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去世了，他是美國外交政策里強硬且不可取代的力量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發布，即使我們允許了也不許轉載＊

在 1970 年代末喧鬧的歲月里，也就是伊朗人質危機和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鷹派戰略理論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任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周五，他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家醫院逝世，終年 89 歲。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1987 年。早在白宮之前，一直到離開白宮之後的很長時間，布熱津斯基對全球事務都有著巨大影響。圖片版權：Terry Ashe/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圖片社

布熱津斯基在福爾斯徹奇的 Inova Fairfax 醫院逝世，他的女兒米卡·布熱津斯基（Mika Brzezinski）證實了這一消息。米卡是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節目《早安喬》（Morning Joe）的主播之一。

與他的前任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一樣，布熱津斯基也不是在美國本土出生的學者（布熱津斯基的出生地在波蘭，基辛格在德國），在進入白宮之前和離開白宮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在國際事務中都有巨大的影響力。在近幾十年的文章、採訪和電視節目中，他對六任美國總統冷眼旁觀，其中也包括川普（Donald J. Trump）。布熱津斯基不看好川普，也曾質疑川普外交政策的一致性。

布熱津斯基在表面上是一位民主黨人，舉例來說，他會發表反對「貪婪」的相關言論，用他的話來說，美國的社會體制蘊藏著不平等的隱患。為數不多的外交專家曾反對 2003 年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布熱津斯基就是其中之一。

1977 年，白宮橢圓辦公室，左起分別為聯絡處的黃晨（音）、翻譯官許善維（音）、布熱津斯基與美國總統卡特。圖片版權：Harvey Georges/美聯社

但至少在仇恨蘇聯的這一方面，他與共和黨站在一起，這一點與基辛格還有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總統是一致的。在他給卡特總統擔任顧問的四年時間裡，從 1977 年開始， 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用盡一切方式阻止蘇聯的擴張。

布熱津斯基支持為伊斯蘭武裝提供數十億美元軍事援助，以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蘇聯軍隊。為了不讓蘇聯支持的越南人控制柬埔寨，他還巧妙地令繼續支持柬埔寨波爾布特（Polpot）的血腥政權。

1979 年，他通過反對蘇聯在越南、非洲和古巴的入侵，阻撓了戰略武器限制條約的實施。四年後，布熱津斯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1979 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在美蘇兩國的議程中徹底消失了」。

布熱津斯基是波蘭貴族的後裔，他總是以嚴肅而令人生畏的形象示人，他有極具穿透力的眼神以及濃重的波蘭口音。美國政府也很快領教到了他的咄咄逼人。他總是很輕易地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善於在外交政策上反駁官方發言人國務卿塞勒斯·羅伯茨·萬斯（Cyrus R. Vance），兩人的衝突最終導致了萬斯的辭職。

美國國務卿塞勒斯·萬斯（右）與布熱津斯基，1978 年。兩人的衝突最終導致了塞勒斯的辭職。圖片版權：美國白宮。

萬斯支持了尼克松與基辛格中美蘇三國權力制衡的策略，但布熱津斯基不屑地稱這種策略為「雜耍」。相反，他倡導在「戰略上削弱」與蘇聯的關係，並拉近與的關係。

迅速行動

據布熱津斯基回憶，他以備忘錄的形式對卡特總統發起了攻勢，直到 1978 年 5 月獲得了訪問的許可。在國務院反對的情況下，七個月之後召開的美中會談促使兩國恢復了全面外交關係。之旅之後，布熱津斯基就在媒體見面會中對蘇聯大加撻伐，而萬斯稱其為「信口胡說」。

1980 年 4 月，賽義德·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推翻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ed Reza Pahlavi）之後，他下屬的革命武裝曾劫持了美國人質。布熱津斯基主導推動了突擊營救美國人質的行動，但這次行動卻成為了一場災難性的沙漠歷險，共有八人喪生，並且從未到達德黑蘭。直到營救任務執行前的數天，萬斯才得到通知——這成了最後一根稻草：他辭職了，說自己「很震驚，也很憤怒」。

布熱津斯基之所以會發動這場營救，難免與他對蘇聯影響的執念有關。由於伊朗盛行原教旨主義，因此很多人都對制裁和外交手段的效果不以為然，但布熱津斯基堅持認為，通過制裁和外交手段救援人質「會把伊朗推倒蘇聯一邊」。他還暗指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一事說：「成功營救能給美國打一劑等了 20 年的強心針。」

