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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1628:長城上的裂痕

文/張洛鳴

(識局微信公共賬號zhijuzk)

對大明帝國的臣民來說,1627年是又喜又悲的一年:悲的是,傑出的木雕刻藝術家、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年僅二十三歲;喜的是,由於傑出的木雕刻藝術家、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原本烏煙瘴氣的朝局可能會迎來一點兒轉機。

不過很少有人料到,轉機竟然來得那樣快,而且還不止一點兒:就在這一年,朱由校的弟弟、剛繼位不久的明思宗崇禎皇帝朱由檢迅速搞定了東林黨人連續N年都搞不定的九千歲魏忠賢,順便把他那「五虎」「五彪」之類的黨羽一鍋全端。魏公公無奈之下,只好發了人生中最後一條朋友圈:朱由檢,你忘恩負義,洒家不伺候你了!洒家上陰間接著伺候你哥去!

沒有一個人給魏公公點贊。

那小夥伴們都在忙什麼呢?大家正忙著給另一個人的朋友圈留言:「厲害了我的皇上,您就是大明的中興之主!」「皇上才十八歲(而且還是虛歲),就能一舉拿下魏忠賢這個神奸巨蠹,真是英明神武!」「我早就看魏忠賢這夥人不是好東西,皇上懲治閹黨,可謂撥雲見日、大快人心!」當然,這些留言有的是出於真心,有的則是出於恐懼——當年,魏公公的朋友圈也這麼熱鬧的時候,他們曾去那裡寫過類似的話,雖說都是為了生存,但還是抓緊撇清一下比較好。

不過,不管是真心點贊還是吹牛拍馬的人,似乎都忽略了一個問題:朱由檢之所以能搞定魏公公,除了因為他擁有隱忍的智慧和決斷的勇氣外,還因為他擁有皇帝的身份。要知道,魏公公雖然牛,牛到九千九百歲,但他本質上仍然是個公公;明帝國的權力結構設計早已將「皇帝是唯一有權決定所有人命運的人」這一觀念刻入每個人的骨髓,皇帝只要想搞公公,一般都能搞定。

比如魏公公的前輩汪直、劉瑾,當年也都是權勢熏天的人物,隨便說句話就能上熱搜榜,相形之下,皇帝們的存在感要弱得多。可是儘管如此,皇帝一聲令下,公公們立馬就慫。

從這個角度講,朱由檢最該感謝的不是精明的自己,也不是認慫的魏公公,更不是那些點贊的大臣,而是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是他老人家設計了這個精妙的體系,確保了除皇帝外的所有人都只能狐假虎威,卻永遠成不了真正的老虎;老虎只有不想收拾狐狸,卻不會不能收拾狐狸。所以,只要朱家子孫願意,他們完全可以收放自如地駕馭汪直、劉瑾、魏忠賢,不必再像漢朝、唐朝那些被宦官折磨得死去活來的前輩一樣生得窩囊、死得憋屈。

可惜這個道理並非人人明白,何況就算人人明白,也沒人敢說。於是,在「搞定牛人的必然是更大的牛人」的邏輯下,朱由檢的「開門紅」不僅拉高了臣民對他的期望值,也拉高了他自己對他的期望值,他變得更加自信。或許,就在拿下魏公公的那一刻,他立下了更遠大的志向:朕,要成為大明的中興之主。

朱由檢是1627年當上皇帝的,但根據慣例,那一年的年號仍是他哥的「天啟」,而他做的事情,也多半是收拾魏公公和他的餘黨。所以,1628年才是新時代的正式開端,朱由檢希望他能憑藉中興偉業,讓「崇禎元年」彪炳史冊。

然而對朱由檢來說,「成為中興之主」可比「收拾魏公公」難得多了:首先,要中興,就必須先解決華為,哦,不對,是解決后金,可他解決不了后金;其次,他不光解決不了后金,還得努力避免被后金解決——拜多年堅持不懈的折騰所賜,明帝國成功地丟掉了遼東所有的戰略優勢,萬曆年間四路大軍圍毆努爾哈赤的光景一去不再返了。

