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雄安新區最終規模不會像市場預期那麼大

自4月國中央公布設立雄安新區以來，目前，已有至少31家中央企業做出表態，以實際行動支持雄安新區建設。市場方面，雄安新區概念股受到追捧。與股票市場一樣，雄安新區及周邊區域的房地產市場也備受關注。近日，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會議上表態，嚴格控制雄安新區大規模房地產開發。那麼，未來雄安新區將如何發展？定位如何？產業如何對接？鳳凰財經專訪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對此一一解讀。

教育、行政性事業機構和企業總部等可能會優先疏解

記者：繼浦東新區和深圳經濟特區之後，雄安新區要著力發展哪些產業？如何發展，才能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李國平：實際上，一定要考慮深圳上海浦東開發的過程中，正好處於經濟上升期，所以當時追求目標以經濟增長為核心。那麼現在已經處於新常態，總的中心任務是調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和尋求產業升級和高級化，尤其河北壓力是非常大的。我認為雄安新區發展一定要和產業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大的脈絡結合起來，這個區域一定是高端的產業以及各種功能的集聚區。同時還要考慮到這個區核心的職能是起到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轉移，所以要和北京產業結構升級、轉移能有機結合起來。

北京定位是四個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那麼這四個中心以外的職能都可以認為是非首都功能。目前按照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要求可能四個方面的產業需要進行疏解。一是一般性製造業，特別是排放量比較大的一般型製造業。實際上，北京已經快速往外轉移這些產業，但這種轉移不會轉移到雄安新區，相對來說像常州等沿海地區具有承接傳統工業和一般工業能力。二是像區域性物流和批發的產業，這種產業也不會疏解到雄安，因為雄安目前人口非常少，還沒有成為一定規模。這種物流服務對象更多服務於大城市。三是疏解教育、醫療以及整個教育培訓等公共服務和一般性公共服務機構。公共服務可能還要真正區分哪些是基礎公共服務，比方說基礎教育肯定是和人有關係的，如果疏解這部分更多的是面向全國。但很多醫療往往是面向患者來進行服務的，在這樣一個新區也沒有大的人口規模時，很難進行支撐。所以更多可能是教育疏解。如果一半部分高等教育疏解到雄安，也會迅速形成一定的人口規模、消費能力以及新的創新能力，科研院所也是同理。四是疏解部分行政性、事業性機構以及企業總部等。這些可能是在整個疏解的範圍之內，但是具體疏解多少，怎麼樣疏解必須要有序，也要考慮雄安本身承載能力，雄安也不是無限制發展，也不能把它搞成一個特大城市，造成新的大城市病。

我認為雄安新區的發展規模一定要控制。那麼達到合理的經濟規模就可以的，當然新區還要考慮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在城市空間網路里發揮重要的作用，規模也不能過小，但是絕對不能過大。比方說2030年達到百萬人口級，未來兩百萬或者多一點，我覺得基本上是可以的。現在很多人衝到雄安新區投資買房，認為以後會是上海浦東、深圳千萬級人口城市，我覺得一方面不現實，另一方面也沒有必要，如果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個城市，絕對會造成新的問題。

記者：一個區域發展肯定需要產業帶動，您分析的教育、研究所或者行政機構更多是公共服務相關的產業，那雄安未來帶動發展的核心產業應該是什麼？

李國平：實際上，隨著公共機關轉移，它首先發展起來是服務業、商業。比方說教育、醫療等會帶動整個公共服務相關的服務業發展起來。比如研究院所過來了，科技研發產業可能跟進來，大學過來了，教育培訓產業可能就過來了。所以，我認為雄安新區一定是一個服務業為主導性的城市，而不能走先是工業再服務業的路子。它一定是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導的一個城市新區，或者一個發展的新區。從研究角度來看，它一定是偏輕型的、偏高端的，環境友好型的產業。

記者：那未來發展，除了首都的產業轉移扶持，其它還有什麼發展途徑呢？

李國平：院所和機構會帶來一定的市場需求，前期階段政府發揮作用非常重要，後期從造血功能來講，更多的是市場化所發揮作用。

增量疏解相對存量疏解更重要

記者：疏解非首都功能，在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已經有了這個定位，為何還要設雄安新區？

