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故事為何發生在清河縣？

《金瓶梅》為何對清河縣情有獨鍾

格非

《金瓶梅》是一部激憤之書，也是一部悲憫之書。在小說史上，無論是世界觀、價值觀、修辭學，還是對讀者所帶來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金瓶梅》都是空前的。

時間的流逝從未減損它的「毒素」或魅惑力。然而，在《金瓶梅》的闡釋史上，雖說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知音般的讀者和研究者，同時也積壓了越來越多的誤會和曲解。

在反覆閱讀《金瓶梅》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於十六世紀前後全球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聯繫明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脈絡，《金瓶梅》中涉及的許多重大問題，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釋。

當今社會狀況的刺激以及這種刺激帶給我的種種困惑，也是寫作此書的動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現的十六世紀的人情世態與今天現實之間的內在關聯，給我帶來了極不真實的恍惚之感。這種感覺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

我甚至有些疑心，我們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視線。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遭遇的一切，或許正是四五百年前就開始發端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大轉折的一個組成部分。

為了讓那些沒有讀過《金瓶梅》或不喜歡《金瓶梅》的讀者也能了解本書的大意，作者有意借用了隨筆體和例話體的寫作方式。當然，如果讀者對明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背景沒有興趣，也可以跳過卷一和卷二，直接閱讀後半部分的文本解讀。

清河

《水滸傳》寫至第二十一回末尾，武松始出場。敘事由此轉入武松正傳，至三十一回作結，被稱為「武十回」。武松是山東清河人士，在家鄉酒後傷人，躲在柴進庄多時。

武松遇見宋江后，忽然思念家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武大。路過陽谷縣景陽岡，打死猛虎之後，他在陽谷縣做了都頭，探望兄長一節就此耽擱了下來。

不意三二日後，武松於縣前閑玩，遇見了賣炊餅的哥哥。原來武大因武松外逃，又娶了招蜂引蝶的潘金蓮，在清河縣「安身不牢」，已搬至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

由此可見，「武十回」的主要故事，均發生在陽谷縣，與清河無涉。那麼，既然故事發生的地點在陽谷縣，施耐庵又何必多寫一個清河？在傳統的章回小說中，這種實寫一個、虛備一個的技法，通常被稱作「陪筆」。

所謂寫一個，陪一個。惟其如此，敘事方顯得闊綽自然，不至於板滯。這樣的例子，在《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中比比皆是，此處無需贅言。

《金瓶梅》雖被稱為章回體小說中第一部虛構之作——它不以歷史故事為敘述對象、具有明顯的虛構性、在相當程度上脫離了講史或歷史演義的羈絆，但其主要故事仍由「武十回」敷衍而來。或者說，「武十回」構成了《金瓶梅》敘事展開的重要契機。

簡單比較《金瓶梅》和《水滸傳》即可知道，《金瓶梅》對於「武十回」多有擇取和增益，但主要人物和事件一仍其舊，連敘事的語調也一脈相承，甚至在許多地方照錄《水滸傳》的文字，一字不差。

當然，《金瓶梅》對「武十回」也有諸多的修改，其中最使人不可理解的地方，是將故事發生的地點，由《水滸傳》的陽谷縣改回到了清河縣。此處改動，表面上看或許屬於細枝末節，但在我看來實則關係重大。

《金瓶梅》 的作者做這樣的改動，或許有他的借口。因為在《水滸傳》中，施耐庵通過陽谷知縣之口，明言清河、陽谷兩地「近在咫尺」，寫陽谷，或者寫清河，似乎在兩可之間。

問題是，《金瓶梅》保留了「紫石街」這個重要地名。我們知道，「紫石街」是武松殺嫂、潘氏勾技、王婆貪賄、鄆哥攪局的場所，而作者刻意將原屬陽谷縣的紫石街，移至清河縣中，究竟有多大的必要？