這種時候,朱由檢最需要有真本事、願意幹事、還不怕死的人才,可是放眼望去,符合前兩條標準的人還有幾個,但符合最後一條的,他能想起來的就只有袁崇煥了。

於是,賦閑在家的袁崇煥被火速召見進京,召見之後,又被火速派往寧遠抗金前線。依袁崇煥這貨的脾氣,對這種工作節奏應該還是比較享受的,不過一到寧遠,他也傻了眼:那裡的士兵嘩變了。

根據各種文學和影視作品的習慣,聽說士兵嘩變,長官的畫風一般是拍桌大怒:「×他媽,反了這幫傢伙了!」因此這就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印象:嘩變=造反。然而事實上,「嘩變」不一定是「造反」,就拿這次寧遠的嘩變來說,士兵們只是因為四個月沒領到軍餉,所以罷工而已。當然,比較過分的是,他們把巡撫(省長)和總兵(軍分區司令)綁在了譙樓上,揚言領不到錢就不放人。

綜合來看,這次嘩變大體相當於罷工+討薪+綁票。

袁崇煥十分震怒——既因為「反了這幫傢伙了」,也因為「這幫傢伙」居然喝了四個月的西北風。要知道,寧遠可是前線,隨時要跟敵人拚命的,給錢都不一定有人願來,何況不給錢!當然,震怒歸震怒,袁崇煥的處理措施,還是把當地將領臭罵了一頓,又處分了幾個將領,還砍了幾個挑頭鬧事的士兵。

可是該發的錢,最終還是要發的,再不發,負責砍鬧事士兵的士兵也該鬧事了。當時的局面是:在袁崇煥抵達寧遠之前,大家為了贖回人質(巡撫和總兵),找商人借錢把軍餉給發了,但既然是借的錢,就得還;而就在袁崇煥為還錢發愁的時候,錦州和薊縣的士兵又嘩變了,原因還是欠餉。

袁崇煥再次震怒,這一次更多是因為朝廷確實不夠意思——就算你想讓這些人戰死沙場,好歹得先保證他們不會餓死沙場吧?於是他給朱由檢寫信:大哥,你得趕緊給點錢了,不然這事兒我可罩不住。

按常理說,這個要求不算過分,但一個人的出現,讓它看上去很過分。

接到袁崇煥的來信后,朱由檢高度重視,親自主持召開御前會議,專題研究發放軍餉事宜。在會上,他首先發言:「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復遼、及清慎為己任,這缺餉事,須講求長策。」然後又說:「關兵動輒鼓噪,各邊效尤,如何得了?」

這兩句話翻譯成現代文,意思大致是:袁崇煥這貨跟我說,他五年內就能搞定后金,而且自己不稀罕錢。現在突然說缺錢,幾個意思呢?要是寧遠前線要錢,咱就給錢,那其他前線都要錢,咋整?

群臣面面相覷。說實話,當時明朝的財政確實很慘淡,戶部(財政部)那邊都快揭不開鍋了,可是京城和各地都有一大堆人要養活,也難怪朱由檢犯愁。何況袁崇煥晉見的時候,光顧著吹牛了,也沒怎麼提錢的事,後來反應過來牛吹得太大,才又上書問朱由檢要權、要錢、要人。當時朱由檢給過他一些錢,現在又要,朱由檢當然奇怪:你要錢,到底是用來發軍餉呢,還是用來干別的?

