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康書記肯定遇到了假的「秘書幫」！真正的「二號首長」腐敗讓人觸目驚心…

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共產黨工作機關條例（試行）》（下簡稱《條例》）。條例中規定，黨的工作機關不設正職領導助理，一般不設秘書長。《條例》對秘書長管理任用的規範，再次挑起了官場秘書文化的討論。

在新近熱播大劇《人民的名義》里，「秘書幫」的代表人物李達康以其改革促進派的形象，圈粉無數。但比起達康書記這樣的假「秘書幫」，現實官場中大搞山頭主義、團團伙伙的秘書腐敗現象，或許才更加觸目驚心。

在近二十年來落馬高官中，就不乏高級幹部「秘書」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來查處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團原副總經理李華林等，多名曾任過高層領導秘書的官員落馬，都讓秘書群體的規範管理任用引發廣泛關注。

作為領導幹部助手的秘書，本應無權無勢，卻為何能呼風喚雨，成為一些人眼中的「二號首長」，甚至墮入腐敗深淵？

拐杖化生存

領導的「秘書依賴症」

秘書只是領導幹部的助手、參謀和事務處理者，是一般的工作人員。 可在現實官場中，「欲見領導，先求秘書」幾乎就是潛規則，秘書的地位、作用往往非同小可。

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秘書從屬的領導幹部大都是部門、地方或單位的「一把手」，經常有人有求於他們，或反映情況，或請示批複，能否上傳或誰能求見都由秘書來安排。可以說，秘書在黨政機關運行過程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作為領導身邊的工作人員，其是領導的重要參謀助手，「人微言重、官小權力大」。

神秘、低調、謹慎，是絕大部分秘書留給外界的第一印象。在人們眼中，他們衣著得體，肥瘦適度，一副洞察世事的樣子；他們做事有條不紊，不急不躁，隨時保持聽從領導召喚的姿態；他們拎公文包、話不多，很多時候總是波瀾不驚地點頭或搖頭。

一些地方領導特別是縣市級領導往往患有「秘書依賴症」，「拐杖化生存」嚴重。在一些縣市區，縣委書記的秘書一般是縣委研究室主任兼任，主要作用是寫材料、發言稿等，有些秘書還負責縣委書記的飲食起居，甚至每天早上負責叫領導起床。有些領導幹部檢查工作，走的是秘書和基層領導幹部安排好的線路，聽彙報是秘書篩選過的內容，作報告是念秘書寫好的稿子。一些秘書還要在領導的講話稿中標明哪個地方要停頓一下，哪個地方要加重語氣，哪個地方要鼓掌。以至於有領導在念稿時將「此處應有掌聲」也一併讀了出來，成為頗具諷刺意味的笑話。

正因為過度依賴秘書，在過去，秘書選用的「人治」色彩明顯。在一些地方，秘書人選往往由領導自己挑選，領導看上誰，就選到身邊擔任秘書。比如，有些領導履新會把原來信任的人帶過來做秘書。有些新任領導會讓相關部門給他推薦幾位人選，領導會先看個人履歷，也會去考察這幾位候選秘書的人品、工作能力、業務水平、性格等，但他肯定會挑選和自己合得來的。在選用秘書時，領導幹部的個人喜好往往佔據上風。

警惕「身邊人」

反腐中不可忽視的「秘書幫」

領導幹部自己挑選的秘書上任后，出於感情和被信任等複雜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工作關係與個人感情關係難以分開的現象，甚至由工作服務關係變成可怕的人身依附關係。這樣的秘書很容易以「身邊人」身份，與領導幹部達成默契。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官員自身不正、貪污腐化，就容易將公權私有化，助長身邊秘書的權欲貪念，甚至結成利益聯盟，形成山頭、團伙，導致腐敗。

十八大之後，一些曾經擔任過秘書職務的官員落馬，而這些落馬的「大小秘書」們因工作經歷有著種種相似之處。

２０１３年６月，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公開履歷顯示，郭永祥從一名石油工人開始，在石油系統內成長為副局級幹部后調任四川，其後多年先後擔任四川省委副秘書長，省委常委、秘書長等職務。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稱，四川省政協主席李崇禧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已經接受組織調查。公開資料顯示，李崇禧在２０００到２００２年間曾擔任四川省委常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是郭永祥的「前任」。