李國平：通州的疏解主要是小範圍的疏解，緩解北京中心城區的過度壓力。但它緩解不了整個北京市的過度壓力，雄安就起到了解決北京市整個的壓力的作用。它是在從京津冀大範圍角度來考慮空間結構優化的。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有些城市自身是解決不了自己發展的所有問題的，城市問題的解決是要有區域的視角。總的來說，通州是對北京市城六區的疏解，但是它對總量的調節作用微乎其微。

記者：近期，網傳國資委下屬部分在京總部企業將要搬到雄安新區，有分析認為央企集團搬遷可能性小，可能是駐京的二級企業。此外網路上也有針對位於北京的頂級學府遷址雄安新區的消息。您怎麼看？您認為企業或者教育機構會以何種方式支持新區的建設？

李國平：作為國家新的重大戰略部署，我認為各個部委、高校都會有所行動。這個過程中可能還要考慮先後緩急的問題。初級階段，可能涉及不到具體哪個高校或者企業搬遷，更多需要把雄安新區的總體規劃、控制性強制規定，產業規劃等相關規劃做出來，明確區域功能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更多是一個非常粗線條的功能，只是一個大的方向，但是具體功能定位、規模測算需要進一步規劃和研究。比如未來雄安的規模，五年以後是什麼規模？一般來說，新區的建設三五年左右僅僅能看出模樣，五年有個雛形，十年有個整體大的形象。

在這個過程中，也不可能一股腦地把一些學校、企業全遷過去，因為企業本身要自然而然地進行運作。在疏解過程中，我想更多可能考慮存量疏解和增量疏解的問題，現在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有釋放能量的需求，需要新的發展空間，然而目前北京很難提供更多發展空間，因為北京在整個未來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建設用地是減量的不是增量規劃，不斷變少。

這種情況之下，比如一個大學的校園，可能還需要500畝發展空間，如果雄安新區能提供，自然就起到了疏解作用。還有可能會在新區建分校，或者移出來部分院系，建立二級學院等都是可以考慮的。一方面考慮存量，但另一方面考慮增量調整，這種增量調整有利於雄安整體上的發展。

記者：那麼，對於存量的疏解，更多是保留嗎？

李國平：對。可能比如北京市政府確定遷至通州去，還有一部分相對核心的企業往郊區轉移，也可能還有一部分往外進行轉移。還有一些需要增量發展，北京又不能給它提供空間了，就到外邊發展。到外邊發展的話可以分散發展，但分散的發展就形不成聚集效應了，如果說都到雄安去發展，這不就形成聚集效應了嗎？儘管是第二大經濟體，但總體發展，比如人均水平還是比較低，所以還需要繼續發展。新區的發展非常有利於河北的，整個冀中南地區的發展，也有利於縮小京津冀巨大的區域差異。

記者：那搬遷的話具體以什形式呢？

李國平：教育機構方面，肯定不排除部分院校的整體搬遷。但是這個不會很大規模，因為還要考慮學校辦學的歷史傳統和母城中心城市的相互關係。新區因為它本身也有承載能力和持續性的問題，很難一下接受大規模搬遷。雄安新區也不一定搞得特別大規模，如果有幾所好的院校、研究所和央企機構，我估計差不多能支撐它發展了。

規模過大造成新的問題，規模進一步擴張會造成新的大城市病。所以在今後的城市發展理念上，千萬不要追求過大，一定要考慮質的問題，而且質一定要優於量。所以我們要考慮整個的京津冀區域里進行分散的集中布局，將來我們要建設出多中心網路化的地域空間結構，城市體系機構，以及城市內部的結構，即多中心網路化的結構是非常重要的。

雄安新區房地產可能採用租賃形式，並不是一定擁有住宅產權

記者：自雄安新區設立消息發布后，雄安新區三縣就已經表態「禁止炒房」，並採取了凍結戶籍等政策，同時，近幾日，雄安新區周邊地區也陸續出了限購政策。有分析認為，新區的房地產政策可能將採取與其他地區完全不同的新的政策。您怎麼看？您認為如何防止新區及周邊地區房地產化？

