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文新：中國金融的 「遵義會議」|大V觀點

水皮雜談 一家之言 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讓我想到當年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挽救了民主革命的命運，使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所以，「遵義會議」是黨在生死攸關的歷史時期重要轉折點的標誌。

在我看來，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於金融改革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第一，它正式確立了黨對金融工作的絕對領導地位，不只是金融安全，更確定了金融改革必須始終不渝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

第二，它結束了「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導金融改革的路線，糾正了金融「脫實向虛」的發展方向，這必將對經濟發展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從很大意義上說，它挽救了的經濟命運；

第三，它通過對金融監管的再三強調和制度變革，否定「金融自由化思潮」對金融業的主導；

第四，它提出金融人才必須又紅又專的問題，摒棄金融業用人「唯洋至上」的惡習。

「遵義會議」之前，黨還處在幼年時期，並不善於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對革命的規律缺乏深刻的認識，因而革命的實踐存在一個重大問題：照搬外國的經驗。

實際上，過去30年，金融改革存在同樣的問題，但照抄照搬的結果必定導致金融「脫實向虛」，而經濟偏離實體經濟這個發展的根本。

這不是小事，而是關乎經濟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尤其是在人民幣遠還達不到美元強度，甚至不及歐元、日元國際地位之時，根本沒有條件成為「服務為本的消費型國家」。

況且，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讓世界各國都明確了一個真理：一個國家的經濟如果沒有強大的實體經濟支撐，根本無法避免金融危機的衝擊。

正因如此，全球經濟結構「大轉向」，連美國都開始高舉「再工業化」的旗幟，從而想方設法重新恢復實體經濟。

但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經濟開始「脫實向虛」，2016年金融業增加值與GDP之比達到8.4%，超過美國、日本大致7%左右的水平。這樣的發展態勢不危險嗎？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了巨大的危險，隨著「貨幣市場極度膨脹、資本市場極度萎縮——金融『脫實向虛』」的日益嚴重，經濟、金融槓桿化趨勢迅速達到極值，實體經濟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實業資本所創造的財富越來越不夠金融分配——「資產荒」頻頻出現。

在此背景下，經濟增長屢次三番地衝上斷崖，迫使政府一次次大力托舉。

這絕非簡單的政府救經濟的問題，如果任由金融「脫實向虛」，經濟就無法擺脫巨大的下行壓力，而一次次托住經濟下滑必然導致政府財力不斷地大量消耗，實際上，國有企業負債率——槓桿過高，甚至無以復加，已經從一個特殊角度說明政府財力被嚴重消耗的情況。

如果有一天，再次需要政府拖住嚴重下滑的經濟，我們是否還有「繼續增加國有企業負債」的能力？如果沒有，政府用什麼托經濟？是不是要干看著經濟失速、干看著大量金融資產變成壞賬、干看著金融和經濟危機同時發作？那不是經濟最大的災難？不是最大金融安全問題？

所以，金融「脫實向虛」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也是中央必須全力扭轉的錯誤趨勢。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原因導致金融「脫實向虛」？為什麼全部金融機構同時做出同樣的錯誤選擇？這是不是與過去我們快速推進的金融改革存在關聯？存在這樣的關聯？如何破解？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前夕——2017年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專門召開會議，著重提出「改革需要協同」的問題，而且「改革成效要靠實踐檢驗，既要看單項改革的成效，也要看改革的綜合成效。

各有關方面要對已經出台的改革方案經常「回頭看」，既要看相關聯的改革方案配套出台和落實情況，又要評估改革總體成效，對拖了後腿的要用力拽上去，對偏離目標的要趕緊拉回來」。

在這樣的總體要求之下，我們再看此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是不是很有點金融「遵義會議」的味道？

還是那句話：金融改革發展不能跑偏，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第一，回歸本源——把服務實體經濟當作始終不渝的目標；

第二，結構優化——要講求金融質量，不允許貨幣套利攫取金融營養，抬高實體經濟金融成本；

第三，加強監管——堅決整治嚴重干擾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

第四，市場導向——需要「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完善市場約束機制，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所以，此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輿論不能避重就輕，不斷斷章取義，更不能偷梁換柱，弱化此次會議的重大意義。

關注

我們

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