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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雍正是暴君?一個老百姓與他吵了好幾年的架,雍正都沒殺他!

誰說雍正是暴君?一個老百姓與他吵了好幾年的架,雍正都沒殺他!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靜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義覺迷錄》一書。全書共四卷,由雍正皇帝欽定編纂,內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兩篇,后附曾靜《歸仁說》一篇,目的是為了「教育」有反清復明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這是歷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與平民囚犯進行大辯論的書,也是史上泄漏宮廷內幕、隱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國書。

《大義覺迷錄》的刊行,緣於湖南的曾靜投書案。

曾靜其人,性迂闊,喜談道學,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書生。他生於1679年,卒於1741年,湖南永興鯉魚塘鎮人。幼年喪父,母親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貧寒,他曾醉心於功名但屢試不第,於是斷了科舉入仕之念,在鄉村閉門授徒,經常向學生們散布反清言論。

雍正五年,曾靜在省城讀到了清初傑出思想家、詩人和時政評論家呂留良的文章,對「其中雖有數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間」的詩句,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呂留良有皇帝之才,無皇帝之命。

出於仰慕之情,曾靜派得意門生張熙去浙江拜謁呂留良,但當時呂留良已去世四十餘年了。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交給張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記纂一本,詩集一本,日記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詩稿一束等。不虛此行的張熙把這些著作帶回后,曾靜如獲至寶大喜過望。

靜下心來仔細研究了「革命導師」呂留良的這些文集后,曾靜更加堅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張,他先後寫了《知新錄》、《知幾錄》兩本書。在《知新錄》里,他大膽放言:「如今八十餘年沒有君,不得不遍歷城中,尋出個聰明睿智人出來做主……」;「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神器,乾坤翻復」;「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又稱:「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子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所奪。」他還集中列舉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控等,說雍正皇帝是歷史上少見的暴君。

曾靜以「華夷之分」理論入手排滿,並四處宣傳,鼓勵群眾團結起來反抗滿族統治,光復漢業,儼然一位「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啟蒙思想家。

雍正六年,曾靜聽說川陝總督岳鍾琪兩次要求進京覲見,卻被皇帝拒絕,認為岳鍾琪是岳飛的後代,而岳飛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殺的,所以岳家與滿族有世仇。曾靜便派學生張熙帶著他的書信到西安去找岳鍾琪,策動起兵反清。曾靜的書信中對雍正帝極盡責罵之詞;又以岳飛抗金的事迹激勵為作為岳飛後裔的岳鍾琪,勸他掉轉槍頭指向金人的後裔滿洲人,為宋、明二朝復仇。

岳鍾琪是岳飛的二十一世孫,出身於武將世家,祖父岳鎮邦曾任左都督、紹興總兵,岳鍾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立下戰功而升為四川提督,隨後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軍隨同年羹堯大將軍入青海平定叛亂,由於戰功卓著,加之年大將軍因為飛揚跋扈被雍正整肅,結果岳鍾琪接任了年羹堯的川陝總督位置,一時間可謂是聖眷正濃,春風得意。

但是,川陝總督這個位置一向為滿族權貴子弟所壟斷,岳鍾琪雖說是漢軍八旗出身,但依舊被人嫉妒中傷,一些人躲在暗處給雍正偷打小報告,說岳鍾琪存有反心。據雍正後來說的,足足有一籮筐之多。這些猜疑和誹謗,並非都是空穴來風。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個叫盧漢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爺帶川陝兵造反了,西城門外開有黑店,要殺人!」弄得當時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當然,這個盧漢民後來很快被抓住,經嚴格鑒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關部門最後將之從速處死了事。

「盧漢民事件」發生后,岳鍾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辭職,但雍正對此頗不以為然,他不但沒有責怪岳鍾琪,反讓岳鍾琪繼續「鼓勵精神,協贊朕躬,造無窮之福,以遺子孫!」

聖上如此寬厚待己,岳鍾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對清廷忠心不二,根本無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尋找機會報答皇上。這次張熙來勸岳鍾琪謀反,給岳鍾琪一個向皇帝效忠儘力的好機會,由於事情重大,岳鍾琪派人將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報雍正,請求如何處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諭旨中不無惱怒地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嚴加審訊。雍正還主動建議說,不要採用原先那種簡單粗暴的刑訊逼供,而要想個引蛇出洞的法子進行誘供,定要把這事查個水落石出。

於是,岳鍾琪按照雍正的密旨,開始秘密審問張熙。張熙倒還有點骨氣,打死我也不說。岳鍾琪使了個詭計,假稱前面是試探他,還和他歃血為盟,岳鍾琪見張熙已經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順勢說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於自己身邊沒有諸葛亮、劉伯溫這樣的謀士,一時也無從動手。張熙聽后,就上當了,便說自己的老師曾靜英明睿智,必定能擔此重任。不僅如此,張熙還得意地告訴岳鍾琪,他們在湖廣、江西、兩廣、雲貴六省都已發動了群眾,「一呼可定」,反清事業定然成功。

此時,岳鍾琪方知曾靜是幕後指使人。岳鍾琪獲得真實情況,馬上向雍正作了奏報。由於張熙已說出內部情節,曾靜也無法隱瞞實情,交待了他們與浙江呂毅中、呂留良弟子嚴鴻逵等人的聯繫。之後,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欒祿、副都統黨羅海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聯合拘訊曾靜。

