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國參加「一戰」 拆毀屈辱的「克林德」牌坊

「一戰」與北京

作者：王密林

北京晚報

在中山公園南門內，有一座著名的保衛和平坊。如今時過境遷，許多遊客並不了解保衛和平坊的由來。作為明清兩朝國都的北京，存留的牌坊比別的城市都多，而保衛和平坊是其中較為特殊的一座。

保衛和平坊寬17米，高10.9米，是一座四柱三樓藍琉璃瓦頂的青石牌坊。牌坊正中鐫刻著郭沫若題寫的「保衛和平」四個鎦金大字，字跡遒勁凝重。此牌坊原建在東單北大街北西總布衚衕西口外的大街上，原名叫「克林德」坊，是為紀念八國聯軍侵華中死亡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而建。當年克林德就死於此地，此牌坊就是清政府向德國道歉的見證。誰料世事無常，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成為戰敗國，而卻成了戰勝國。於是，在協約國的提議下，將牌坊移建到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內，改為「公理戰勝」坊，坊額字為許寶蘅書寫。1952年，為了紀念在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將「公理戰勝」坊，更名為「保衛和平」坊。

1、30萬華工參與了「一戰」

1917年8月14日，北京城的百姓在這一天的政府公報上看到了當時的北洋政府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的《大總統令》：「德國施行潛水艇計劃，違背國際公約，危害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政府曾因此向德國政府提出抗議，繼而又宣告斷絕中德外交關係。但時至今日，德國潛艇攻擊如故，中立國船隻被擊毀。奧國也同德國採取同一政策。政府不得已於14日上午10時起，對德國、奧國宣告處於戰爭地位。所有以前與德、奧二國所訂條約以及與中德、中奧有關的其他國際條款、協議，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

這意味著在保持了三年多的中立后，終於宣布加入協約國陣營，正式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於1914年7月28日，因「薩拉熱窩刺殺事件」而引起大戰爆發，以德、奧為首的同盟國和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兩大陣營開始了拼殺，戰火隨即席捲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投入戰爭。戰爭爆發之初，北洋政府為避免戰火蔓延至，宣布「局外中立」。但參加協約國一方的日本，卻發起了對青島德國租借地的德國駐軍的進攻，並佔領了青島。實際上，日本軍隊也沒去歐洲參戰，其對德宣戰的目的也就是為了占青島。中立地位剛一宣布，就名存實亡，陷入了「中而不能立」的境地，再難置身事外。更為可悲的是，別的國家在的領土上交戰，政府居然宣布中立，這也是清朝和北洋政府的滑稽之處。

隨著戰局的發展，漸漸地，主張參戰成為朝野上下的主流意見。這一觀點認為參加對德作戰，從迫在眉睫處著眼，是為了應對日本的步步緊逼，為了在戰後和會上佔有一席之地；從長遠看，是為了加入國際社會，走向國際化，使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發言權。所以在宣戰以前，北洋政府即採取「明守中立，暗事參加」的「以工代兵」辦法，派遣華工出國。「一戰」期間，英法俄三國共招募華工30萬人，有的從事後方的工業生產，有的被投放到前線，從事挖掘戰壕、修築工事、野戰救護、掘埋屍體、清掃地雷、築路架橋、解運糧草、裝卸給養等工作，甚至直接參与戰鬥。據統計，整個戰爭中，約有兩萬華工付出了生命。

1917年時主政的段祺瑞亦相信，「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參加,日本對青島勢必染指掠奪」，而「德國雖系當今之強國,但眾怒難犯。料其難以取勝。將來協約國取得勝利,將成局外之人,而參加,那將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時也是戰勝國之一，和會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將提高之國際聲譽。」除了爭取國際地位外，段祺瑞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藉此抑制日本在華勢力的發展。

北洋政府對德宣戰的直接原因，是德國的潛艇無差別攻擊中立國的商船。在1917年初的一次潛艇攻擊中，543名華工不幸死亡。因此，北洋政府先是在同年3月份對德絕交，后是在8月份宣戰。

2、曾訓練三個師的參戰部隊

北洋政府在3月與德斷交后，就立刻收回了德、奧在天津、漢口的租界，撤銷兩國領事裁判權，解除在的德軍武裝，並停付德、奧兩國的庚子賠款。在8月份對德宣戰後，獲得協約國許諾：庚子賠款自1917年12月起暫緩5年償還（俄國僅同意緩還1/3)，免加利息；德奧賠款永遠撤銷（占庚子賠款總數的20.91%，其中德國9000餘萬兩，奧匈400萬兩）；改變《南京條約》「協定關稅」條款規定的5%固定稅率，允許提高5%關稅；天津周圍20里內允許暫時駐軍，以防範德奧僑民。

