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讀懂「他媽的」，才能讀懂魯迅

魯迅是一個「異類」，錢理群也是。

魯迅的作品常常體現著尖酸與刻薄，他對新文化運動提出批評，對「科學」與「民主」抱有複雜的感情。他左手揭露維護傳統的保守主義者為「謬種」，右手批判鼓吹西方文明制度的知識分子是「資本家的乏走狗」。魯迅的這些言論，讓當時的很多文人敬而遠之，但他仍舊說「我一個都不寬恕」。魯迅這種對於時代的不滿，呼喚民眾不要沉淪，獨立思考，衝破思想和現實牢籠的呼籲，讓他在將近100年之後的今天，仍舊具有重要的意義。

魯迅與他的書房。

魯迅的這些思想也被錢理群所潛移默化的傳承。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他研究魯迅，為學生們講授現代文學史的課程。以世俗的眼光來看，錢理群已桃李滿天下，也獲得了身前身後名。他的很多學生現在都成為了文學領域的領軍人，他的文學研究著作也成了很多人追捧的經典著作。但他沒有因此而安度自己的晚年，在退休之後，積極投身於中學語文教育，跑到貴州深山為學生們講魯迅，寫文章推動中學的教育改革。雖然這些做法因觸動了某些人的現實利益而遭到抵制，但錢理群仍舊沒有心灰意冷，他決定退回書齋，繼續靠寫作表達對現實問題的憂慮。

錢理群，1939年生於重慶，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現代文學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被認為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而得到思想界的尊重。

他希望靠自己的綿薄之力，匡正現實的弊病。他不停的寫作，自我反思，自我解剖。他踽踽獨行，雖然不被很多人理解，但就如他所說的，有的時候，做事對自己的意義反而大於社會的意義。7月8日，錢理群開講《我們今天為什麼需要魯迅》，每一個時代，都應當重新發現魯迅思想的價值。

現場整理｜新京報記者 宋晨希

魯迅是誰？

首先需要討論或者明確一個問題：魯迅是誰？關於「魯迅是誰」，實際上有兩種通俗的說法。一種說法毛澤東的魯迅觀：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革命家和思想家。這「三家」並不錯，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個問題，這麼一講就把魯迅捧到天上去了，離我們比較遠。他可敬，卻不可親，也不可愛，也就談不到需要了。實際上今天很多青少年與魯迅有所隔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被這「三家」給嚇到了。

魯迅的特別體現在哪裡？簡單地說，就是魯迅的思維方式、感情方式、思想觀念、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和我們大多數人所習慣的不一樣。這樣講可能有點抽象，不妨我們來一起讀魯迅的作品，看一看屬於魯迅的觀點。

很多人問我，讀魯迅作品該讀什麼。我經常向他們推薦兩篇文章，我說你讀懂這兩篇，大概就懂魯迅了。第一篇是收在《魯迅全集》第一卷中的《論他媽的》。「他媽的」是的「國罵」，每個人都會罵。魯迅說他在農村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對父子在一起吃飯，那天的飯菜非常好吃，爸爸就對兒子說：「他媽的，你吃吧。」兒子則回答說：「他媽的，你吃吧。」這裡的「他媽的」跟我們今天說「親愛的」意思差不多。親愛的，你吃吧。所以作為國罵，大家都非常習慣了。

1973年版《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但這樣的國罵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從來沒有人寫文章談「他媽的」。魯迅論了什麼，其實就是考證了「他媽的」作為國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罵人從來就有，古代就有，《詩經》時代就有罵人的，但那時候罵人不罵「他媽的」。罵「他媽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從晉代，這是魯迅考證的結果。為什麼從晉代開始？晉代有門閥制度，講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一切都前途光明；你出身寒門，就什麼都沒有。在這種等級制度下，那些寒門出身的人當然對大家族非常不滿，但又不好也不敢公開反抗。那怎麼辦？只好曲線反抗，說你為什麼神氣，不過是有個好媽媽，那我就罵你媽，並從這裡得到快樂。但魯迅說這是卑劣的反抗，他從「他媽的」這句國罵里發現了兩個重要的東西：一個是體制中的等級制度，另一個就是國民性的弱點——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並因此得出結論：只要還有等級存在，就會不斷地有國罵。

