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有南山桂花發——金融資本家家族之蕭山金家

文│徐兵

金潤泉

上海開埠前，江浙一帶平民來滬謀生是一個普遍現象，因為上海是南北通商要津，生存機遇也多。開埠之後，江浙一帶的富人大量湧入上海租界，其中就有平民前站消息的因素。早期來滬的地區有杭州、紹興，接著才是寧波、蘇州及鎮江、揚州，對應於錢業，分別就是紹興幫、寧波幫、蘇州洞庭山幫、鎮揚幫，唯獨沒有杭州幫，這是因為紹興人和杭州人原本有血緣關係，在上海杭州人也被視作紹興幫，很多杭州人是從紹興遷移過來，那段歷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一直到清道光年間，紹興人的首選移民城市一直是杭州，然而上海開埠后，紹興人突然發現這是個更好的去處，而杭州人發現上海五方雜處，性格中倔強的一面顯露出來，索性就偏安於自己的天堂，而放棄若騖之趨，所以上海的錢業中只有紹興幫而沒有杭州幫了。早期紹興幫堪稱上海錢業半壁江山，據上海錢業領袖秦潤卿的回憶，上海錢莊就是發軔於紹興幫的煤球店，紹興幫的錢莊還成功阻止了北方票號的南渡。而杭州人依然在天堂逍遙，他們以杭鐵頭的硬氣和錢塘自古繁華的底氣，平視滬瀆，市民階層甚而有鄙薄上海人的習氣，這種現象一直要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初期，杭州打造國際旅遊城市，這時他們才重新發現了上海以及上海人，兼及五湖四海的來杭客人。筆者親身經歷了杭州人這種識見上的轉變，作為杭州來滬的二代移民，仍為桑梓能與時偕行一改千年固見而自豪。下文將要講述的則是杭州銀錢業領袖金潤泉先生的金融生涯，其在杭州領袖錢業即就如同秦潤卿先生在上海一般，他們都是一地的主心骨，不同的是秦潤卿是寧波人來上海成為高級職業經理人，金潤泉則是土生土長的杭州本地人。

據1931年《紹興漁臨關金氏宗譜（延慶堂）》記載，金家原本姓劉，是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後，與劉備同宗，五代時為避錢鏐之諱，去卯刀，改姓為金，清乾隆年間金潤泉的高祖從紹興漁臨關遷至蕭山石岩鄉金西村彭家裡，金潤泉為金西橋金氏第三代。

金潤泉位於杭州西湖區的舊居

金潤泉， 名百順， 清光緒四年（1878）生於浙江省蕭山縣金西橋村，金潤泉祖輩經商，到父親輩上家道中落父親和伯父在杭州興忠巷開設洽順染坊，家族境況一般，只是略優於同村村民。金潤泉讀了三年私塾，14歲上便入染坊幫忙了，依然重複了家族創始人15歲出道的普遍定律。金潤泉早一歲輟學，且未赴上海，只在本地學商，亦在本地成名，筆者以為這是祖上經商的天賦基因在金潤泉身上得到了發揚光大，他在染坊就已經顯示出過人的經營才能，知子莫若父，有見識的父親發現了這一點，就送他去杭州鹽橋乾泰錢莊當學徒。

錢業是百業之首，錢莊學徒要有識文斷字的基礎，進庄后要學習算賬、跑街，與各色人等打交道，因此錢莊夥計出師之後其能力比一般行業夥計要強許多，以後即便改行跳槽也會非常受歡迎。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在銀錢店打過滾，銀錢算盤就明白了，將來不愁沒有飯食。」所以，普通人家都樂於送子弟入錢店為徒。乾泰錢莊規模很小，屬於小同行錢莊，金潤泉在小錢莊身兼數職，倒是學了不少東西，幾年後，不甘於小錢莊業務的金潤泉又到同興錢莊（大同行）實習，升到跑場頭（上錢業會館做交易），同興倒閉后，又轉到裕源錢莊（大同行並設有爐房）跑場頭。裕源為杭州館驛后孫家開設，資力雄厚，老闆兼經理孫老二為當時錢業頭面人物，金潤泉憑藉裕源勢力在錢業會館中初顯身手，業務水平為同行矚目。