其實這種時候,最好的辦法是派人去袁崇煥那裡審計,查查他到底有多少兵、需要多少開支、之前的錢都花到哪裡了,可是這樣一來,就等於明擺著告訴袁崇煥:朝廷不信任你。這當然是不行的,朱由檢可以懷疑袁崇煥,甚至可以在朝堂上公開地懷疑袁崇煥,但不可以讓袁崇煥知道他懷疑他。要知道,信任都是相互的,一旦袁崇煥知道朱由檢懷疑他的真誠,他也會懷疑朱由檢的真誠。

可是朱由檢既然已經起了疑心,這口氣出不來不行。於是,為了讓皇帝出氣,禮部右侍郎周延儒站了出來:「軍士要挾,不單單是為了少餉,一定另有隱情。古人雖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現在各處兵卒為甚麼動輒鼓噪,其中必有原故。」

「羅雀掘鼠」是唐代安史之亂中的典故,當時張巡、許遠堅守睢陽,被叛軍重重圍困,糧食吃光了,他們就挖老鼠、捉麻雀吃,寧餓死不投降。所以周延孺這段話的實際意思是:人家張巡到了羅雀掘鼠的地步,士兵也沒嘩變,你袁崇煥咋就不能克服一下困難?就算你不是另有所圖,至少也是治軍不力吧?

平心而論,這段話說得相當有水平:首先,他並沒明說「隱情」究竟是什麼,貌似給袁崇煥留了餘地;其次,他又處處暗示了「隱情」究竟是什麼,所以朱由檢聽著很舒服——畢竟他就是這樣想的。因此一聽這話,朱由檢立馬一拍大腿:「對對對,古人都可以羅雀掘鼠,也沒見嘩變,今天寧遠雖然苦一點,但又何至於到這地步呢?」

就這樣,周延儒憑這段話給朱由檢留下了不錯的印象,為日後成為首輔打下了基礎;袁崇煥則掉進了嫌疑之地,從此他再沒能從這個坑中爬出來。

但我們似乎不能因此斷定,周延儒是個壞人。當然,《明史》把這貨列入了《奸臣傳》,可是他為人精明幹練,辦事也麻利,還做出過不少政績,對這些,歷史也是承認的。大家之所以覺得這貨是奸臣,主要在於他特別喜歡逢迎朱由檢,甭管朱由檢說什麼做什麼,他都無原則地贊成:皇上您帥!您說什麼都是對的!

不過,在當時的條件下,又有幾個人能堅持原則呢?就連袁崇煥第一次在寧遠帶兵的時候(當時還是天啟年間),也給魏忠賢修過生祠,何況是周延儒?

值得慶幸的是,「羅雀掘鼠」的對話沒有傳到寧遠前線,否則士兵們一定又嘩變:你們叫我們羅雀掘鼠,你們自己怎麼不羅雀掘鼠呢?YOU CAN YOU UP啊!

然而,士兵們雖然沒聽見這話,卻也並不開心,原因還是沒錢。袁崇煥當然不敢跟士兵說,你們羅雀掘鼠吧,他只能一邊來回穿梭於寧遠、錦州前線安撫士兵,一邊不停地給朝廷寫信,讓他們趕緊給錢。

這次要錢,袁崇煥又捅了簍子。

按理說,邊將問朝廷要軍餉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但他們既沒必要、也不應該關心軍餉從哪裡出——我就要錢就好了嘛!錢從哪出,那是你們的事,我要是越俎代庖,還惹得你們不高興,何必呢。

可是袁崇煥不理這一套。在給朝廷的上書里,他屢次「請發內帑(皇帝的私房錢)」,意思非常明確:咱別來回扯犢子了,我知道戶部沒錢。可是朱由檢,你的小金庫里有錢啊,從你那裡拿點不就完了?

朱由檢可不這麼想。收到袁崇煥「請發內帑」的上書後,他又一次召開御前會議,這次連周延儒都不用了,直接自己開罵:「崇煥先前說道『安撫錦州,兵變可彌』,現在卻說『軍欲鼓噪,求發內帑』,為什麼與前疏這樣矛盾?」

皇帝發脾氣,後果很嚴重,於是大臣們紛紛……跟著袁崇煥請發內帑。朱由檢火更大了:這朝廷上的事兒,到底是你們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怎麼我還沒讓你們掏錢,你們反倒讓我掏起錢來?要是什麼事都讓我掏錢,要你們幹什麼吃的?