我們不由地會想到今天。以前曾流行過一句話：「學了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現在則說：「有了好媽媽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這種等級制度正在固化，富二代永遠是富二代，官二代永遠是官二代，窮二代永遠是窮二代，在這種情況下，就很容易出現國罵「他媽的」。

從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國罵本來是個司空見慣的東西，我們平常都習慣了，沒有任何人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但是魯迅提出了懷疑，而且他不但懷疑了，還把問題開掘得如此之深。這是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魯迅在思維方式上的特別之處。

第二篇文章的題目也很怪，叫《我要騙人》。很多人都認為魯迅是說真話的，魯迅自己說，不，我並不想講假話，但是我並沒有把我心裡想講的東西全部說出來。因為我心裡想的東西太可怕了，稍微講一點，人們就會說魯迅多冷酷。魯迅說，如果有一天我把心裡想講的話全都說出來，還有人願意接近我，那麼這個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所以可以看出魯迅是有所講而有所不講，並沒有把想講的話全部講出來。

2014年版《魯迅全集》，同心出版社。

魯迅還公開承認，在一定的條件、環境下，他還要騙人。魯迅講到一個真實的故事，他說有一年冬天，他從家裡走出來，在門口遇見一個小女孩。因為那時候有很多水災，這個小女孩正在為災民募捐。這個小女孩見到魯迅就抓住他的手，說先生給點募捐吧。魯迅做何反映呢？魯迅知道，當時社會正處在國民黨的腐敗時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來的錢是不會落到災民手裡的，一定會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爺們給貪污掉。因此在他看來，小女孩募捐的事情是沒有意義的。這是魯迅心裡想講的話，但是魯迅說，我能把這個話講出來嗎？我能對小女孩說，你這樣做是沒意義、沒價值的嗎？我看到她渴望的、熱情的眼光，我就說不出話來。我不但不會對她說出真話，相反我還要騙她，說小女孩，你做得非常好，我感激你。

魯迅從兜里拿出一大把錢來給小女孩，小女孩拿到錢后，緊緊握住魯迅的手說謝謝你。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遠，她握手的溫熱魯迅還感覺得到，但魯迅覺得這溫熱像火一樣燒灼著他的心，因為他騙了這個女孩子。魯迅反躬自問，難道我能不騙她嗎？在那個時代能夠處處、時時都說真話嗎？他又想起母親，遠在北方的母親已經80多歲了，她整天念叨的是要長生不老。她對我說想要福壽，我能對老母親說你不能長壽，你遲早會死的，我能這麼說嗎？我不但不能這麼說，我還得安慰她，母親你一定長壽，因為你一生做了這麼多好事。但在我的內心裡，我感覺我騙了母親。魯迅由此得出結論，現在還不是披瀝真實的時候，因此我時刻要說謊。

不知道諸位聽了這個故事怎麼想，我聽了之後非常受震動。能夠公開說真話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夠像魯迅這樣，如此真誠、坦率地承認自己也騙人，恐怕更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也是我們每個人每一天都會遇到的問題——我們能夠說真話嗎？

要按照事實說真話

這個問題涉及我們的言說方式，魯迅因此寫過一篇文章，收在《野草》裡面，名為《立論》。其實我們講話每天都是在「立論」，魯迅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曾夢見在一個課堂里，一個老師正在教孩子們怎麼立論，然後這個老師就說了一個故事——有一戶家人生了一個孩子，過滿月的時候請親戚們來做客。有一個客人說，這孩子將來要死的，結果招致一頓好打；另一個客人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陞官，他得到了眾人的歡呼。這就說明了一個問題，說真話的遭打，說假話的受到歡迎。然後學生就問，老師，我既不願意說假話，但也不願意說真話被打，那我怎麼辦？我怎麼立論？老師對他說，你就這麼回答吧：「哎呀，這孩子，你瞧他多麼哈哈哈哈。」

文章中提出了三種說話的方式。第一種，按照事實說話，說真話；第二種，按照別人的需要說話，說假話；還有一種，說模稜兩可的話。我讀到這裡很受震動，其實我們在座的諸位，恐怕每天也都面臨這種選擇——說自己心裡想說的話，還是按照別人的要求來說話，或者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其實人的言說方式，即所謂立論就這三種，沒有第四種。每個人都面臨一個言說方式的問題，誰也不去想它，誰也不敢去正視它，但是魯迅想了，正視了，他提出來了。魯迅的特別就特別在這裡。