李國平：最近十年多，一線城市以及部分的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暴漲已經一定程度上對城市的生產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完全靠房地產來拉動城市發展的模式是不可取的，所以在新區的開發中一定要控制住地產開發，尤其是房價上升趨勢，高房價本身就是大城市病的重要表現。所以我們政策要探索一種新的人口經濟密集區的優化開發模式，這種優化開發模式，除了產業本身，還包括生態方面的體制機制創新，包括今後以什麼樣的住宅供給模式。對雄安新區而言，要實現居者有其屋，並不是一定擁有住宅產權，可能採用租賃形式。實際上，最近兩年，國內一些大城市包括北京，實行單位機構自建房的種模式，緩解高低價對整個員工難以購買到住房問題的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真的是會有一批的央企也好，高校也好，研究機構的話，那麼到雄安去，一定會在整個的空間規劃裡邊，他們會考慮自身的會有一些住宅到一種配置，這種配置也不一定拿到市場去交換，也可能採用自住房的形式。這樣做有什麼好處？特別便於直住接近的，也是我們避免大城市病，大家上班很近了，交通問題就解決了。所以城市交通問題，最好的城市交通是沒有交通的，就不產生交通流，所以我想這樣的時候一定要方方面面進行探索。雖然住宅的一些供給的模式的創新，我想雄安新區完全有條件進行嘗試。這就使得大家預期要進行炒房的當你沒有大的市場來支撐是很難的，就是說這個時候，政府在一些公租房，廉租房的建設過程中，我先走到前面，在這裡有工作人保證他能夠有居住的空間，我想那種非常高昂的房子也就賣不出去了，市場也就會自然而然就會冷落下來，不至於出現一輪一輪的大家炒作的形式，實際上這種炒來炒去對經濟和社會都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雄安新區最終規模絕對不像市場預期那麼大

記者：目前可能大家對雄安新區性對狂熱，比如新區概念股，多個一字漲停。因為定位和深圳上海浦級別相同。那麼，您認為為未來如何發展？

李國平：千萬避免以前的慣性思維，看新區就看規模是不是比它大？規模大可能賣東西多，消費就多。我覺得雄安新區的最終規模絕對不會有市場上大家所預期想象那麼大的規模。那麼大的規模是存在人口快速增長、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一個工業化過程中，高速經濟增長的前提之下出現的。但現在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了57%，實際到2020年我們國家的規劃只到60%，未來城鎮化水平不會像以前的每年漲1.5個百分點的增速，大概零點幾個百分點，到2030年可能接近70%，速度會緩緩增加，到80%基本就收斂了，這個時候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就會縮小。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據人口專家預測，人口大概在2025年左右到了一個拐點，到了頂峰后就降下來了。以前人口快速增長階段，更多城市承接更多的人口，現在人口一旦減少，加之進入相對比較成熟的城市化階段，城市發展更多是存量優化和質的提升。和上海浦東新區、深圳特區相比，雄安新區的未來更多是發展水平和質量方面可比，而不完全是規模和速度。

記者：關於新區的話題，全國來看，國家級新區已經有18個了。其中，有些新區發展並未達到預期目標，比如仍然是河北的曹妃甸新區，那麼怎麼避免只有新區概念，沒有新區發展的情況呢？

李國平：實際上每個新區定位都是不一樣的，以前的新區更多強調經濟增長，強調產業發展。可能一些新區在定位過程中，由於方方面面原因導致定位不準確。當前正大規模進行結構調整，鋼鐵、煤炭、化工等去產能背景下，而某個新區可能正好定位在相關產業，與時代潮流不相吻合了，所以發展起來很困難。有一些新區原來的定位沒有定好，或者是時代發展過快沒有跟上，還是停留在原有的發展模式和原有的定位上就會出現問題。

實際上，我認為比如曹妃甸區位條件，大部分條件都非常好。曹妃甸也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個平台。如果區域定位調整起來也會有一個煥發活力。實際上，只要在頂層設計上，在規劃的調整方面，再更多融入市場化力量，完全可以出現一個新的更好的新區。同時，一些新區不一定像我們所見發展不是很好，也許是一個暫時現象，如果在鎮痛調整期，調整過來了，也是可能有一個新的面貌。不能看三年，五年，可能看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這個過程中一定要很好調整，結構調整和國際的態勢，國家的發展北京有機結合起來，不能逆潮流而動，產業選擇也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