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教授再出新著《大變局與新動力：中國經濟下一程》

厲以寧教授出新書了！

近期出版的《大變局與新動力：經濟下一程》收錄了厲以寧教授關於改革的重要看法和觀點，對於改革歷程，當前面臨的改革難題，以及未來的紅利，都做了一些梳理，希望能讓大家對於我們60多年來走過的改革的路有一個整體的了解。

「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沒有終點，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以後不改革，而是還要不停地改革。」今天的推文，厲以寧教授與大家分享對未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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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革紅利

我最近一直在強調，正在湧現新的紅利。這是我們未來改革的新動力。但新的紅利不可能自發地湧現。如果沒有一種新的體制或新的機制，新的紅利就缺乏相應的機制、體制，湧現是不可能的。

紅利的新源泉首先蘊藏於新的體制之中。這表明，必須有新的體制，才能產生新的機制，新紅利才會出現。新體制、新機制就好像一種新的制度環境，不僅能催生新紅利，而且能保護新紅利的獲得者。

紅利的新源泉來自億萬群眾和千萬家企業的活力。他們也是新紅利的獲得者。他們在新的體制和機制下，發現了發展機會，同時認識到自己必須抓緊機會而不能放棄機會，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紅利。

有了新體制，再加上群眾和企業有活力，新的紅利就會湧現。如何使紅利在經濟發展中不斷湧現並把經濟社會引向新的方向，這就要求既不能放鬆每一個有志於創造和營利的群眾和企業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發展的信息局限在狹小的圈子內，必須在新體制的激勵下使群眾和企業的活力充分發揮出來。

既然新紅利首先來自體制改革，那就應當明確近期最需要改什麼。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項目之一，是農村土地確權和農業產業化。關於這一點，我在這本書里前後多次寫到它們的重要性。土地確權和農業產業化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繼續，但最重要的是：當年的承包制沒有明確產權，當然也就談不到農村的合作制和農業的產業化。因此，農村土地確權實際上可以開闢一個新的環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個項目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在企業改革方向，結構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競爭力、產權明確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國家控股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和民營企業，這樣才能湧現新改革紅利。正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才能完善企業主體，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調整結構，才能創新，從而才能有改革紅利。

這兩個項目的改革取得明顯的成果后，會給帶來改革紅利，也就是普遍的紅利。農村土地確權及此後進一步的改革，不同類型企業成為有活力企業后的進一步措施，都會帶來改革紅利。二者是並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態下最重要的改革。在討論新改革紅利時，一定要把保護產權放在重要位置。國有企業通過改革明確產權，民營企業應明確產權，對私人投資形成的產權進行保護。

新人口紅利

新人口紅利的湧現，實際上表明人力資本的升級以及由此帶來的新優勢。這裡一個重要的經驗是，「教育不公平→就業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惡性循環將被打破，這是新人口紅利產生的前提。勞工市場也會隨之變化。無論農民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加，還是農民的人力資本增量增加，都是農民人力資本的升級。

在農村，土地確權的改革會造成成千上萬農民成為有知識有能力的「職業農民」。通過農村土地確權，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而變為一種職業，或稱為「職業農民」。他們可能成為「家庭農場主」，並通過土地流轉（租賃、轉包）擴大規模；也可能引進合作者，解決資金不足、農業科技不足和農產品銷路不暢等問題。「城歸」是新現象，是人力資本的新突破。這樣，農村中的新人口紅利就湧現了。

新人口紅利的另一個來源，就是職業技術教育推廣所帶來的「新工匠精神」。農村土地確權以後，農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這就會繼續吸引農村勞力外出。但21世紀以來多年的經驗告訴人們，社會上缺乏的是技術工人，是工匠。所以職業教育的推廣是必然的，這就是新人口紅利的另一個來源。

科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和發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這會不斷帶來新的「人口紅利」。科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和發展會提供新的人口紅利，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取決於兩方面的工作進展。一是教育的發展和教育質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優化配置，動員各方面的科學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創新、有突破，這樣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新人口紅利。

新科學技術紅利

新科學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產品，無一不來自創新，而創新，又無一不與創意有關係。先有創意，然後有創新和創業。只有新科學技術的發明還不等於創意和創新。

創新只有在市場競爭中才能實現，壟斷條件下，任何創新都沒有必要性，甚至沒有可能性。壟斷，不僅扼殺了創新，而且扼殺了創業。但如果完全沒有壟斷，只有市場競爭，那麼企業都處於觀望狀態，等待別人發明創新，自己盜用。所以壟斷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這就是：對於發明創新需要保護知識產權，容許一定時期的專利。

政府在創新中的作用主要在於：規劃、引領、反壟斷，以及支持創新主體、創新活動。規劃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規劃，科技創新活動難以取得成績，特別是難以走向世界前列。這需要政府來領導規劃的制定。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就是證據。