下面我們再看看魯迅對公認的價值觀念，即對所謂的公理、公意或定論的看法。在一個社會裡，比如我們社會，會有很多公論，如科學、民主、平等、自由和愛國等，這些都是公認的價值觀。魯迅對這些公認的價值觀持有怎樣的態度？

錢理群在7月8日的講座上。

先說科學。魯迅早在《科學史教篇》一文里就說過，科學尤其是西方的現代科學傳入，對未來的發展將會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所以他非常強調科學和科學思維。但在肯定科學意義的同時，魯迅又提出警告：如果把科學當成一種宗教，陷入科學崇拜的陷阱，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陷入了唯科學主義，那麼就可能使人生陷入枯竭，就會缺少一種美感，一種特別的想象力，以及一份人類自身所擁有的情感。當你過分理性化以後，一切都是理性思維，你就會壓抑人的非理性——例如一些根本性的記憶、情感和思維。所以魯迅說，我贊成科學，但是對科學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必須充分理解，這是魯迅的科學觀。

民主。魯迅當然是民主的支持者、鼓吹者，但魯迅也提醒我們，民主有一條基本原則叫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原則可能會導致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迫。這也很好理解，比如說網路的興盛顯現了民主的發展，但也會造成「網路暴政」，對此大家應該都有體會。所以說魯迅在肯定民主的同時又質疑民主。

平等。魯迅作為左翼知識分子，當然強調平等，但他也提醒我們，平等絕對不是平均主義。如果你強調平等，把一切都削平，你把最高的砍掉了，最低的也上不來，反而會造成新的社會問題，甚至帶來新的社會災難。所以對於平等，魯迅也是既要肯定又有質疑。

自由。魯迅當然強調自由，有記者曾經問過魯迅，說如果你現在面對一個中學生，你準備對他說什麼？魯迅說，我要對他說，第一步要爭取言論自由。但魯迅同時提出來，自由和平等可能是矛盾的。他批評當時的自由主義者，說你們講自由是對的，但如果過分強調自由，陷入純粹的精英意識，就有可能忽略社會平等。

魯迅

還有愛國。魯迅當然是愛國主義者，不過提醒我們，在存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現代社會裡面，每一個國民包括知識分子，不管有怎樣的理想信念，都應該有基本的民族立場，都應該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在這一點上魯迅是不含糊的。但按照他的思維習慣，魯迅也對過分宣揚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提出了自己的擔憂。

魯迅要人們警惕那些愛國的自大家。他舉例說，當時有這樣一些言論：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國文明雖然好，但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國人的東西早就有過；外國也有叫花子，因此最好。魯迅說，這樣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點，表現為「愛國的自大」，因此拒絕改革。現在第一了，還改什麼？然而不改革，就會走向滅亡，所以魯迅把這種愛國者稱為愛亡國者，愛的是亡國，不是愛國。魯迅提醒人們，別看外國人總說好，其實是希望成為他們玩耍的工具，所以對這種外國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由此可見，魯迅對我們習以為常、從不懷疑的東西，如科學、民主、自由、平等、愛國，都持有一種非常複雜的態度。他不是簡單地肯定或否認，而是在肯定中有否定，在肯定中有質疑。他強調既要吸取這些價值觀念，同時也要保持質疑。要在吸取與質疑、肯定與否定之間不斷旋轉，從而使自己的思考逐步深入。這是一種我稱之為魯迅式的、既有堅守又有質疑的思維模式。

什麼是真正的愛？

我們再來看看魯迅對倫理道德的看法，這在今天也是有意義的。比如說，我們今天大講孝道，其中有一個觀念叫「報父母之恩」。魯迅對此提出質疑，他說得很坦率，我想今天還是會讓一些人難以接受。父母為什麼生孩子，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要延續後代，延續生命，另一個就是想要性交。為了滿足性交的慾望而生下你來，有什麼恩可談。這是一個自然的生命過程，而有恩是什麼意思呢？這背後隱含著一種「因為我生了你，所以我有權利支配你」的邏輯。我有「恩」於你，因此你必須服從我，這完全是一種父權主義的思維，把父子關係變成權利關係。魯迅所要質疑的正是這一點。

