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韓國總統難得善終：韓國民主化過程中的地域因素

1987年6月29日,在韓國朝野衝突陷入僵局的時候,執政的民主正義黨代表委員(總裁)盧泰愚突然發表八點民主化宣言,接受反對派總統直選0的改憲要求,並同意釋放金大中。從此,韓國進入了民主化時期。隨著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出現了韓國政治病。所謂地區主義病,又稱地域衝突(regionalconflicts)問題,指韓國社會中原本就存在的地域衝突問題在民主化進程中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惡化。韓國的地域衝突問題,表現為地域分裂和地區感情的對立,這種對立和分裂導致了地區之間的衝突,使得韓國人在進行政治選擇時不是基於政黨、政見等基礎,而是傾向於以先天的、無法更改的出生地來作為政治好惡的判斷基礎。這種狀況直接影響了韓國民主體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成熟。

公元前68年,當時朝鮮半島分成高句麗、百濟和新羅3個國家,它們互相之間經常發動領土戰爭,形成了不同地區人民之間的仇恨。全羅地區(又稱湖南地區)大致相當於后百濟國的領土範圍,而慶尚地區(又稱嶺南地區)是新羅國的一部分。高麗王朝的創立者王建統一朝鮮半島以後,視后百濟為蠻橫的叛亂之地,下令禁止雇傭后百濟人,以示懲罰。高麗王朝對后百濟(湖南人)的公開歧視持續了數百年,歧視湖南人的觀念深深植入韓國人的頭腦。到了現代,在朴正熙和全斗煥(他們都來自嶺南地區)軍政權統治時期,統治精英中有許多來自嶺南地區,這使其他地區的人覺得嶺南人作為一個整體得到了政府的青睞和重用。特別是全羅地區,由於在國家發展戰略中被忽視,全羅人的被壓抑感最深,反政府的傾向也最強。因為上述的歷史原因,在韓國,提及地區感情對立和衝突,主要是指嶺南地區和湖南之間的宿怨和對立。

造成韓國地域衝突的因素大致如下:

歷史因素

公元前18年,當時朝鮮半島分成高句麗、百濟和新羅3個國家,它們互相之間經常發動領土戰爭,形成了不同地區人民之間的仇恨。全羅地區(又稱湖南地區)大致相當於後百濟國的領土範圍,而慶尚地區(又稱嶺南地區)是新羅國的一部分。高麗王朝的創立者王建統一朝鮮半島以後,視后百濟為/蠻橫的叛亂之地,下令禁止雇傭后百濟人,以示懲。高麗王朝對后百濟(湖南人)的公開歧視持續了數百年,歧視湖南人的觀念深深植入韓國人的頭腦。到了現代,在朴正熙和全斗煥(他們都來自嶺南地區)軍政權統治時期,統治精英中有許多來自嶺南地區,這使其他地區的人覺得嶺南人作為一個整體得到了政府的青睞和重用。特別是全羅地區,由於在國家發展戰略中被忽視,全羅人的被壓抑感最深,反政府的傾向也最強。因為上述的歷史原因,在韓國,提及地區感情對立和衝突,主要是指嶺南地區和湖南之間的宿怨和對立。

地理原因

后百濟建立於892年,后被高麗王朝所征服;新羅在公元7世紀末首次統一了朝鮮半島,經歷了200年的太平盛世,奠定了朝鮮民族的基礎。935年,新羅政權移交給高麗王朝。高麗王朝雄心勃勃,要繼承新羅的輝煌和高句麗的廣闊疆土,后百濟則只是一個割據的弱小王國。包括漢城、仁川和京畿道;中部地區,包括江原道、忠清北道和忠清南道;全羅地區,包括光州市、全羅北道和全羅南道;慶尚地區,包括大邱市、釜山市和慶尚南北道;濟州島,孤懸於朝鮮半島南端。在自然地理方面,以慶尚地區和全羅地區為例:慶尚地區位於韓國的東南部,擁有平坦的大同江沖積平原,平原四周環繞著小白山,崎嶇的山脈阻礙了該地區的對外交流,使這個地區形成了與周圍其他地區不同的文化特徵;全羅地區位於韓國的西南部,轄內有金江和榮山江沖積出的肥沃平原,還有大量沿海低地,盛產糧食,是韓國的穀倉。總體上,韓國是個多山的國家,山脈構成了不同地區間的天然界限,長期以來,崎嶇的山脈限制了不同地區之間的交流,形成了各個地區在方言和風俗習慣方面的差異,鍛造了地理性和文化性的地區差別。