創新不可能停止，因為市場競爭不會停止，競爭者既來自國內，更來自國際。科技創新即使有成績，也不能忽視市場競爭一直存在，包括國內的競爭和國際上的競爭。對於這些競爭，不用擔心，競爭既是壓力也是鞭策，因為創新活動不會停頓。

新資源紅利

資源紅利是指土地、礦產、水資源等方面的優勢，一旦供給趨緊，這種優勢就會消失。在經濟發展前期，土地、礦產、水資源等資源豐富與否，是當時各個國家走上工業國道路發展實力強弱的反映。當時列強之間的爭奪，與掠奪廉價資源有關。這種情況至今沒有根本改變，所不同的只不過是採取合同方式或合資經營來掩蓋掠奪、獨佔的行為。

新資源優勢來自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也就是說新資源優勢來自技術創新。但不管怎樣，原有資源處在枯竭過程中，人們不斷依賴科學技術去發展新資源。新的資源紅利隨科學技術進步而產生。對稀缺資源、資源替代品的研究和開發，已經取得越來越多的成績。可以認為，新資源紅利同新科學技術紅利是不可分的，新資源紅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學技術紅利的組成部分。

水、土地、礦產等資源，只要是在技術創新條件下就不會枯竭，因為總有替代品。所有資源之所以不會枯竭，如果從人類社會的特殊性來看，可以找出三個原因：第一，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始終有尋找稀缺資源替代品的願望和對策；第二，人類社會從古至今，還一直在選擇原材料和飲食原料，不停地捨棄不易得到的資源；第三，人類社會從古至今，還在利用不斷遷移，甚至遠距離遷移，來避免資源供給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資源紅利同樣是創新的產物，不停創新，新資源紅利就會長存。新資源的發現，利用和產生新的紅利，是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和壯大的保證。這對世界不同國家都是重要的。可以說，不會轉換資源選擇和開發利用的國家，最終必然落後、衰落。

社會和諧紅利

社會和諧紅利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它是無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紅利那樣，通過某個主體行為而表現；二是它是累積而形成的，或者說它可能是通過持久的工作而逐漸形成的；三是它是無聲無息擴散的，默默地影響人們、滲透到人們之中，從而形成一種社會風氣。

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社會和諧紅利湧現的前提，醫療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要實現社會和諧，既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又要紮實推進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這兩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問題緊密相連。具體來說，如果社會上收入差距過大，以及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遲緩，都會影響社會和諧，使社會和諧紅利顯示不出來。

社會資本是一種無形資本，是一種人際關係，人們相互信賴的關係。也就是說，社會資本來自誠信。沒有誠信，社會資本不存在，社會和諧也不存在，從而也就談不到社會和諧紅利的湧現。

社會和諧紅利之所以是影響最深遠的紅利，是因為它同廣大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社會和諧紅利的產生，實際上與所有的改革有關。這就是說，所有的改革綜合在一起，最終必定帶來社會和諧紅利。社會和諧紅利是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和穩定的成果。

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紅利、新人口紅利、新科學技術紅利、新資源紅利和社會和諧紅利是互相關聯的。新的紅利不止一種，但各種紅利一直是相互聯繫的。它們作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啟發，相互促進。這是規律，但任何規律都必須在實踐中經受檢驗。這樣，新紅利就能被人們所熟知了。「失敗為成功之母」，不完全正確，思路要改——「成功為成功之母」，這是對的。

所有這些紅利今天仍處於剛開始湧現或即將湧現的階段，但這已是很好的開始。剛進入21世紀時，國內不少人擔心舊紅利會陸陸續續消失，但就在這個時期，新的改革開始了。例如農民工流動、農民工學技藝、農民工創業相繼增多，新的人口紅利湧現了。又如，改革的深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後，新改革紅利、新科技紅利、新資源紅利不斷湧現。因此，人們的信心增加了。

所有紅利都依賴於我們的創造，創造既指「從無到有」，也指「推陳出新」。「從無到有」，提出新產品、新能源、新設備，當然屬於新創造。「推陳出新」，使已有產品增加功能，使已有設備更有效，使新能源採掘更容易、用途更廣泛，這些同樣是創新。重要的不是生產要素重組，而是信息重組。21世紀是信息重組時代。

只要不停地有新紅利湧現，我們就不用擔心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會衰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原有發展方式的不足之處就會相繼反映出來，這就是紅利喪失的主要原因。但只要不停地有創意、創新、創業，發展方式就會更換，新的紅利就會出現，經濟就會又上一個台階。創新可以因發展階段不同而不停出現，這就是前景。全世界皆如此，無一例外。

▲ 厲以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創始院長、名譽院長。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后留校工作，歷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教授於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至2012年任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起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並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雙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另外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這些都對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大變局與新動力：經濟下一程》出版於2017年5月，是厲以寧教授最新著作，解析60年改革歷程，探尋未來10年改革前程，對如何應對經濟增速下滑、改革紅利等話題給出了深度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