雍正得知曾靜的荒唐之舉是受呂留良的影響后,便對早已去世多年的呂留良恨之入骨。呂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講學,很有名氣。順治時,他參加過考試,後來歸隱山林。地方官幾次以「山林隱逸」要他出來做官,他都辭謝。呂留良招徒講學,號召人們要堅持漢民族立場,不要為夷狄政權服務。在他的語言和文字中,從未承認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權。康熙時期,有人推薦呂留良做「博學宏詞」的考選,他也不參加。最後,他終於削髮當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儘管呂留良隱居山林之中,從事著書立論,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存留在大江南北,影響了大批後人。

雍正帝將曾靜與死去的呂留良嚴格劃分:「曾靜只譏及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尤較曾靜為倍甚者也。」

於是,龍顏大怒的雍正帝下了嚴旨:「將大逆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及鈔錄者,於文到日出示遍諭,勒限一年,盡行焚毀。」

清朝官員一邊在湖南逮捕曾靜、張熙,一邊在浙江嚴懲呂留良的家人。呂毅中和沈在寬(嚴鴻逵學生)被誅殺,連去世多年的呂葆中(呂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戳屍的處分。還將呂、嚴兩家直系家族凡十六歲以上的男丁全部處斬,十五歲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姦殺,就是發配功臣家為奴,刊刻呂留良之「逆書」的車鼎豐、車鼎賁,都是秋後執行斬首,孔用克、周敬輿私藏禁書,也被「斬監候」。

雍正為讓曾靜、張熙作為活口人證,對之耐心「開導」、軟化,使軟骨頭的曾靜從反清轉而竭力譴責呂留良,吹捧清王朝,並寫出《歸仁說》,從理論上陳述清朝統治的合法性,要世民「歸仁」於清。曾靜同時為自己誤信了呂留良的邪說表示痛心懺悔,說什麼「該死該剮的罪,儘是呂留良之說所陷」,誤解了英明君主。同時,又對雍正大肆歌功頌德,「皇上淵衷至仁,天性至孝,發慮至誠,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純熟,學問之深淵,歷練之縝密,處事之精詳,則又一理之渾然」,讚美:「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備,超越千古」,是「數千年而始生一大聖人」也。

後來,雍正給曾靜以特別優待,不僅沒有責罰,而且還玉食錦衣地將其供養起來。他命令地方官員安排曾靜到湖南觀風整俗使任職,又命奕祿帶他到江寧、杭州、蘇州等各省學府去現身說法,當眾認錯,並為雍正闢謠,宣揚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愛民的各種功德,以消弭全國文人的反清情緒。

通過審訊曾靜,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實隨從,在各地宣稱他用「非法手段篡奪皇位」的「內幕」,針對曾靜、呂留良及弟子嚴鴻逵的反清觀點,寫出關於清朝統治的合法性的辯論,並與曾靜的供詞及《歸仁說》,彙編成《大義覺迷錄》四卷頒發天下。這本書的書首為雍正的一篇萬言長諭,其後是訊問曾靜等人在獄中受審的供詞,最後附上曾靜的《歸仁說》一文。

四卷本《大義覺迷錄》是曾靜的文字獄的歷史記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雍正在曾靜投書案結束后,親自編纂,刊刻成書。

《大義覺迷錄》刊印后,雍正下令頒發全國所有學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不學習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義覺迷錄》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冊,分發給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發送給各省高級官員,各省督撫還收到一套作為其所在省的印書館的範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發給本省的大量的低級官員,後者繼續傳遞給縣鎮內的讀書人。

疆域遼闊的大清國中,大多數人並不識字。雍正皇帝選取了才學與道德都值得他信賴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講《大義覺迷錄》的宗旨。這些長期埋首於儒學經典與權力鬥爭中的京城官員,穿越還算繁華的市鎮,走到人煙稀少的鄉村。在所到之處,他們建立起一座座臨時「龍亭」,焚燒香料,在努力營造的莊嚴氣氛中,大聲宣講授《大義覺迷錄》。據記載,當時在蘭州的一場講授中,宣講者是鄭禪寶,大約有一萬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誠的聽講,在理應人煙稀少的酒泉,則有兩萬人加入了聽眾的隊伍。全國的其他各地,也是書聲琅琅,對《大義覺迷錄》的宣講不絕於耳。

雍正十年,轟動一時的曾靜投書案以嚴懲允祀的追隨者及呂留良後人,寬釋曾靜、張熙而告終。雍正說:「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並下令說:「曾靜系朕特赦之人。」釋放曾靜時,雍正皇帝還說:「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

然後,雍正的繼承者乾隆卻和雍正對此事的看法不一樣,甚至是背道而馳。雍正死後,新君乾隆登基僅僅四十三天,就將曾靜、張熙處以磔刑,並嚴令收繳和銷毀《大義覺迷錄》,列為禁品。若是民間有人私藏或閱讀此書者,一律處死。從此《大義覺迷錄》成為絕世罕見的一部皇帝撰寫的御制國書,湮沒二百多年不見天日,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義覺迷錄》今存雍正年間內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緒末年香港仁社書局鉛印本,中共建政后中華書局有排印本。

乾隆之所以與雍正處置曾靜謀反案大相徑庭,有他周密的考慮。他在青年時代目睹了這場文字案的前前後後,他清楚認識到:父王想將誹謗公布天下,以獲清白,卻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對曾靜謀反案和呂留良文字獄案的公開審訊和批判,實際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審判台;雍正的「華夷之別」的新釋、十大罪狀的自我辯解、皇宮中的皇家秘聞、皇子間隱私秘事、文武大臣間明槍暗箭等等,統統詳細地記錄於《大義覺迷錄》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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