1979 年開羅，布熱津斯基一邊看著卡特和埃及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在埃及國會上發表演講，一邊數著念珠。圖片版權：美聯社

蘇聯侵略亞洲、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事絕非布熱津斯基的憑空臆測。不過，在這點上他堅持的態度，即使在美蘇關係緊張的時候也很不同尋常。他會把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會繞回到蘇聯統治稱霸的威脅上。當時的許多外交政策在制定時都認為，整體緩和美蘇兩國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是最佳方針。

布熱津斯基對學術深信不疑。他有時候更傾向於認為，理論和實際情況之間如果存在不同，那就表明實際情況存在問題。例如，當北京和莫斯科決裂時，他在 1962 年的著作《意識形態和蘇聯政治中的權力》（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中堅稱，這個共產主義集團「目前並沒有分崩離析，也不可能會分崩離析」。

蘇聯解體后，布熱津斯基同意美俄、美中謹慎建立友好關係，認為這有利於「支持全球穩定」。儘管他譴責了俄國干涉美國及其他國家選舉活動的行為，但他認為，俄國的干涉行為起到的效果只與動搖西方社會的潛在問題存在微小的聯繫。

無論如何，除了個人思想原則以外，他痛恨蘇聯體制還有其個人及歷史原因。

1980 年參觀一處巴其斯坦陸軍哨所時，布熱津斯基用機槍瞄準器望向阿富汗邊境一方。他斥資數十億美金，為伊斯蘭武裝分子在阿富汗打擊入侵的蘇聯軍隊提供軍事援助。圖片版權：Bettmann

蘇聯難民

1928 年 3 月 28 日，茲比格涅夫·卡濟米爾茲·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在波蘭華沙出生。他的父親塔德烏什（Tadeusz）是一名外交官。他先帶著全家去了法國，隨後1930 年代希特勒崛起期間，他們去了德國，最後又意外在二戰前夕到了加拿大。二戰結束時，俄國佔領了波蘭，塔德烏什·布熱津斯基沒有返回祖國，而是選擇了在加拿大退休。

1949 年，青年布熱津斯基從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畢業，並於 1950 年獲得了該校的碩士學位。之後，他繼續前往哈佛（Harvard）求學。1953 年，哈佛大學授予他政治學博士學位，並任命他為講師，當時他和基辛格同為一個教職的候選人。1959 年，基辛格獲得了副教授職位，布熱津斯基則去了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他並不總是立場一致，他會根據情況不同搖擺不定。1966 年受任加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State Department』s Policy Planning Council）時，他已經在坦率支持美國參與越南戰爭了。

1968 年，哥倫比亞及其他地區爆發反戰抗議后，他在《新共和報》（The New Republic）上寫道，學生們不該被允許「由同樣的人領導再次舉辦集會」，意指這些領導人應該受審入獄。

1981 年，布熱津斯基（右二）和白宮前幾屆政府高級官員一起，支持羅納德·里根總統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 Awacs 雷達飛機。圖片版權：Bettmann

他寫道：「如果我們無法從肉體上消滅這些領導者，至少可以把他們驅逐出境。」

然而正是在同一年，他從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辭職，抗議美國在林頓·B·約翰遜的領導下加大對印度支那戰爭的介入。

接著，他成為了副總統休伯特·H·漢弗萊（Hubert H. Humphrey）的外交政策顧問，而這位副總統曾在 1968 年總統競選中為美國加大對印度支那戰爭的介入辯護。

他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聯繫始於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這是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1973 年創立的一個組織，是一個北美、西歐和日本政治與商業領袖思考工業化國家面臨挑戰的論壇。布熱津斯基是三邊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洛克菲勒已於今年三月逝世。）

1995 年，波斯尼亞美國領導委員會（Committee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Bosnia）會議上，布熱津斯基（左）在白宮內閣會議廳聽比爾·柯林頓總統講話。圖片版權：Stephen Crowley / 《紐約時報》

1974 年，布熱津斯基邀請卡特成為三邊委員會成員。當時卡特是喬治亞州的州長，也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民主黨新星。兩年後，卡特成為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他聘請布熱津斯基擔任外交事務顧問。