地理位置的不同還造成了不同地區在人口密度和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別。這種地區差別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人口密度的差別,漢城地區、京畿道、慶尚南道、湖南地區的人口密度最大,江原道、慶尚北道、忠清北道等地區人口較少;二是發展程度的差別,從朴正熙到盧泰愚,30多年來,政府在經濟發展戰略上一直把重點放在漢城和嶺南地區,釜山、馬山、慶州、浦項、蔚山得到了優先開發,其他地區則被撇在一邊。只有有效地消除地區差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地域衝突的問題。

經濟因素

在韓國現代化進程中,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十分突出。韓國人口本來就集中在漢城、釜山、大邱、仁川、光州等大城市,隨著國家迅速的工業化,人口加速向這些大城市流動,導致首都與各道之間、各道之間、大城市與其他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地區差別。如漢城特別市在面積上只佔全國土地面積的0.63%,但是卻居住著1000多萬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25%。1985年前後,韓國51%的銀行、62.2%的存款、61.4%的貸款、51.6%的所得稅、72.6%的法人稅、批發業的57.2%,電力消費的22.3%,汽車的40%,飯店的30.1%,醫院的38.8%以及大學的46.7%都集中在漢城,以至金泳三將韓國戲稱為/漢城共和國。

政治因素

60年代初期,朴正熙剛上台,嶺南和湖南之間的感情對立還不太明顯,由於朴正熙實行歧視性的開發政策,並在選舉過程中有意煽動對湖南人的地域偏見,因此,從60年代末開始,兩個地區的對立開始加劇。1980年5月,全斗煥政權鎮壓光州民主化運動,使得地域衝突顯性化。此外,在政府高層人事方面,朴正熙和全斗煥當權時期,政府官僚多來自慶尚、漢城和忠清,全羅、京畿和江原的利益受到了忽略,社會價值和財政分配也有利於慶尚、漢城和忠清三道而不利於全羅、京畿和江原,這自然引起了全、京、江的不滿,地區感情對立逐漸加劇。但是,綜觀整個威權統治時期(,由於國家對民間社會的強力控制(如政府在基層設立各種強制各地人民結合的水平紐帶,如官常會、工作場所防禦隊和鄉土預備軍等,嚴密監控人民,這種地區感情的對立還沒有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執政黨通過嚴密的組織動員,還能夠控制湖南地區。進入民主轉型階段以後,這些組織失去了運作機能,新的能夠抑制地域主義偏見的民主機制又無法儘快建立起來,韓國歷史上對湖南人的歧視重新獲得解放,並藉助於選舉政治的推動,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現代政黨政治在韓國的發展助長了地域衝突的蔓延。湖南人與嶺南人的對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使韓國的政黨無論朝野都擺脫不了地域性的限制,而且隨著民主化的進行呈現出愈益嚴重的趨勢,代表嶺南人的政黨和代表湖南人的政黨相互之間開始進行零和遊戲,嚴重阻礙了韓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黨內部金泳三(慶尚南道人)和金大中(全羅南道人)之間的龍虎鬥,因為嶺南和湖南地區的宿怨而無法妥善解決,影響了反對黨的團結。

此外,在民主化進程當中,地方自治的推行也進一步加劇了地域衝突,最顯著的是地方分割政治的加劇,即:幾個主要政黨及其領導人都以某個地域為其根據地,主要從其根據地獲得政治支持,這個根據地通常是政黨領導人家鄉所在地。比如,盧泰愚在大邱和慶尚北道,金泳三在釜山和慶尚南道,金大中在光州和全羅南北道,金鐘泌在忠清南北道。