由此，作者不欲將故事發生的地點置於陽谷縣的用意十分明了。《金瓶梅》刻意要用清河來取代陽谷，其中到底隱藏著怎樣的「作者意圖」？

換句話說，為何一定要寫清河呢？

查閱宋明兩代的相關史料，在山東省境內，並無清河這樣的縣名。也就是說，《金瓶梅》 的作者，似乎是隨手從《水滸傳》中借用了清河這個地名作為故事展開的地點。

《明史·地理志》中確有一個清河縣，也有一個臨清州。清河縣遠在南方的淮安府，與陽谷縣相距遙遠，這裡暫且不論，倒是原屬山東的臨清(今屬河北省)與《金瓶梅》之間的關係值得認真推究。因為《金瓶梅》中的清河縣與臨清距離極近，甚至互相重疊。

元代大運河正式開通之後，臨清是運河航道最重要的樞紐之一，是經濟繁盛、商埠雲集、船隻匯聚的大碼頭。《金瓶梅》對清河的虛構自然是雲霞滿紙，但對於臨清的描述，卻與歷史上的臨清若合符節，經得起嚴格的歷史檢驗。

《金瓶梅》作為唯一一部描述十六世紀商業活動與市情倫理的章回小說，臨清顯然是一個更為理想的舞台。《金瓶梅》行文中正面或側面描述臨清的文字甚多。到了后二十回，作者乾脆將主要故事移到了臨清。

小說中寫陳敬濟自清河出發，去臨清碼頭照料酒店的生意，一天可以往返，說明清河距臨清很近。而《水滸傳》中與清河近在咫尺的陽谷縣，屬兗州府東平州(今屬聊城地界)，距離臨清至少兩百華里。

若說朝發夕歸，以當時的交通條件疾走四百華里，不要說手無縛雞之力的「陳姐夫」，即便是「神行太保」戴宗，亦非易事。如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實為距離臨清很近的一個縣城，可以確定無疑。

小說改陽谷為清河，其目的之一，在於拉近清河與臨清的距離，為正面描述依託北運河而興盛之北方商業經濟社會，而選擇一個相對可信的地理位置。如此而已。

《金瓶梅》中的清河不是一個普通的縣城，也是一個設立了包括衛所在內眾多衙門的所在。守備、指揮、都監、提刑等大小官員在這裡駐紮；皇親、太監等各類達官貴人也息影於此；

漕運發達，南北交匯，商業興旺，店鋪林立，街市阜盛；巨賈豪商、販夫走卒熙來攘往；

院中妓女、伶優、戲子、吹拉彈唱之徒招搖過市；南北商人、幫閑掮客、地痞無賴遊走其間。

種種物事，絕非一個地處窮山僻壤且有猛虎出沒的小小陽谷縣所能容納。作者改易地名的這番苦心，自然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若說《金瓶梅》故事發生地就是今屬河北的清河縣，似乎也有不小的問題。

且不說《水滸傳》中本來就有一個清河縣--《金瓶梅》故事的起點，源於對《水滸傳》情節的襲用，單從情節線索來說，《金瓶梅》中的武松，於陽谷縣打虎之後，即在紫石街安身，並未遠徙。

如果說河北的清河縣就是故事的發生地，那麼小說中的陽谷縣及其周邊的地理脈絡又如何解釋？

由此看來，若依照歷史或現實的實際地理狀況來按圖索驥，則不能不說，《金瓶梅》的地理設置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與悖謬。研究者要考證出故事的實際發生地，就遇到了無法解決的難題。

小說中的地理與實際地理狀況不合，自無足怪。小說家，尤其是傳統章回體小說的作者，使用煙雲模糊之法本來就是一大特權。在這一點上，《紅樓夢》的「假語村言」更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而研究者通過小說來「復原」相應時代的地理和社會狀況，也不能膠柱鼓瑟、削足適履。

無論是古典小說，還是現代小說，作者當然會透過自己的經驗描述或反映一定的社會現實狀況，但同時，這種描述又具有強烈的虛構性——它是一個「既是又非」的結構。

而《金瓶梅》的兩難在於：一方面要沿襲《水滸傳》的故事展開敘事，不得不受到原作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希望擺脫傳統章回體的既有框架，在描述社會現實方面另開新局。

比如說，它將故事的實際地點，移至北方經濟重鎮臨清，表明作者在呈現明代經濟商業活動影響之下的社會現實和倫理方面，有了全新的考慮。小說地理設置方面出現矛盾乃至悖謬，也反映了章回小說在發生蛻變時的複雜狀況。