1899年上虞王家和紹興高家（均系當時錢莊大老闆）在杭州新開寶泰錢莊，亦為自設爐房的大同行，因見金在錢業會館頗稱精明能幹，設法挖了過去，聘他擔任副理，仍跑會館。當時，金21歲，為錢業經副理中最年輕者，名噪一時。

金潤泉後來在杭州錢莊業的地位相當於秦潤卿在上海錢莊業，他們都是領袖人物，但是進入錢業之初的經歷卻並不相同，秦潤卿是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蘇州程家開設的錢莊，金潤泉卻是掉臂數家；秦潤卿1891年入程家從錢莊夥計開始做起，一直要到1917年方才升任經理，經歷了漫長的26年，可謂大器晚成，金潤泉卻是僅僅6年即已成為杭州錢業的頭面人物，直是少年得志。形成這一差異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大小錢莊培養人才的速率不同；二是上海杭州地域範圍有差異。而兩個人最大的相同之處則在於：同為草根出身。草根出身在錢業出人頭地，並不是一個少數現象，在晚清到民國這段時間，各行各業人才奇缺，草根中人只要足夠勤奮聰慧，誠信務實，則其人必如錐在囊中，不得不出，秦、金兩人就是此輩中的佼佼者。

杭州錢業會館

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西交民巷成立「戶部銀行」，這是最早的官辦國家銀行，1908年2月，經度支部奏准改稱「大清銀行」，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其時大清銀行準備在杭州設立大清銀行浙江分行，急需招聘一批管理人才，杭州錢業就推薦金潤泉赴京應試，這是金潤泉的一大人生機遇，杭州錢業知道北京的考官陳靜齋是杭州人，與杭州錢業人士多有私交，金潤泉的蕭山同鄉，晚清著名的實業家、政治活動家、立憲派的領袖人物、著名仕紳湯壽潛便寫了一封推薦信，交金潤泉帶赴京城面呈陳靜齋，以方便錄用。金潤泉懷揣推薦信入京，但是並沒有去拜見陳靜齋，而是與普通應聘者一樣參加嚴格的考試，並以優異成績通過，受到陳靜齋的單獨接見，這時，金潤泉方才取出推薦信，贏得了陳靜齋的極大好感。1909年2月，經過陳靜齋的大力推薦，金潤泉成為大清銀行浙江分行的經理，這一年金潤泉32歲，剛過而立。辛亥革命之後，大清銀行停業清理，其業務由銀行接手，管理人員大致留用40%，金潤泉擔任銀行浙江分行的副行長，並終其一生，伴隨銀行一起成長。從錢業精英到中行高管，這是金潤泉一生的轉折。每個人的成功與平凡區別往往只在關鍵幾步，除了長期不懈的努力，運來順勢而為，運去蟄伏以待，是改變命運的不二法門。當更大的施展平台向金潤泉招手時，金潤泉不負所望，挺身而出，既抗起浙江金融業的重擔，也實現了自身的價值，這豈不是完美人生。