作為的政治中樞，北京有很多與「一戰」相關聯的遺迹，因遠離「一戰」的主戰場，過了百年，這些遺迹基本已為世人所淡忘。

筆者查閱相關文獻資料了解到，對德、奧宣戰後，北洋政府於1917年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事務」，是即將組建的參戰軍的最高指揮官。1918年3月1日，成立了參戰督辦事務處，參戰督辦處隸屬於大總統,處理國際參戰事務。作為參戰的最高統帥機構，其辦公地點設在今美術館後街路東的北洋將軍府。北洋將軍府是在1914年6月30日，袁世凱頒令撤銷全國各省都督后，在北京設立的將軍府，直接隸屬於大總統，為「軍事之最高顧問機關」，實際上是一個榮譽機構。將軍府統一授予將軍稱號，凡在一省做過都督而被解職來京者，其將軍稱號冠以「威」字，如段祺瑞是「建威上將軍」。凡在地方依舊管理軍事者，其將軍稱號冠以「武」字，如馮國璋是「宣武上將軍」（督理江蘇軍務）。

除了參戰督辦事務處外，北洋政府還成立了參戰軍訓練處，負責人稱為「督練」，由靳雲鵬充任，負責參戰軍的指揮、訓練、衛生和補給等一切事宜，地點設在北京的黃寺。

事實上，北洋政府並不像戰後一些國家所指責的僅是口頭上參戰。1917年9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宣布願意派兵到法國參戰，提出可以在6周內向法國派遣2萬至3萬名士兵。為此，還抽調精兵組建了三個參戰師，除駐濟南的第二師外，第一師駐北京北苑，第三師駐北京南苑。但是，由於日本沒有為協約國向歐洲戰場派去一兵一卒，只是派了艦隊為商船護航，因此日本也不想讓派兵去歐洲。在西方列強包括日本極力阻撓下，最終沒有能夠派兵參戰。

1918年11月11日，德國戰敗投降，協約國取得了勝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9月15日，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宣布結束對德戰爭狀態。

通過參戰，廢除了與德、奧之間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開了近代廢除帝國主義在華特權之先河；停付或緩付了庚子賠款及其他對德借款的息金，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參戰還使贏得了進入國際社會的入場券，首次以戰勝國的身份參與國際關係體系的重新安排，成為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與國際社會建構起更加緊密的制度性聯繫。戰後，通過一系列的條約與協定，還從德國獲得約8400萬元的戰爭賠款。加上在戰時所獲的德國船隻，以及被免去的庚子賠款，總收益達2.5億元。這是在近現代頻繁的對外戰爭中，唯一實際獲得的戰爭賠款。

3、 全國曾建七所德、奧戰俘營

雖然沒有派兵到歐洲直接參戰，但當時仍俘虜了上千名德奧戰俘。這些戰俘的由來分幾種，一種是1917年3月14日斷交時，北洋政府收回了漢口德租界和天津奧租界，解除了其駐軍武裝；一種是宣戰後，兩國使館的衛隊，以及兩國在軍艦上的水兵，也都成了戰俘。

為了安置這些敵國戰俘，北洋政府共建立了7所戰俘營，其中北京3所，南京1所，吉林1所，黑龍江2所，總共收容了1060名德奧戰俘。政府以「寬大矜憐之意」，對德奧戰俘「妥為待遇，以示博愛」。北京附近一開始「分設收容所兩處，一設於海淀之朗潤園，以拘禁德使館之衛隊；一設於西苑，以拘禁奧俘」。其中德國戰俘、奧匈戰俘分別於1917年4月3日和9月14日被拘入所。1918年7月29日，又設立了西苑新所戰俘營，收容了從天津臨時收容所遷來的由俄國西伯利亞逃到境內的德奧戰俘。

從西伯利亞逃來的戰俘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在與俄國作戰中被俘的德奧戰俘，被俄國送往人煙稀少的西伯利亞及遠東濱海地區的戰俘營。由於難以忍受俄方的待遇，且俄方因地廣人稀疏於看管，於是德奧俘虜大量設法脫逃。與俄羅斯接壤、無人看管的吉林省和黑龍江省便成為德奧俘虜逃脫后的流浪之地，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總得有個管飯的地方，最好的辦法就是向當地政府自首，要求被收容。