民主化進程中地域衝突惡化的表現

提起韓國的地域衝突問題,最典型的是嶺南和湖南地區之間的對立和衝突。通過分析嶺南、湖南之間的衝突,可以弄清民主化進程中韓國地域衝突問題的嚴重性。嶺南、湖南衝突的主要內容是:湖南方面認為,在政治精英選拔和國家政策的優惠上,湖南被忽略了;經濟上,當其他地區在韓國經濟起飛過程中通過工業化經歷了快速的結構變動時,湖南地區卻被撇在一邊。湖南人受到了嶺南人控制的中央政權/體制上的歧視,對此,嶺南人應該負責。湖南人的地域感情不僅表現在對嶺南人的排它意識,而且還有把湖南地區從韓國政治共同體中分離出來的/脫離意識0的傾向。與之相比,嶺南對湖南的地域偏見是在對湖南人的性格和態度的評價基礎上形成的,這種評價滲入嶺南人的日常生活和人際交流當中,體現了一種自負的心態。根據韓國學者曹根的研究,嶺南和湖南人之間的衝突,大致有如下的特點:

第一,偏見性。嶺南、湖南間的地區感情與在成人之前所形成的定義性定向和認知性、評價性定向密切相關。但是,這一時期的各種定向的形成是建立在不確實的地域傳聞的基礎之上,因而是情緒性的,有極大的偏見;第二,否定性。嶺南人和湖南人相互之間對對方沒有肯定的評價。這樣的特性與偏見性有關,一般而言,對於一些帶有肯定性質的信息,他們會用一種否定性的過濾器加以過濾,從而形成新的解釋;第三,集團性。地區感情從本質上分析,雖然是個人心理狀態的一種直接表現,但它構成了嶺南人和湖南人的集團性意識。而且,個人的地區感情強化了集團的地域情結,而集團的地域情結則對更多的新的個人產生擴大性的影響;第四,方向性。兩地區間的地域情結,具有以特定地區為主要對象的具體方向性。即,湖南人對嶺南人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大邱,而嶺南對湖南人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光州。

長期以來,嶺南人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佔據著支配地位。1963年初,在朴正熙政權的30名部長次長中,慶北7人,慶南5人,全羅地區僅有2人入閣,且均是軍人(當時,只有對軍人才會考慮打破地區界限加以任用),表現出明顯的重用慶尚人的傾向。全斗煥時期,國家保衛委員會(國保會)是當時的最高決策機關,國保會常任委員共35人,掌握著韓國的大權,其中,慶北8人,慶南3人,漢城和京畿道各3人,沒有全羅人。在1960——1988年之間,中央政府的部長和副部長中,35%來自嶺南地區,12%來自湖南地區,同時,韓國軍隊晉陞的將軍中,31%來自嶺南地區,13%出自湖南地區;七八十年代任命的國會議員中,30.8%出自嶺南地區,14.5%出自湖南地區。經濟方面,懸殊更大,全國財閥集團所屬公司的50%以上為嶺南人所有,只有不到5%為湖南人所有,在製造業和商業領域,嶺南人控制了40%,漢城和京畿人控制了40%,包括湖南人在內的其他人只控制了20%。

嶺南人控制的韓國中央政權,其核心是所謂的TK集團0,即來自大邱、畢業於慶北高中。從朴正熙上台開始,30年來,TK集團佔據了韓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大部分關鍵位置,掌握了政府機構,30年的時間足夠讓TK集團來強固基礎,因此,要推翻他們很不容易。這使得以嶺南人為主的執政黨,在民主化過程中得以繼續執政。這種不平等的狀況造成了一種最不公正的社會歧視,即:全羅道以外的韓國人擔心,如果金大中領導的和平民主黨贏得選舉,將會在韓國推行激進的改革。這種擔心是金大中在兩次總統選舉(1987年和1992年)中都敗給金泳三的深層社會心理原因。因此,在主張實質民主的韓國人看來,民主的實現不是國家權力從執政黨轉移到反對黨,而是將權力從TK人手中轉到非TK人,或是從慶尚人手中轉到全羅人。