宋子文寫給金潤泉信函

1912年2月，袁世凱繼孫中山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新政府進入北洋時期，其時鐵路借款、軍費支出、政府日常運行開支等使得北洋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交通銀行和銀行成為北洋政府的兩大提款機。由梁士詒為首的交通系勢力掌握交通銀行大權，1914年頒布《交通銀行則例》，營業範圍除經理交通四政（即輪、路、電、郵）存款外，並受政府委託分理國家金庫、辦理國外款項、發行兌換券、經辦國內外匯兌及一般銀行業務，實質已具有國家銀行的性質。因此政府財政赤字絕大部分由交行墊資，以至於影響其正常經營。而交行墊資不足部分基本由銀行負擔。至1916年北洋政府下達停兌令，兩大行面臨考驗。交行堅決支持，因為其墊資過多，停兌原本就是為交行而設計，今日說來交通銀行沒有像銀行一般抗拒停兌令，有意無意中不提這點隱情，其實交行當時比銀行更像是一家純粹的國家銀行，只是苦於重負，影響生計，停兌令可以讓他暫緩一氣。而中行則不然，1916年5月12日，銀行上海分行接到北京總行停兌鈔票，止付存款的命令，宋漢章、張嘉璈二經理經過縝密思考後，覺得中行上海分行完全有能力應付擠兌，於是決定抗拒停兌令以維護國家銀行的信譽，期間經歷了一些精密的籌劃，把極端情況也考慮在內，最終成功度過難關，聲譽大為提高，兩位經理拼下了自己在金融界的領袖地位，交行系因此役而大失顏面。其時，身為銀行浙江分行經理的金潤泉同樣接到停兌令，他考慮再三，決定與上海分行共同進退，其信心所在除了對同業支撐力度的正確判斷，還有一點就是對自己在市民中口碑的自信。在報告浙江都督呂公望批准后，公開拒絕北洋政府的停兌令，維護銀行信用。當時銀行浙江分行行長是蔡谷清，而金潤泉是實際主事人，在擠兌最嚴重最危險的時候，他站到第一線，直接和儲戶接觸，並放下話來：「只要我金潤泉人在，銀行就不會倒閉，也不會少大家一分存款一分利息，我金潤泉是講信用的。」事實證明大家對於這位金老闆是有信心的，金潤泉的信用是值錢的。和宋漢章、張嘉璈相同，經過此役，金潤泉也確立了他在浙江金融界的領袖地位。1921年，蔡谷清去世，金潤泉順理成章的升任行長。

銀行浙江分行舊址

1921年金潤泉升任中行浙江分行行長，上任同時就迎來了杭州第二次擠兌風潮，1924年杭州又發生了第三次擠兌風潮。當時銀行業尚處幼稚期，一言不合就擠兌，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通商銀行後來甚至請來杜月笙任董事長，主要考量的是杜月笙在政商兩界以及市民階層的號召力，以應對擠兌。金潤泉因為已經經歷過最兇險的擠兌，平息擠兌已經有了經驗，再加上他自身的號召力，發生在杭州的三次擠兌風潮在他的領導下都有驚無險平穩度過，在金潤泉的領導下，銀行浙江分行歷經抗戰、汪偽政府、國民政府、共和國時期，始終穩健經營，在金融界舉足輕重，更擔負著浙江金融界的龍頭地位，金潤泉則因中行而成就了其一生事業的高峰。隨著金潤泉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他身上承擔的任務也越發重要：1921年發起籌辦《浙江商報》；1922年任杭州造幣廠會辦，江浙戰爭期間停辦，1927年恢復生產時任廠長；1930年任杭州市銀行業同業公會主席；1936年任杭州商會會長等等。從這份簡略的任職清單中可以看出，金潤泉此時在杭州金融界的地位可謂舉足輕重如日中天了。金潤泉在主持銀行浙江分行的本職工作之外，同時主持各種社會團體，亦於銀錢業大展手腳，他先後合資或獨資創辦的錢莊有：

1917年，誠昌錢莊，資本1.2萬元，庄址設在上珠寶巷6號，經理俞楚卿。抗日戰爭期間停業，1946年10月復業，庄址設在上珠寶巷25號，資本法幣1000萬元。

1918年，源昌錢莊，資本1.5萬元，庄址設在珠寶巷41號，經理孫肖梅。抗日戰爭期間停業，1946年10月復業。

1923年，潤昌錢莊，1926年為避嫌改名順昌錢莊。1935年資本1萬元，營業數65萬元，股東金潤泉，經理孫月樓，副經理金觀賢、黃燮如，庄址設在祠堂巷3號。抗戰期間停業，1946年10月1日復業，庄址設在竹齋街56號，資本法幣5000萬元，為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股東金觀賢、金惟賢、金望潮，經理王柳汀，副經理金望潮，全莊員工22人。1946年度存款餘額為法幣208,180,017元，放款餘額法幣356,883,017元，匯兌總數法幣2,879,376,537元。

