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灣學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

編者按：本文摘自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的新著《高思在云：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朱雲漢是台灣最具國際聲望的政治學者之一，對兩岸問題頗有洞見，又兼具國際視野，是少有的受兩岸尊敬的台灣學者。在《高思在雲》一書中，朱雲漢以大歷史觀解讀全球大變局與道路，深入探討了興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意義。

一、特色的政治經濟體制

到今天為止，的經濟體制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可以叫做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這是官方對自己國家經濟體制的界定。我們要對這個概念認真對待，不要把它看成一個宣傳或包裝，其實它透露了這個體制一些很重要的特徵。它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調節大多數商品市場以及勞動市場的供需，以價格來引導資源分配。從這個方面講，它充分運用了市場機制，對促進整個經濟體系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在所有權方面，這一經濟體制是有多種所有權並存的，它們之間既競爭也共生，彼此共同發展與相互引導。它們有國有的、有集體的、有民營的、有外資的。國有企業今日在，仍主導著整個經濟體系中最骨幹、最核心的部門。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20大甚至前30大的公司都是國有的，無論是金融、能源、運輸、通信、石化或鋼鐵企業，都是國有企業的天下。

到今天為止，還堅持農村土地仍舊是農民集體所有，不會輕易地跨出完全私有化這一步，因為私有化很快就會使農民喪失土地，這會導致農村出現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例如土地兼并、農民流離失所，歷史上這種教訓班班可考。所以這不是從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出發，而是根據自身的歷史經驗教訓來思考這個問題。

中共領導精英也不斷試圖解決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不均衡問題，當然，目前已經做到什麼程度見仁見智，但這個自我修正與響應社會需求的動力還是存在。這個政權不斷試圖追求平衡發展，包括讓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更完整，儘可能用財政移轉支付來化解城鄉、區域、勞資、發展和環境之間的矛盾。如果從自己的歷史角度去看，有一些措施也是史無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的農業稅；對於農村的醫療與基礎教育，由中央與地方財政全面進行補貼。這也是歷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變。

政治體制最突出的設計就是「一黨執政」。這個體製表面上看起來和世界潮流有點格格不入，但觀察的重點應該在於一黨執政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和治理能力。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是它解決了繼承危機問題和個人獨裁問題。一般而言，一黨執政常常很難克服這兩個門檻。但自從毛澤東以後，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這兩個門檻，一個是任期制，一個是集體領導。鄧小平之後，中共經歷了兩次最高領導人更替，分別是中共十六大選出胡錦濤擔任總書記，以及中共十八大選出習近平擔任總書記，這兩次領導人的新老交替分別展現了中共的任期制和接班制的實際運作，也就是領導人有任期限制，在位最多兩任(十年)，預定接班的人選在五年前就經過黨內協商后浮現，然後讓這位接班人有五年時間見習，做好全面接班的準備。

在中共體制下，各級政府與機構都有常委決策機制，解決了個人獨裁問題，貫徹集體領導。所以說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個非常強勢的「總統」——當然這個「總統」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只有最重要的決定要尋求共識。

另外，這一體制也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來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共產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提供人才篩選和內部競爭的機制，讓有一定資歷、條件與能力的人，能夠在這個體制里循序漸進，承擔更重要的責任。這個體制也鼓勵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不斷創新。中央政府本身還扮演核心的統籌角色，因為它仍有一個相當大的協調和制衡機制掌握在自己手上，包括大軍區制、人民銀行大分行制，中央控制基本能源、運輸、通信、國土資源，也控制宣傳工具與人事任命權，這些都是中央面對地方時可以發揮節製作用的關鍵手段。

但另一方面，又像是實施「聯邦制」的國家，省這一級的政府職權在有些領域比美國的州政府還要大。這個分權體制沒有憲法作為依據，但在實際運作中卻也體現聯邦制的若干特色，各個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試驗創新。其結果是，內部出現劇烈的區域競爭，不僅省和省直接競爭資源、人才與資金，甚至縣和縣之間都要競爭。例如，蘇州轄下的崑山，從一個農村突然一躍變成一個高科技產業重鎮，接下來旁邊的城市像是無錫和常州，都開始模仿它，都想變成另外一個崑山。

這一體制也有足夠誘因，讓地方政府本身成為利益主體，所以地方政府就是有能力調動與統籌自身管轄範圍內各種資源的企業集團，政府首長就像企業集團的CEO。普通的一個省就等於歐洲的一個中型國家；沿海省份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級市的GDP，就相當於一個全球500強企業所創造的附加價值。