1987年和1988年的兩次選舉中,地區感情對立以一種大釋放的方式表現出來:1987年選舉中,嶺南地區92%的選票投給了兩位嶺南籍的總統候選人(盧泰愚和金泳三),而湖南地區89%的選票則投給了湖南人金大中。1988年的選舉實際上成為兩個地區間的競爭:盧泰愚和金泳三領導的黨取得了嶺南地區66個席位中的63個,金大中的黨取得了湖南地區37個席位中的36個。盧、金兩黨在湖南地區沒有獲得任何一個席位,而金大中的黨在嶺南地區也交了白卷。在1987年總統選舉中,盧泰愚和三金在他們各自的家鄉都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其中,金大中在他的家鄉全羅南道取得了93%的選票,就連從政壇隱退多年的金鐘泌,也在其家鄉忠清南道取得了42%的選票。如果沒有濃厚的地域取向,不可能出現如此高的得票率。1988年舉行第13屆國會議員選舉,這次選舉選出的議員中,民正黨(執政黨)議員絕大多數來自慶尚北道和京畿道,民主黨議員以慶尚南道為主,共和黨議員以忠清南道為主,平民黨以全羅南北道為主。再從各黨在黨魁家鄉的選舉結果分析,民主正義黨在盧泰愚的家鄉慶尚北道以及金鐘泌的黨在忠清南道都取得了絕對多數的席位,金泳三的黨取得了其出生地釜山市15個席位中的14個,金大中的和平民主黨獲得了全羅南北道32個席位中的31個,全羅人向金大中展現了全韓國最堅定的地域效忠(regionalloyalty)。有人因此評論說,這根本不是什麼大韓民國,這個國家已分為全羅道共和國、慶尚南道共和國、慶尚北道共和國和忠清道共和國了。

盧泰愚當選總統后,曾考慮與金大中的平民黨聯合,以使執政黨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黨,但沒有成功,於是,選擇和統一民主黨(地盤在慶尚南道)和新民主共和黨(地盤在忠清道)進行聯合,而排除了平民黨。全羅地區仍然被排除在執政黨和政府之外,進一步加深了全羅人的反政府傾向。1992年總統選舉所暴露的地區感情對立,和1988年相比有增無減。金泳三的總得票率是42%,但在慶尚地區的得票率卻高達68.8%,其中在他的家鄉慶尚南道和釜山市的得票率分別是71.5%和72.6%,而他在全羅地區的得票率只有4.2%,在光州市則僅有2.1%;金大中獲得了約33%的選票,其中在他的家鄉全羅地區獲得了90.8%的選票,在光州則高達95.8%。這說明,民主化進程的啟

首先,地區感情對立影響了反對陣營內部的團結。1987年12月總統選舉中,金大中和金泳三互不相讓,結果造成了選票的分散,使得盧泰愚以36.6%的少數獲得當選。當時,金大中得票率為27.1%,金泳三得票率為28.1%,兩人的得票率相加為55.2%,遠遠超過盧泰愚的得票率。如果兩人實現了和解,反對陣營推出單一候選人,韓國就會提前實現政黨輪替。二金不能合作的原因很複雜,其中一個最重要三的支持基礎主要在他的家鄉慶尚道,金大中的支持基礎主要在他的家鄉全羅道。慶尚道和全羅道的地域感情對立已久,就是二金之中有人願意妥協,他的家鄉人也不會答應;在地區感情對立的作祟下,1990年,執政黨(其核心是所謂的TK集團)和金泳三領導的以慶尚南道為支持來源的反對黨實現了合併,從而建立了以慶尚道為基礎的保守聯盟,削弱了反對派的力量。此外,地區間的對立,將韓國勞工運動以出生地域不同加以垂直分割,削弱了勞工運動的力量,使之無法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其次,對韓國政黨政治的成熟產生了負面影響。以1988年的國會選舉為例:各黨的票倉與黨魁的出生地基本一致,這使韓國的政黨成為圍繞黨魁出生地組成的地域性政黨,沒有一個政黨能享有全國性的支持。政黨政治和選舉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兩大支柱,沒有一個能夠凝聚全國選民政見的黨,就無法建立成熟的民主體制。

