的問題。

當然，熟悉某個國家的法律環境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企業仍需摸索並謹慎前行。

文/《經濟》雜誌記者 寇佳麗 黃芳芳

汶萊，袁平的一帶一路投資樣本

在汶萊國際機場，袁平把一行十幾人的汶萊幣都「回收」了，因為他知道，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將頻繁往來於國內和汶萊。

4月10日，信達汶萊有限公司在汶萊成立，作為信達汶萊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一帶一路」工商協會聯盟理事、《經濟》雜誌社新產業研究院執行院長，袁平與汶萊政府代表哈嘉·阿瑪爾公主簽訂戰略協議，擬投資500億美元用於建設發展淡布隆旅遊城市、Telisai清真中心、免稅島嶼區域，以及在Jerudong區的其他項目，預計將為汶萊提供10萬個永久性就業機會。

「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為何獨獨選擇了汶萊？

袁平告訴《經濟》記者，一方面，汶萊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環境優美，氣候適宜，旅遊業較為發達；另一方面，其雖然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較為豐富，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善，汶萊政府也逐漸認識到了這一點，積極對外招商引資，「我們一直歡迎外商的投資，我們也準備好接納投資者的建議。」汶萊蘇丹曾這樣明確表示。

與此同時，在「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企業已在「一帶一路」沿線20多個國家建設了56個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超過185億美元，為東道國創造了近11億美元的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

袁平所創立的江蘇青和島集團也在香港、澳門、紐西蘭、馬來西亞、德國、丹麥等境內外多個國家和地區，展開了雙邊、多邊合作項目，經驗較為豐富，汶萊政府也非常認可，「藉助這個優先條件和公司在行業內的敏銳度，我們最終決定進入汶萊發展」。

袁平告訴記者，接下來，他們還將參與汶萊醫療保健項目的開發與管理，例如JPMC癌症中心、專科中心的建設；在娛樂開發方面，也會參與包括帝國酒店管理、Jerudong鄉村高爾夫俱樂部建設和Jerudong第二個家園房屋建設項目等。

要「走出去」，資金是關鍵。「項目啟動，一定是金融先行。資金問題要站在這個角度考慮才能解決，否則都是空談。」在袁平看來，埃及泰達非洲示範園的建設模式很值得借鑒參考。「他們成立了中非基金，其中泰達出資40%，國開行出資60%，用於支持該項目的投資和建設。」袁平告訴記者，目前他正在與國開行香港分行洽談，擬成立200億美元的汶萊基金，用於企業在汶萊的項目建設。同時，他也在與3家企業機構進行合作協商，希望藉助這3個平台分別成立3隻併購基金，每隻規模50億美元，以此吸引更多企業來分享這塊「蛋糕」。

金融機構也在「走出去」。記者了解到，目前銀行已在「一帶一路」沿線20個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跟進「一帶一路」重大項目420個，意向性支持金額超過947億美元，在境外成功完成30億美元等值債券發行定價，募集資金將主要用於「一帶一路」相關信貸項目。

2016年12月，銀行（香港）汶萊分行開業，成為首家在汶萊經營的中資銀行。這對袁平來說是一個利好消息，他告訴記者，目前信達汶萊已在分行開卡，由於正在試運營期，分行尚未開通信貸業務，信達汶萊將利用這段時間不斷提高信用評級和擔保能力，爭取更多的金融支持。

資金問題解決了，項目要怎麼建？袁平心裡有自己的打算。

「我們是奔著『一帶一路』示範園去的，這個項目的定位不僅局限於汶萊，而是要輻射整個東盟。」他認為，汶萊完全有這個影響力，它是東盟十國之一，又是APEC成員，還是穆斯林的領袖國家，基於這些因素，示範效應會非常好。

按照協議，信達汶萊將在汶萊獲得一塊面積200平方公里的開發地，用於示範園區的建設。在袁平的規劃中，這200平方公里既是一個大的、整體的示範園區，又可以拆分成一個個小的示範點，通過引進不同的合作方，先打造多個佔地1平方公里的示範園，再通過這些示範園的招商和帶動能力，吸引其他企業投資進駐。

「我們有信心和決心將其打造成和汶萊友好互動、建設互動的橋樑，幫助更多的企業『走出去』。」雖然信心十足，但同時袁平也坦言，作為領頭羊，很多情況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儘管目前國內很多企業在海外投資大獲成功，但是每個地方的情況和環境都不盡相同，仍有許多海外國家的政策、法律是我們不夠了解的，還需要有關部門進行指導。畢竟我們『走出去』不僅代表個人和企業，更代表著的形象，我們要做『一帶一路』的典範，增強國家的信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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