綜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縣，與《水滸傳》中的清河縣一樣，都是虛構的，實際上並不存在。

作者沿用《水滸傳》中這個地名，並結合自己的經驗和見聞對它加以改造，既有「俟河之清」這樣的隱喻性暗示——與小說中縱情聲色、吏治腐敗、人倫敗亡的污濁構成一定意義上的反諷，同時作者也基於自己的敘事目的和需要，整合自己走南闖北的人生閱歷，調動文學想象力，拼合併建立了「清河」這樣一個特殊的故事發生地。

清河國

除了《水滸傳》中所虛構的清河以及現屬於河北省的清河縣之外，歷史上還有一個「清河國」。西漢時即有清河郡，后多次改為清河國。漢永光后仍為郡，至東漢桓帝建和二年，清河王劉慶改清河郡為清河國。曹魏時，復為郡，至西晉又置清河國。

值得注意的是，自西漢至隋代，清河郡、清河國之迭易屢屢發生，但治所大多設在臨清或臨清周邊。既然臨清本身就暗示著清河國的存在，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臨清就是「清河」。

《金瓶梅》寫至最後二十回，似乎也有意將清河與臨清混為一談，或者說將臨清與清河兩地重疊在一起。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金瓶梅》的作者不僅對古清河國的歷史沿革十分了解，且有意借用這個早已不存在的古郡國名。

也就是說，作者以《水滸傳》中的清河縣(與陽谷縣為鄰)為基礎，重構「清河」這個特殊環境的同時，也考慮到了古代清河國的存在。這也從反面襯托出臨清的重要性。

實際上，在《金瓶梅》中唯一重要的、經得起歷史和地理考證的地點，正是臨清。而作者不直接寫臨清，一方面是受到《水滸傳》情節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地理的考慮和設置上，似乎也開啟了《紅樓夢》真中有假、亦真亦假的先河。

臨清

《金瓶梅》第九十二回，陳敬濟湊齊五百兩銀子前往臨清販布，小說首次正面描述臨清：這臨清市上，是個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

這裡的「三十二」「七十二」之數，當屬虛指，並非實際數目，意在點出臨清在明末的繁華與奢靡。這與歷史上的臨清作為北運河咽喉要衝的地位以及「戶列珠璣，家陳歌舞」的盛景遙相符合。

明代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過臨清時，也曾留下「城中煙火千家集，江上帆檣萬斛來」的詩句。

據史料記載，明萬曆年間，臨清僅布店和緞店即達百餘座之多。 至於南北商船往來之密，宴飲珍饈之頻，商鋪碼頭之多，構欄娼寮之盛，歌舞管弦之喧，《金瓶梅》中多有描繪，茲不備述。

《金瓶梅》對於臨清的描述，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為實寫臨清。主要是后二十回。小說故事的地點由清河轉為臨清，小說中所涉及的臨清閘、廣濟橋、晏公廟、臨清碼頭等都是臨清實際地名，至今仍可查考。

二為實指臨清。主要為前八十回。故事地點雖在清河，但前八十回提及臨清的文字，多達十餘處。

三為移花接木的挪用。作者將許多原來屬於臨清的街巷、官署、衛所、寺廟等一併挪入清河(如清河縣的手帕巷和磚廠以及眾多守備、衛所之衙門，據考證也位於臨清)，以至於清河、臨清互為混雜。這也是導致許多研究者判定清河就是臨清的緣由之一。

這似乎足以證明，詞話本作者對臨清的地理、文化、環境、社會狀況極為了解，且很有可能在臨清長期生活過。

雖說在前八十回中，作者筆下的清河，與歷史上的臨清多有重合相仿之處，但也不能將作為主要故事發生地的「清河」一筆勾銷。否則的話，作者為何不幹脆取消清河，直接寫臨清呢？

更何況，《金瓶梅》中的清河地理、街道、商肆名稱與北京相符合者也多達十餘處，那麼我們是否就可以認定，《金瓶梅》筆下的清河就是北京呢？

順便提一下，還真有學者經過多方「考證」，斷定《金瓶梅》中的清河實際上就是北京，西門慶即為明世宗。其立論之輕率和異想天開，自無待詳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