然而大臣們也沒法子,因為國庫真沒錢了,那時候又不流行「量化寬鬆」,不發內帑還能發什麼。周延儒只好又出來和稀泥:「臣不敢阻止皇上發內帑。現在安危在呼吸之間,急則治標,只好發給他。然而決非長策,還請皇上與廷臣定一經久的方策。」

這番話比上次那番更有水平:第一,兄弟我是替大哥你著想,現在他那邊急用錢,這次就給了吧;第二,我說了,這次給錢,是權宜之計,下次肯定不給了,你不用擔心後患;第三,我不說「你應該發內帑」,而是說「如果你發內帑,我不敢攔著」,這說明決定權還在你,你不是被臣下逼迫的,面子絕對能留住。

朱由檢果然很滿意。

袁崇煥可就慘了。雖說這次要來了內帑,解了燃眉之急,可是朱由檢已經對他非常不滿,甚至不指名地批評道:「將兵者果能待部屬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你袁崇煥能像對待家人一樣對待士兵,他們自然不會為了「錢」這種小事胡鬧,這都是你的錯。

然而,袁崇煥正是「待部屬如家人父子」的,否則他就沒必要為了部屬的利益,去惹朱由檢不高興——畢竟他本人的薪水一直在正常發放。事實上,沒有做到「待部屬如家人父子」的,恰恰是朱由檢。

朱由檢並不是個小氣鬼。他或許多疑、忌刻,但並不糊塗,更不貪圖珠寶、美女,據說當年全國最牛的網紅陳圓圓被送進宮,他都不正眼瞧一下。那他為什麼會痛恨「請發內帑」這件事呢?

答案很可能是:在他的邏輯里,他就應該痛恨。

在朱由檢看來,他的薊遼督師和關寧鐵騎,就應該餓著肚子為他打仗,就應該以無限的忠勇承擔無限的義務,就應該無怨無悔無條件地堅守在崗位上,而他本人,卻不必以同樣的方式回報他們。換句話說,他朱由檢可以不在乎他的內帑,但袁崇煥不可以不在乎;他朱由檢怎麼花內帑都是分內之事,袁崇煥讓他發內帑卻僭越了自己的本分。

因為他是皇帝。臣下為君王做的一切都是天經地義,他可以享受,但用不著感激。

然而這並不能證明朱由檢的「自私」。他生在那樣的家庭,站在那樣的位置,面對那樣的局面,自然就會有那樣的邏輯,沒有才是奇怪。何況,比起劉禪(蜀後主)、陳叔寶(陳後主)這些「肉袒出降」的皇帝,朱由檢的弔死煤山,又顯得有骨氣得多——那當然於事無補,但至少為「不和夷狄、不降賊寇,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大明王朝添上了最後一筆悲壯的註腳。

唯一可惜的是,直到那一刻,朱由檢仍然認為一切不幸都是臣民對他不忠造成的,卻從未想過自己也應該忠於他們。他知道「家人父子」的道理,卻從未把這個道理用在自己身上。

其實明朝滅亡這筆賬,不能都算在朱由檢頭上,然而當他面對著帝國最後的落日,仍不知道在那漫長而煎熬的十七年統治中,是不是也曾出現過一線曙光,讓他可能成為中興之主。

他不知道,歷史也不知道。

公元1644,歷史終於用光了最後的耐心。就在朱由檢去世后不久,滿清鐵騎衝破了萬里長城第一雄關——山海關,在隨後的幾年中,他們將席捲中原,埋葬他孜孜以求中興的大明帝國。可是,清王朝的軍隊之所以能突破長城,並不是因為城牆上出現了裂痕。

那道真正的裂痕,出現在1628,出現在人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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