1924年，義昌元記錢莊，資本3萬元，經理陳錫庭，庄址設在保佑坊。抗日戰爭期間停業，1946年7月復業時已更名義昌祥記錢莊，庄址設在中山中路210號，資本法幣2000萬元。

1930年，義源錢莊，資本1萬元，經理孫辛濤，庄址設在清河坊34號。抗戰期間停業，1946年10月1日復業，庄址設在杭州中山路769號。

1928年，益昌錢莊，資本1萬元，經理沈勖哉，庄址設在教仁路14號。抗日戰爭期間停業，1946年10月復業，庄址設在廣興巷11號。

上述六家錢莊中的順昌錢莊是金潤泉的家族錢莊，主持人孫月樓是金潤泉的得意門生，該錢莊也是長子金觀賢、次子金惟賢學習打理家族銀錢事業的實習基地。其餘五家錢莊均為合夥庄，金潤泉是其中的主要股東。六家錢莊抗戰期間全部停業，保持了清白的身世，抗戰勝利后全部復業。金潤泉出身錢業，發達於銀行，所謂達則兼濟天下，創辦錢莊，積極投身錢業，可以看作是金潤泉發達之後對錢業的回哺。而在銀行業，金潤泉主要是創辦了兩浙商業銀行，合伙人壽毅成、俞佐宸，前者是諸暨才子，留洋博士。後者是出身錢業的銀行家，並歷任寧波商會會長，銀行、錢莊、紡紗3個同業公會理事長，與俞佐宸的合夥等同於杭州和寧波兩地的強強聯手。兩浙的概念甚古，雖是浙東浙西的合稱，實際範圍要大於浙江，還包括江蘇部分地區。具體經理人則依然是金潤泉的得意門生孫月樓。

兩浙商業銀行：1935年2月21日創立於浙江杭州，同年4月18日開業，總行設在太平坊16號。發起人金潤泉、壽毅成、俞佐宸等。初期資本銀50萬元，一次收足。董事長金潤泉，經理孫月樓。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頒給銀字第224號營業執照。經營商業銀行存放款等一切業務，為扶助小工商業發展，添設小額借款，另撥資金20萬元，設立信託部，辦理信託業務。1935年7月設立紹興分行，行址設在上大路，資本12.5萬元，由總行撥給，經理陳秉鈞。1936年6月2日設立杭州新市場辦事處。1937年11月，因戰事總行遷至紹興，紹興淪陷再遷至永康，1946年2月21日在杭州原址復業，資本增至法幣3000萬元，領有國民政府財政部銀字第1507號營業執照，同年設立上海分行，行址在四川南路7號，經理孫月樓，並恢復紹興分行。1950年5月16日上海分行倒閉。1951年總行停業。

金潤泉全家福

金潤泉另外參股的銀行還有以下三家：

上海至中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至中銀行。1933年6月24日發起於上海，同年10月25日開業，行址設在寧波路144號。1950年5月26日申請停業。

浙東商業銀行：1934年6月2日創立於浙江寧波，1935年設立保險、倉庫兩個部門。該行董事會與國民政府及軍隊聯繫密切，軍政存款較多。1949年5月停業，同年9月行址部分被國民黨飛機炸毀，1953年清理結束。

紹興商業銀行：1935年4月11日創立於浙江紹興，行址設在紹興城內上大路興文橋。1941年4月17日因戰事停業，1946年9月28日復業。

金潤泉參與銀行業的範圍已經超出杭州，延及上海、寧波、紹興等地，但是沒有超出他熟悉的滬浙朋友勢力圈，與此同時，金潤泉還順利的將接力棒交到了下一代的手中：長子金觀賢於1933年發起創辦浙江建業商業儲蓄銀行。