當時在北京的三個戰俘營中，朗潤園的環境最為優美。朗潤園位於今北京大學校內，居鳴鶴園、鏡春園之北，萬泉河之南。其前身在清朝嘉慶時期曾為慶親王永璘的賜園，舊名「春和園」，咸豐年間改賜恭親王奕訢，並改稱「朗潤園」。「一戰」時，朗潤園的戰俘營共收容德國戰俘49人。而西苑戰俘營則設立在西郊萬壽寺，共收容奧匈戰俘162名。西苑新所戰俘營設立在西苑兵營的原第五十一團舊兵營，共收容奧匈帝國戰俘82名。

當時北洋政府給戰俘的待遇是非常好的，還比照當時的陸海軍餉章,軍官發給薪俸,士兵按月發給軍餉。北洋政府規定:比照現行陸海軍餉章,俘虜軍官按其軍階支給薪俸,其所需伙食即由應得薪俸內開支。軍銜最高的海軍上校每月可拿到420元。普通士兵除供給伙食外,正副目每名月給四元,兵士每名月給二元。

給予戰俘人道待遇，令住在花園一樣「戰俘營」里的戰俘們，過著衣食無憂、優哉游哉的生活。每個收容所都有條件良好的宿舍，軍官們還有單獨的房間；都配備有衛生條件很好的廚房、專門的廚師，甚至還有酒吧。此外，還有浴室、理髮室，以及修修補補的小作坊。

在醫療方面，收容所有設備良好的醫務室，設有門診室、手術室、病房，其中海淀收容所還有環境優美的療養院。陸軍部還專門指定陸軍軍醫學校醫院作為德奧戰俘的專門醫院和養病之處，而身體患有疾病的戰俘甚至獲准到北戴河海濱療養。

為了滿足戰俘們的娛樂活動需求，收容所里還設有保齡球館、足球場、網球場，甚至有專為他們撿球的球童。戰俘們自發組織了樂隊，還舉行繪畫作品展覽，甚至學會了打麻將。戰俘們有通信的自由，也可以收到寄自家人的信函和郵包。

在俘虜收容所病死的戰俘被埋在收容所附近，並立有很正規、高大的墓碑，上面有照片、逝者的姓名、生卒年月日。政府對戰俘的種種優厚待遇，使戰俘們遠離了戰爭的恐怖，過著如同歐洲貴族度假般的生活，很多人多年後對這段充滿人道待遇的戰俘生涯感到慶幸。「一戰」結束后，雖然並沒有獲得所期待的平等待遇，並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但還是於1919年9月15日正式宣布結束與德國的戰爭狀態，並履行自己的國際義務，在1919年初將德奧在華俘虜一律准予遣返。

4、太和殿前的勝利閱兵式

1918年11月11日，協約國戰勝了同盟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成為戰勝國。消息傳來，人們欣喜若狂，民間的一些團體開始自發慶祝了。寒冬下的北京，開始張燈結綵，鞭炮聲響個不停。人此時真誠地相信「公理戰勝強權」，從此會成為與列強一樣的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北洋政府宣布，14日在天安門召開慶祝大會，規定從l4日到l6日、28日到30日為舉行慶祝活動日。

從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各學校放假慶祝。當天下午，北京學界舉行遊街大會，教育總長特意安排在天安門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檢閱與演講之用。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了題為《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的演說，蔡元培說：「現在世界大戰爭的結果，協約國佔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用光明主義來代他。」他還說：「生物進化，恃互相不恃強權。此次大戰，德國是強權論代表。協約國互相協商，抵抗德國，是互相論的代表。德國失敗了，協約國勝利了，此後人人都信仰互助論，排斥強權論了。世界的大勢，已到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之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主義的，好弄陰謀、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面去呵！」

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廣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紀念「一戰」勝利。太和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四周彩旗飄飄，除了中華民國的五色旗外，還有各戰勝國的國旗。一大早率先入場的是戰勝國駐華軍隊的方陣，分列御路兩側。軍人代表和中外記者則在太和殿門稍候。接著，戰勝國公使團簇擁著徐世昌、段祺瑞，由新任的陸軍總長靳雲鵬帶領，穿過太和門，進入到太和殿廣場，兩邊列隊指揮官行撇刀禮，軍樂隊奏樂，一行人登上丹陛，來到太和殿前。身穿西式燕尾服、頭戴禮帽的大總統徐世昌，作為北洋時期唯一的文人總統，他將主持民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大閱兵。在頻頻向人群脫帽揮手致意后，徐世昌在周圍眾多外國使節的注視下，開始發表演講。當演講結束，在鳴響108響禮炮之後，全部新式裝備的北洋軍士兵列隊走過太和殿前，接受中外賓客的檢閱。