二、世界上最複雜的人力資源管理

中共政治體制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進行人才選拔與淘汰不適任的人，確保適當的人被擺在適當位置，並且受到監督。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中央組織部是全球任務最艱巨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這個人力資源管理部門面對的管理挑戰，遠遠超過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國通用汽車還是微軟。事實上，它也遠超過我們認為最龐大的一個官方機構——美國國防部。

從某種角度來看，共產黨內部關於人才篩選、定期淘汰與選拔競爭的機制，很像美國國防部的人力資源管理。為什麼？這是一個封閉體系，所有領導層級幹部都是由內部晉陞。你想要做總司令，不可能空降，必須從少尉開始做起，從體制里逐級而上。不是每個少尉都有機會做到上尉，不是每個上尉都有機會做到上校，也不是每個上校都有機會做到少將。最後到了頂端，只剩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樣道理，美國軍隊中有幾個四星上將，有幾個三星上將？

這樣一個金字塔體系，要用什麼機制去管理、篩選？這是一個龐大的、極為艱巨的任務，其他人類社會從來沒有面臨過這樣的挑戰。在離中南海不足一公里的北京西長安街南側，坐落著一幢沒有任何標誌的大樓。大樓坐北朝南，與東西兩側的配樓、南側的門樓合圍成一座三合院式的封閉院落。院內的中央綠地、東西兩側的下沉式庭院以及周邊寬闊的綠化帶，共同營造出一種寧靜氛圍。整組建築，與西長安街對面繁華、喧囂的西單商圈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就是中共人力資源管理的總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的組織系統，管理著全國8 000多萬黨員，大約60萬黨政領導幹部。

的政治體制，雖然沒有西方經驗定義下的民主機制，但它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機制也不是純粹表面的東西，而是有它實際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幹部選拔與考核。在，很多地級市組織部每年都要委託民調機構，針對這個市的所有政府部門進行民意調查，看民眾對這些機構的表現滿意或不滿意。凡是評分最後一名的部門都會被警告，第二次再評分位列最後一名，領導人會被撤職或調職。還有，很多單位在進行內部提拔之前，會公布合格的候選人，然後讓這個單位的所有成員對這些候選人進行匿名投票。這些例子說明了有自己摸索出來的制衡與問責機制。

很多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區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市民參政要求高，這些地方的政府都有設置納入利益相關者意見的諮詢與協商機制，重大建設必須要讓居民或者是利益攸關群體參與協商機制。另外，地方政府有時候不一定會教條式貫徹中央的政策和要求，可以體現因地制宜的靈活彈性。

近年來不斷湧現群眾抗爭事件，這未必是政治不穩定的徵候；換個角度來看，這些事件頻繁地出現，意味著這個體制也允許社會矛盾和壓力的釋放，上層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默許串聯、舉報、上訪甚至抗爭的。集體抗爭是地方民眾面對無法容忍的事情時，最可能採取的自我保護手段，採取這種激烈的手段就是要讓問題曝光，曝光以後中央政府就會派人調查，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很多時候就會揭露弊端。現在中共領導層對於處理大規模群眾抗爭事件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對於大規模群眾事件地方的黨政一把手要親自處理，而且絕對不能輕易動用公安或武警介入。這些都是在面對一個快速變遷的轉型社會時的舉措。

實際上不斷在調整自己內部的很多機制，去化解社會矛盾，讓社會利益也有一定的表達機制，以及形成對幹部的制衡，即「問責」。中共中央從1999年開始試點推行領導幹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2004年全面實施，先從副廳級以上幹部開始，領導幹部在任內經手的預算與費用要經過審計才算完成離任手續，在審計過程中常會發現貪腐與濫權問題。多年來這項制度已經日益完善，並逐級向下推行，不但覆蓋國有企業與事業單位，更覆蓋村一級幹部。2015年開始，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通過了《關於開展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試點方案》，目的在於杜絕領導幹部為求快速經濟增長而破壞生態資源的短期行為。

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接班后，為了彌補高層貪腐案件對中共政權正當性的損害，開始通過王岐山主持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對貪腐問題進行嚴厲掃蕩。中紀委仿照歷代王朝使用的明察暗訪機制，全面推出中央巡視組，以及各級舉報機制。自十八大起算，到2014年底已經有54位省部級幹部落馬，還果決處置了「大老虎」周永康，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慣例。這些例子可以說明，中共內部在不斷進行對幹部管理的機制調整，有些是借鑒傳統治理經驗，有些則是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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