魯迅說，你去看農村的家庭主婦，她在哺乳嬰兒的時候絕不會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愛他的子女，也絕不會想到他是在放債，將來孩子長大了要還債。所以魯迅說，實際上這都不是真正的愛，真正的愛是超越交換關係和利益關係的天性的愛。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都是出於人的本性，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而所謂的孝道、報恩，實際上是一種權利關係。這種話現在講起來可能還是會讓很多人覺得大逆不道，居然敢說父母對子女沒有恩。

《野草》

作者: 魯迅 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年12月

還有我們覺得更難接受的，是魯迅關於愛的說法。《野草》中有一篇文章叫《過客》，其中有一個細節非常有意思。有一個過客，一直一個人往前走,前方有他所要追求的東西，他走著走著，最後走累了，流血了。這時他遇到一個小女孩，出於對這個過客的同情和愛，小女孩拿出一塊破布給過客，說請你包紮一下傷口吧。我們看這個過客是怎麼反應的：他先是非常感動，立刻接受了這塊破布，連聲說謝謝。因為過客這樣孤獨的戰士，內心裡是渴望別人對他的同情和愛的。但過客稍想片刻后，又堅決地把這塊破布還給了小女孩。他說我要拒絕你對我施恩；我不但要拒絕你對我施恩，我還要像老鷹一樣在你的周圍盤旋，祝福你早日死亡。這就不能讓人理解了，他不但拒絕愛，還詛咒愛他的人。

魯迅說人的獨立選擇，常常因為愛而受到挫折，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命題。但其實在座的諸位應該很能理解這一點。我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不知道在座的有沒有中學生，中學生到了高中，到了高二、高三的階段，他要告別童年的生活，常常會有一種脫離父母的慾望。他要擺脫父母對他的束縛，所以此時子女和父母的關係非常緊張。從孩子的角度說，他要求獨立；從父母的角度說，父母對孩子有著過分的愛，而這種愛又常常建立在不了解孩子真正需求的基礎上，反而成了對孩子的束縛。有一個說法叫做「愛的專制」，認為愛有親和的一面，也有專制的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學生要想擺脫父母的束縛，其實是一種內在的反抗，想要擺脫愛的專制，而父母卻不理解孩子要求獨立的願望。這種思維方式有時很難讓人接受，但也可以從中看出，魯迅是真正懂得人性，以及人性中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的。

「是做戲的虛無大國」

我們再來看看魯迅是怎麼看待人的言說的。他對人的言說，包括報紙上的宣傳，有兩句概括：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是做戲的虛無大國。人最會做戲，最會玩弄文字遊戲，我看了很有同感。漢語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靈活的語言，任何事情不好提，用漢語一說就變好了。比如說失業，我們不叫失業，叫待崗，一聽待崗，就說明有工作的希望，好像問題就不嚴重了。這就是語言特有的靈活性，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遊戲性。魯迅因此提醒我們，在聽人講話、看人寫文章的時候要注意，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比如說我要做什麼，其實並不准備做；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要做那樣的；有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的；還有一聲不響就做了的。聽到這樣的講話或宣傳，如果你真的相信了，用魯迅的話說，你就是個笨牛；如果你還把別人說的話認真做起來，那就是不合時宜。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說謊，但每個人都做出一副相信他說謊的樣子，這便是遊戲規則。如果你說破了，你反而成為公敵。

如何看待報紙的宣傳，魯迅也認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往往它拚命說什麼，反而是因為它缺什麼。魯迅舉例說，我們平時不會想起自己的額頭或肚子並因此對它們進行特別的保護。但有一天他頭疼或者拉肚子了，便會到處講我們要注意安全，注意衛生。如果聽到這些話就以為這個人是個衛生家，你就上大當了，所以魯迅說，缺什麼才講什麼。由此魯迅做出一個很驚人的判斷，他曾經寫過一篇雜文，我覺得很值得一讀，題目又怪又長，叫《由女人的腳，推定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錢理群在7月8日的講座上。

為什麼說孔夫子有胃病呢？因為孔夫子有一句話叫「食不厭精」，說明他注意到吃飯要精細，那就是他有胃病，這還是小事。大事怎麼看報紙宣傳呢？魯迅說他有一個經驗，就是正面文章反面看。它越說什麼就證明它越缺什麼，這樣看報紙太可怕了。報紙上登出某某國軍在某地和日軍奮戰多少天，殲敵多少人，你一看就明白了，正面文章反面看，根本沒打。報道宣傳說日本某要人到訪問，沒有任何其他目的，你反面看，肯定是一個很大的陰謀。