緊隨其後落馬的海南省副省長冀文林，從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之間，先後在國土資源部、四川省委、公安部擔任過秘書一職。

冀文林曾是周永康極其信賴的秘書。2013年，石油幫一系列高管落馬，冀文林也被有關部門談話多次。2014年2月18日晚間，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海南省副省長冀文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2月19日，《經營報》以「冀文林『歸案』『 秘書幫』淪陷」為題進行了報道。報道中明確點出：「隨著冀文林的落馬，曾經擔任某卸任常委秘書的多位政府及中石油高層相繼歸案。」至此，中石油腐敗案爆發以來，「秘書幫」也正式浮出了水面。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李真被帶走

比如，「河北第一秘」李真，數年間通過職務之便先後收受賄賂、非法佔有公私財物、收受貴重物品等，共計摺合人民幣1051.09萬元。秦裕，曾被上海一些幹部群眾稱為「上海第一秘」，卻利用職務為他人謀利，從中索取、收受賄賂款物摺合人民幣682萬餘元。

不少落馬秘書都是「貪腐掮客」。淮南市原市委書記陳世禮的秘書王傳東，利用職務之便，多次安排他人與陳世禮見面，先後七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幣46.8萬元、美元0.2萬元、購物卡2.4萬元。

為個人謀取私利的秘書更不在少數。深圳市原副市長王炬，他將兩個原秘書蔡建輝和張焱分別安排到了深圳市規劃國土局規劃處處長、深圳市政府辦公廳正處級幹部崗位。以他為靠山，二人為開發商審批「排除障礙」，收取「關照費」。

由於秘書地位特殊，往往擁有一種領導幹部延伸下來的隱性權力，級別越高的領導幹部的秘書，活動能量和空間就越大。因此，有些秘書就會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操弄上傳下達的「安排權」，把「安排權」變成弄權斂財的途徑；有些秘書會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插手一些項目、工程、企業及各種活動，有時還充當顧問；有些秘書則向當事人透露權力機構的內情，為其謀划，打通關節，獲取有關方面的支持，提供方便、大開綠燈，以從中獲得報酬。

追根溯源

「秘書幫」涉腐的病根在這裡

這些案例警示我們：「秘書政治」已經成為滋生腐敗大案、窩案的土壤，秘書腐敗不容小覷。正是因為秘書具有特殊的身份和權力，秘書中的腐敗分子們或買官賣官、權色交易，或明示、暗示家屬違法亂紀，其腐敗的表現形式可謂多種多樣：

一是利用地位優勢，成為貪腐掮客。秘書從屬的官員大多是單位、部門的「一把手」，很多決策事項往往是這些「一把手」說了算，所以經常會有單位或個人有求於他們。通常情況下，有求於官員者的願望能否達成，關鍵還在於能否將上述意願及時向領導反映，在這個過程中，秘書就成為十分關鍵的人物。

這些有求於官員者，多數就會通過給予秘書好處，由秘書引薦或為其美言，得到接近官員的機會。這樣的秘書就成了官員的貪腐掮客，或專門為權力尋租牽線搭橋，自己從中收取「過橋費」；或利用秘書職務便利為其他辦事人員設置門檻，從而趁機撈取好處費。

二是利用信息優勢，開闢「自留地」。很多官員的專職秘書不僅是其工作上的參謀、助手和事務執行者，同時也是生活中的「管家」和「保姆」，全面負責官員的衣食住行。正是由於秘書與官員之間這種特殊的親密關係，使得秘書具有得天獨厚的信息資源。

不少走向違法犯罪腐敗深淵的秘書，就是充分利用自己接近領導幹部的獨特優勢，開闢「自留地」創造權力尋租空間，謀取非法利益。有的秘書利用掌握的內部信息，插手或直接操控一些重大工程項目；有的秘書則暗地裡開辦與單位業務對口的企業或者以優勢信息為對價「入股」相關公司企業。

三是與官員聯手合作，結成腐敗同盟。由於某些官員有「拐杖化生存」現象，官員與秘書之間就形成了緊密的人身依附關係，這使得他們之間的利益趨同化。

一旦成為利益共同體后，官員與秘書就會互相保護、互相隱瞞，甚至互相推動，形成牢固的腐敗同盟。這種集體式的腐敗給腐敗案件的查處增加了很大難度，而這些案件一旦被查處，很多就是大案、窩案。