浙江建業商業儲蓄銀行：簡稱浙江建業銀行，1933年4月16日成立於杭州，同年4月29日在國民政府財政部註冊，5月11日正式開業，總行設在太平坊。發起人陳靄士、金觀賢、詹貴珊等。原定資本25萬元，后改為50萬元，分為5000股，每股100元，如數收足。董事長陳靄士，常務董事陳陶甫、俞襄丞，經理金觀賢。營業種類包括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儲蓄、信託、堆棧、代理收解、買賣公債庫券及其他有價證券、與國家銀行及其他商業銀行訂立特約事項等。1937年抗戰爆發，杭州淪陷后總行撤退至浙東，1938年遷至上海山西路226號繼續營業。1941年4月27日資本增為200萬元，同年9月設立上海八仙橋辦事處。1942年6月資本折為中儲券100萬元，同年9月增至200萬元。1943年增至700萬元，同年底再增至1200萬元，實收1200萬元，分為12萬股，每股100元。1944年3月17日汪偽國民政府財政部頒給錢字第1274號營業執照，董事長詹貴珊，總經理金觀賢。1945年抗戰勝利后，實收資本增至法幣1億元，內拔信託部基金2000萬元，1946年6月14日設立嘉興支行，7月9日設立杭州支行。領有南京國民政府經濟部新字第373號營業執照，財政部銀字第135號營業執照。1949年杭州支行繼續營業，1950年2月15日倒閉。

由於時局所迫，浙江建業銀行移師上海，金觀賢也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調整到了上海，並於1941年在上海創辦聚源錢莊、1942年在上海發起創辦偉業商業儲蓄銀行。與父親金潤泉不同，金觀賢的錢莊和銀行抗戰期間都沒有停業，在汪偽政府註冊後繼續營業，抗戰勝利后也沒有被勒令停業清理，而是繼續營業，一直到1949年後，併入公私合營公司。抗戰勝利后，金觀賢的銀行都沒有停業清理而是繼續營業，這是因為金觀賢的銀行錢莊在汪偽政府註冊的同時，也註冊於重慶國民政府，這是一個關係到政治立場的問題，金氏父子合力應對，父親在業界影響大索性隱退，長子則紆迴出面，保持了金氏家族對於金融的參與度和影響力。抗戰勝利后，金觀賢於1947年創辦蕭山縣銀行，大有回報桑梓之義，父親金潤泉當時創辦杭州造幣廠時聘請了眾多鄉親，這些鄉誼在造幣廠拿到了當時最高的薪酬回鄉買地造房，蕭山縣成為杭州首富之區和當時金潤泉的遺澤不無關係，而此地在最需要銀行的時候，子承父業，金觀賢又挺身而出，接下這一棒，其得到的擁戴自然不在話下，蕭山縣銀行經營傳統銀行業務，是當時縣裡唯一的一家銀行，在1949年移交人民政府。

潤廬

對一個地方的最高評價是說她像天堂，那是想象中最美好的所在，天堂誰也沒有去過，在人間尋找的話，有兩地差可比擬，那就是蘇州和杭州。杭州山清水秀、人傑地靈，尤為當仁不讓。杭州城外蕭山縣，鍾靈毓秀出人才，金潤泉就是此地精華之所聚，數百年一出的人物，相比於一般人難在本地發展的狀況，金潤泉生於斯、長於斯、成於斯、報於斯，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繁華如開埠后的上海，其得力人才幾乎找不到一個是本地人，本地幫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雖說是「物離鄉貴，人離鄉賤」，然而正因為異鄉人常常被本地人所排斥，所以他們會付出更大的努力來站穩腳跟，相比於本地人的安逸，這是異鄉人安身立命的法寶。而本地人要出人頭地，他主要的競爭者就是這些拚命的異鄉人，這就需要他有更高的天賦、更堅韌的意志，以及數代以來在當地的良好口碑，最後一條尤為難得，用傳統的話來說是「祖上積德」。金潤泉家族，來自蕭山金西村的異數，本土人士的成功典範。

即進入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