爭奪影響力

從當上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起，布熱津斯基就在使用手段爭奪權力。他為自己保留了向卡特提供每日情報簡報的權利，這此前曾是中央情報局的特權。他常常會把記者叫到辦公室，要他們向他提供所謂「獨家」、不具名的簡報，然後他再用自己的方式敘述事件，這令萬斯相當煩惱。

儘管他會讓別人親密地稱他為「Zbig」，儘管他可以表現得很迷人，但他很快就開始責罵那些敢於質疑他想法的記者。一次記者頂嘴后，他說：「我要砍掉你的頭。」

布熱津斯基還是一名多產的作家。1983 年，他出版了回憶錄《實力與原則》（Power and Principle），寫了他在白宮這些年的經歷，回憶了一系列比牽制蘇聯更遠大的政策目標。他寫道：「首先，我覺得努力增加美國意識形態對世界的影響很重要，（我們要讓美國意識形態再次成為）人類希望的載體、未來的潮流。」

2009 年一場關於美國對伊朗戰略的聽證會上，布熱津斯基（右）和另一位前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面前作證。圖片版權：Matthew Cavanaugh / 歐洲新聞圖片社

他還說，他計劃通過更友好的經濟關係，恢復美國在發展中世界的影響力。但他也承認，他把過多的精力放在了那些他覺得受到蘇聯或古巴佔領威脅的國家上。

最近反對入侵伊拉克時，他預言「一個基本上獨自決定行動的美國」會「發現它只能獨自面對戰後要付出的代價與重擔，以及海外普遍且日益增長的敵意」。

在 2007 年出版的《第二次機遇 : 三位總統與超級大國美國的危機》（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一書中，他評估了那場戰爭的結果，批評了喬治·布希（George Bush）、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和小布希（George W. Bush）各自統治下的歷屆政府，說他們從 1989 年柏林牆倒塌起，就沒能充分利用機會，發揮美國的領導作用。他尤其認為小布希的政績「是一場災難」。2008 年總統競選中，他全心全意支持了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

四年後，他在《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中再次評估了美國的國際地位。在這本書里他辯稱，美國在海外的力量愈加強大對全球穩定至關重要，但這要依靠美國培養國內「社會共識和民主穩定」的能力。

他寫道，實現這些目標的關鍵在於縮小最富裕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重組金融體系，讓它的受益主體不再是「貪婪的華爾街投機者」，並對氣候變化做出有意義的反應。

他說，一個衰落中的美國、一個「曾經出於國家利益和/或原則原因認為某些國家值得保護，但現在卻不願意或不能保護這些國家的美國」，會導致「全球和地區大國曠日持久地陷入充滿不確定性、乃至可稱之為混亂的重組階段，沒有誰會成為大贏家，只會出現更多的輸家」。

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和緬因州東北港都有家宅。他娶了美籍捷克雕刻家艾米莉·貝奈斯（Emilie Benes）為妻，除女兒米卡以外還有兩個孩子：馬克·布熱津斯基（Mark Brzezinski）是一名律師，也是前歐巴馬政府美國駐瑞典大使；伊恩·布熱津斯基（Ian Brzezinski）曾擔任美國國防部長。他們目前都還健在。布熱津斯基的兄弟萊赫（Lech）和五名孫輩也都還健在。

八十多歲時，布熱津斯基還是個很活躍的老師、作家和顧問：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擔任外交政策教授，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學者，還常常作為專家評論員出現在 PBS 和 ABC 新聞節目中。

總之，你可以指望他給出強硬的意見，而且他還有分享這些想法的強烈渴望。1994 年，為了解決足球世界盃決賽中如何打破平局的問題，他甚至還提出了一種裁減球員的計劃。

他給《紐約時報》的體育編輯寫信說：「在平局的情況下，比賽應該進入突然死亡的加時賽，但此時每一隊都應該只有九名隊員，每個隊伍都必須減少兩名防守球員。這樣的調整可以提高得分的概率，把重點更多地放在進攻型打法上。如果比賽十分鐘后還沒有哪一方得分，那就每隊減少四名防守球員、再繼續比賽。」

翻譯 熊貓譯社 孫一 錢功毅

喜歡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報 ，每天看點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