第三,在經濟上,地區感情對立這種/非正式的政治造成了韓國全國地區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不平衡,那些產生了大量統治精英的地區攫取了韓國經濟增長的很大一部分。比如,1958年到1983年,全羅地區的製造業雇傭數從佔全國的13.1%降到5.4%,慶尚地區則從28.6%上升到41%。

最後,造成了種種與民主精神不相符合的政治現象。韓國國會議員為了鞏固自己在地方的基礎,紛紛運動和深入進行並沒有緩和反而加劇了地域衝突問題

地域衝突對民主化的危害

地區感情對立,人為地將韓國社會分為互相對立的群體,影響了韓國社會的團結。韓國頗具影響力的東亞日報評論說,這是韓國民主化時期最痛苦的現實。還有人指出,韓國的地區感情的對立,是造成政治和國民分裂、妨礙國家發展的亡國病，導致韓國威權政體的持續和向民主過渡的延誤。金大中把嶺南和湖南之間的宿怨稱作韓國國內的東西問題,現在,地區感情問題把我們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所有領域的事都給弄壞了,這是韓國社會最大的爆炸性因素,金大中還從南北統一的角度來強調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如果韓國連這個都解決不了,那麼又怎麼能和在共產黨制度下生活過來的、思維方式和其他所有方面都與我們大不相同的那些人去和解並生活下去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金大中建議,在總統選舉方式上向美國學習,建立合作夥伴制度,設置副總統,並給予副總統以某些實際權力,這樣,湖南人就有機會成為國家領導人,湖南地區長期處於政治邊緣的處境和被壓抑感將得到緩解。

可以說,地域之間的對立和衝突是韓國社會的一道政治裂縫,這種非理性的集團性情感或意識對韓國政治起了特別負面的影響。如果任由這種對立繼續下去,/就很難達到(韓)民族共識與和諧國家重大事務將因地域分裂而無法討論,在建立了非正式的組織私組織，如聯誼會、宗親這種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這些組織平時由議員提供活動經費,接受議員的指導和監督,發展成員間的友誼,維護共同利益,選舉時則利用這些組織成員的各種關係,配合政黨的地方支部,全力為議員拉票。有的議員財力雄厚,一人控制了12個團體,涉及的行業有計程車司機、理髮師、攤販業等;還有的議員,選舉時在宗親會的支持下從2000個家庭得到了選票;為了拉選票,候選人還濫作承諾。1985年國會選舉中,民主正義黨的92位候選人向地方選民作了建設4016項中小工程的承諾,這些工程的總造價為5萬億韓元(69億美元),是當年政府用於支援地方經濟的財政預算的2.8倍。韓國朝野政黨也意識到地域衝突的嚴重性,他們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在1990年底國會議員補缺選舉中,金大中的平民黨特意挑選了一位慶尚地區出身的候選人參與湖南選區的競選,以此來表示平民黨化解地區對立的決心和誠意,選舉結果,這位慶尚人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這件事情在韓國引起了轟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許多人對全羅人的偏見。平民黨也因此受益,他們得以很容易地在大邱市和慶尚北道建立了地方黨部。執政的民主正義黨也有意識地啟用一些湖南人,以改變/地域政黨0的屬性,擴大民正黨的社會基礎。

總之,韓國民主化進程中,地域衝突問題呈現出惡化的趨勢。地域衝突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國家的歧視性發展政策造成了地區差別,民主化進程中此問題的嚴重惡化,既是根深蒂固的地區感情對立藉助民主化大環境進行大釋放,也是民主化初期民主體制尚不健全造成的。因此,要解決地域衝突問題,根本的出路在於消除地區差別,關鍵在於完善民主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韓國社會由來已久的地域衝突問題,實現韓國社會的團結和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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