打掉「團團伙伙」

讓秘書回歸「本色」

近年來落馬的一些「大老虎」背後，多有一幫官員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勾連，形成一個個或明或暗，或鬆散或緊密的「幫派」「團伙」。除了上述的秘書幫，還要【石油幫】【山西幫】等。

【石油幫】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國務院國資委主任、黨組副書記蔣潔敏被宣布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蔣潔敏因此成為十八大后第一個落馬的中央委員。在其宣布被查的前後一周時間內，冉新權、王永春、李華林和王道富也相繼落馬，他們都曾在石油系統內擔任高管職務。有媒體稱之為「被一窩端的油老虎」或「石油幫」。

【山西幫】「山西官場地震」成為２０１４年中紀委反腐的熱詞，不少落馬的山西籍官員被通報接受調查時，都涉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而多名主政山西的官員與在外地從政的山西籍官員的落馬，被媒體解讀為「山西幫」。

十八大后，杜絕官場中的「山頭主義」「團團伙伙」成為反腐關鍵詞。在國內反腐高壓態勢之下，打「老虎」拍「蒼蠅」動作頻出，遏制秘書腐敗，打掉「山頭主義」「團團伙伙」，已經成為當前反腐工作的必然要求。

以『秘書幫』為例，秘書和官員，本身就是個小團體，是山頭派系的核心和萌芽，再加上官員信得過的下屬、親人，以及秘書的關聯人員，就形成了山頭派系的骨架。

應該明確，秘書是職員而非官員，要讓秘書回歸「本色」，實現秘書與領導關係「正常化」，就必須通過制度規範，從規範官員權力、健全信息管控機制、完善秘書選任機制以及建立秘書監督機制等多方面發力，構建一個切實有效的秘書腐敗防控體系。

首先要規範官員的權力。秘書腐敗同其他公權力腐敗一樣，都是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約束的惡果。要根除秘書腐敗亂象，關鍵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這就需要一方面加快從管理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的轉變進程，下放部分公權力。官員手中的權力減少了，秘書所能分享的權力自然也會減少。另一方面，官員要規範行使手中的權力，放棄對秘書「拐杖」的依賴，消除「貪腐掮客」存在及發揮的空間。

其次要加快黨務、政務信息公開的步伐，把信息晾曬在陽光下，消除現有機制下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使秘書無法利用「信息優勢」進行權力尋租。

再次要完善秘書選任機制。統籌制定官員秘書配備標準，選任秘書要重點考察其工作能力、行為作風，不能只憑官員個人的喜惡。同時進一步建立健全秘書跨部門交流、輪換制度，打破秘書與官員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防止二者形成利益聯盟。

最後要重建秘書監督機制。除了加大上級對下級的內部監督、紀檢監察部門的法律監督外，還要積極打造社會監督的環境，使腐敗無處藏身。

事實上，十八大以來，各地各級黨政機關對秘書選拔、任用、監督和管理已經越來越規範，秘書跨部門交流、輪換等制度也開始推行。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事項報告辦法(試行)》規定，領導幹部的秘書提拔任用的，在作出決定前應徵求上一級組織(人事)部門意見。

✦ 中央軍委出台了《軍隊領導幹部秘書管理規定》。新規定有以下新內容：省部級領導秘書在任用時，公示未發現問題后要徵得中組部同意，才能正常履行任命程序，不得破格提拔....

✦《共產黨工作機關條例（試行）》，明確了黨的工作機關不設正職領導助理，一般不設秘書長。

應當承認，早些年秘書腐敗不在少數。但十八大后，反腐力度超過以往，秘書腐敗案件在逐漸減少，相對於其他群體，秘書群體並不是腐敗多發、高發的群體。這一方面說明，包括秘書選用管理規範在內的防腐機制已經初見實效；另一方面也說明，秘書腐敗的根源，還是對領導幹部的權力約束不夠，秘書的所有權力都來自於領導。

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設，領導幹部權力得到有效約束，秘書腐敗現象也會淡化並得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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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作者：李 妍

責編：張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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