我最近跟一個大學生談話，我說你看網路消息，千萬別隨便義憤填膺地表態，你可能義憤填膺表了半天，最後一聽是假的。進入后真相時代，對於所有的問題，包括別人講的話、宣傳的話、網路上的話，都要有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判斷，不能隨便輕信。但是反過來也不能隨便懷疑，報紙不能全都說假話，有時候也會說真話，如果什麼都正面文章反面看，就會陷入虛無主義的困境。

「人必須正視現實的不幸」

魯迅還對很多我們的思維定式，以及成為一種感情選擇的東西提出了質疑。比如人們在回憶過去的時候總有一種傾向叫避重就輕。回憶童年時總是只能想起自己最好的一面，同學聚會時的懷舊也都是講當年如何好，從不講讓人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魯迅對此提出了懷疑。他問了三個問題：第一，童年就這麼美好嗎？他寫一過篇文章叫《風箏》，現在編入教材了，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們看過沒有。魯迅回憶童年回憶什麼？他不回憶最光彩的事情，就回憶他做的一件錯事，他把弟弟的風箏給踩了。其實我們每個人在童年的時候也都做過類似的事情，但是所有人都不會去談，只有魯迅談，而且提升到一種高度，說這是對弟弟精神的虐殺，而且還不給自己後悔的機會。當我發現自己後悔了，想跟弟弟一起放風箏，但是放來放去放不了了，兩個人都老了，還放什麼鬼風箏，然後我對弟弟說，對不起，我當年踩了你的風箏；弟弟說，真的嗎，我早忘了。連道歉都不行，這是一個無法挽回的錯誤、一個痛苦的經歷。在座的朋友們大概都寫過回憶童年的文章，有哪個像魯迅這樣專門寫自己最痛苦的事情呢？

人們總是想象未來會有一個黃金世界，總覺得現在的世界如何不好，未來的黃金世界、烏托邦世界又會如何好。當人們不滿意現實的時候，就會寄望於幻想中的烏托邦世界。魯迅提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黃金世界里就沒有黑暗嗎？照樣有黑暗，而且還會有死人的情況。

《魯迅與當代》

作者: 錢理群 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1月

我在養老院生活，養老院里的老人經常講一句話：我活夠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魯迅問，人死了就能了一切嗎？他有一篇非常奇特的文章——魯迅有很多奇文，我也向大家推薦——收在《野草》里，叫《死後》，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他說我死了，死亡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的運動神經死了，不起作用了。但是如果我的感覺神經還在，我會有什麼感覺，大家不妨設想一下。魯迅說，我躺在地下，上面有獨輪車走過，有汽車走過，壓著我的頭，壓得我的牙齦都發酸了，但我不能反抗，不能動。這時候一群人走過來，大概是相當於我們今天開追悼會。一個人說：「他死了！」這個人用了嘆號，很高興，他死了！一個人說：「他死了？」用的是問號，很驚奇。還有一個人說：「他死了。」用了句號，很平淡。人們對待死亡，或者表示高興，或者表示驚訝，但我是感到憤怒，我死跟你們有什麼關係，你們活著的開追悼會，無非做戲給活人看，我卻氣得快昏厥過去了。這還不算，還有一個小蠅，在我旁邊繞來繞去，我不能動，就讓它嗡嗡地叫著：「哎呀，祝賀你死了，你該死。」我憤怒地想趕走它也趕不走，它還在嗡嗡叫，真是徹底憤怒得昏厥了過去。魯迅由此得出結論，死亡不是不幸的結束，而是新的更大的不幸的開始。這跟我們習慣性的思維完全不一樣，所以有人讓我在養老院里講魯迅，我說我不能講，我講這種問題，那老人不氣死了，但我要講魯迅就得講這個。

魯迅是一個非常不合時宜的人，因為他的思維太怪了，太反常了，太超出我們習慣的事物了。人們美化過去、未來、死亡，其實不過是想找一個精神的避風港而已。但魯迅恰恰不允許我們有這樣的避風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風，你必須正視現實的不幸、不滿和曲折；你只有一條出路——正視，而不能逃避。這跟我們大部分人的選擇是不一樣的。

本文由7月8日錢理群《我們今天為什麼需要魯迅》講座內容整理而成，有刪節，已獲主辦方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整理：新京報記者宋晨希。編輯：走走，阿東。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