閱兵式后，中央公園舉行了演講大會，躊躇滿志的民國政要們，包括總理錢能訓、參戰督辦段祺瑞等人到場發表演講。此次大會，人數上萬，每至演講高潮，聽講者歡呼連連，氣氛之熱烈，前所未有。考慮到民眾興奮激越之情，徐世昌又決定在30日舉行全城市民提燈遊行大會。教育部積極響應，特發公文號召京城大學生集體參加30日提燈大會。當天參加慶典遊行的學校有六十多所，學生達萬人之眾。當大總統徐世昌的馬車昂首駛入天安門時，圍觀的市民和學生歡聲雷動，盛況空前。

然而，這次全民對戰勝的狂歡、對公理的熱望，很快就被次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的「弱國無外交」的殘酷現實所擊碎，以致這次民國時期最盛大的閱兵很快就為人們所淡忘。但伴隨著這次盛大閱兵而來的，卻是開啟新民主主義革命大門的五四運動，由此真正地走向了新生。

5、拆毀國恥克林德牌坊

克林德牌坊又稱「克林德碑」，位於北京西總布衚衕的西口，是為紀念1900年在此被殺的德國公使克林德所建。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為了維護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八國聯軍直接出兵鎮壓義和團。1900年6月17日，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大沽口炮台後，清政府照會各國公使，宣布與各國宣戰，限24小時之內交戰國一切人員均須離京。6月20日晨，克林德無視清政府的照會，乘轎去清總理衙門，當行至東單牌樓以北時，遇到神機營章京恩海率人巡街，見洋人轎來即令其返回，克林德惱羞成怒向巡街人員開槍，恩海隨即開槍擊斃克林德。

克林德之死成為列強向清政府進行威脅、訛詐的借口之一，他們把此事列入《議和大綱》的補充條款。《辛丑條約》第一條就是讓清政府為「克大臣」在其遇難處建立牌坊一座，並讓醇親王載灃親赴德國為此事「代表大清國大皇帝暨國家惋惜之意」。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十（1901年6月25日），克林德牌坊動工修建，經過一年零七個月後於1903年1月8日竣工。整座牌坊採用傳統的四柱三間七樓式的牌坊形制，漢白玉藍琉璃瓦廡殿頂式，寬約4.7丈，高約2丈，東西橫跨繁華的東單北大街。當時牌坊上面還用拉丁、德、漢等文字，刻書著以光緒皇帝名義頒布的「惋惜凶事之旨」。在銘文中，光緒要求看到此碑的人都要「睹物思人」。而當時國人普遍把克林德牌坊視為國恥，感到深深的屈辱。

在慶祝勝利之餘，北洋政府決定拆除這一國恥的象徵。1918年11月13日，克林德牌坊被拆除。其後，北洋政府經與協約國方面磋商，由法國出面，讓德國出資用已拆除的石牌坊材料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重建一座紀念碑。當時，協約國戰後的宣傳口號是「公理戰勝，強權失敗」，因此，重建的石牌坊遂被改名為「公理戰勝」坊，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該項工程交給了北京市政公所，確定由剛剛學成回國的年輕工程師吳鼎主持設計。重新豎立的牌樓，去掉了所有屈辱的銘文，外形上也做了簡化，是一座純白色的大理石三脊單檐牌樓，樓頂仍為廡殿頂式，以藍色琉璃瓦覆蓋。潔白的坊身配以金字藍瓦，顯得色調明朗，典雅清麗。「公理戰勝」坊的碑額字為許寶蘅書寫，左右石匾分別刻有移建時間，西邊刻有公曆「一千九百十九年三月十五日」，東邊刻「中華民國八年三月十五日」。

1952年10月2日，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為了表彰人民志願軍的功績，大會決定將「公理戰勝」坊改為「保衛和平坊」。為此把中英文「公理戰勝」文字鐫去，刻上郭沫若題寫的「保衛和平」四個鎏金大字。

克林德牌坊的初建、拆毀，到「公理戰勝」牌坊的矗立，既記錄了曾飽受屈辱的國恥，更體現出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捍衛民族尊嚴、維護人類公理的不屈精神。今天，這座題額改寫為「保衛和平」的漢白玉石牌坊仍矗立在中山公園內，成為北京最鮮明的「一戰」勝利紀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