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也命也，李鴻章的氣魄

《李鴻章對話伊藤博文》，一個不像話劇的話劇，別開生面。如果沒有《福斯特對話尼克松》珠玉在前，《李鴻章對話伊藤博文》的表現形式簡直五體投地，但即便如此，依然值得脫帽致敬。

我看的《福斯特對話尼克松》是電影版，原本就是一部獲得過托尼獎的百老匯經典話劇，即便是電影版也同樣經典，是年入圍多項奧斯卡提名。這是一部根據歷史現實改編的戲，來源於媒體記者大衛·福斯特與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系列訪談，整部戲的重頭就在於四次對話上。兩個人，福斯特是一位職業生涯岌岌可危的媒體記者，急需通過採訪尼克松，搞出個大新聞，走上職業巔峰；而尼克松則因水門事件倉皇下台，閉關多日，也急需一次公開露面，來挽回一些個人形象。所以，他們的對話之間，從一開始就劍拔弩張，暗含衝突，猶如一場戰爭。而且，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場平衡的鬥爭，尼克松可是做過總統的人，如果沒有水門事件，他完全可以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即便下台有些狼狽，但依然自帶氣場，不怒自威；而福斯特在之前並不是一名位高權重的名記，實際上只是一名從事娛樂報道的聲望一般的記者。但是，在福斯特與尼克松連續四天四次的對話之後，他搖身一變，成為了著名時政記者。

《福斯特對話尼克松》就聚焦於兩人的四次對話，兩個形象在劇烈的衝突中也逐漸完滿起來，栩栩如生。整部劇看似簡單，卻饒有興趣，全程沒有尿點。不知道《李鴻章對話伊藤博文》的主創人員是否借鑒了《福斯特對話尼克松》，畢竟兩部戲的結構有些類似。同樣的雙峰對峙，《李鴻章對話伊藤博文》同樣源於歷史事實，聚焦於滿清首輔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人生中發生的三次對話，而且兩個人的對話同樣處處辯難，充滿了角力感。而且，同樣精彩，尤其人物的塑造上，同樣成功尤其是李鴻章，角色性格的豐滿程度不亞於尼克松，足以成為經典。

當然，以雙峰辯難的形式入戲，不只肇始於西方，早在春秋時期的《列子》中就有膾炙人口的「兩小兒辯日」，這篇文章我們基本上都在國小課本里學過，無需多說，是傳統文化里辯難形式的最佳明證。

《李鴻章對話伊藤博文》的劇情跨越15年，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三次對話為核心，附以李鴻章夢中覲見自己的老師曾國藩的戲份，講出了與日本在那個時代發生的巨變，也展現出了李鴻章的心路歷程。看似一場不起眼的小戲，實際上是一幕大戲，滿含野心。主創們不僅講出了當時的大清與日本之間的國家關係，更是探討了精英治國與民豬先政之類話題，引人發省，催人思考，非常難得。

下面，我就戲劇之外的背景，多寫一點，以期今後看戲的人可以了解的更深一點。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歷史上的首次對話，發生在1885年4月初。4個月前，1884年的12月，朝鮮政壇突發「甲申政變」。因為此時中法戰爭正在激烈進行中，南方局勢危急，原本駐紮在朝鮮的淮軍將領吳長慶攜三營官兵於同年5月份回國駐防，並委任下僚袁世凱擔任留守部隊的監軍。清軍主力走後，駐紮在朝鮮的日本人見有機可乘，就處處滋事，煽風點火，終於在年底挑撥發動了「甲申政變」。由於事發突然，袁世凱來不及請示清廷，當機立斷，果斷採取行動，對叛亂武裝及背後支持的日軍發起進攻，一舉平定本次政變，趕走了日本公使。是役，袁世凱一戰成名，就此崛起。而此役中吃了虧的日本，一看武的不行，就想從文的方面來解決。於是在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作為全權公使出使，進行談判，最終雙方簽訂了《中日天津條約》。兩人正式見面是伊藤抵達后兩個月後的4月份，這就是他們首次對話的背景。此時，伊藤博文44月，李鴻章62歲。

此時，大清往處於上位，日本並為富強起來，政治改革尚未深耕。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見面是一場不對等的對話。但伊藤博文並非等閑人士，就是與李鴻章會見后的當年12月份，他即被任命成為日本首位首相兼任宮內大臣，著手制定憲法，將已經進行了17年的明治維新推向更深的層次。而此時的李鴻章則身居總理洋務大臣一職，外加北洋通商大臣，但此總理非彼總理，還要搞清楚。李鴻章雖被視為大清首輔，但官職上從來沒有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職位，他權位最大時的職權大概類似當今北京市市長+外交部長+商貿部長+北京軍區司令（實際上的），也只是局部官員，並不掌握全國局勢。

至於兩人見面的細節，《李鴻章對話伊藤博文》有著比較抽象的演繹。將兩人之間的關係灌注於一場對話之中，其實這樣處理有些淡化，畢竟史實要複雜的多。此次較量，兩個人於公於私，歷史中都有著精彩的交鋒。於公，李鴻章因勝券在握，顯得高傲異常。當分歧過大，伊藤博文以「罷談」相威脅時，李鴻章勃然變色，厲聲喝斥道：並未有錯，若談判破裂，我就只好準備打仗了！伊藤博文悚然心驚，知道無便宜可占，只好悻悻然做了讓步。但實際上，雙方簽訂的《中日天津條約》，對而言，依然是一個敗筆。畢竟，此時袁世凱已經控制住朝鮮局面，日本無計可施，李鴻章本應抓住時機，鞏固在朝優勢，把日本人趕出朝鮮，以絕後患。但他多少出於愛惜伊藤博文才華，更加看輕了日本的野心，反而將的優勢拱手相讓，賦予日本在朝鮮享有與宗主國相同的權利，為甲午戰爭爆發埋下了伏筆。這也是李鴻章為「友誼」付出的代價。

但是於私方面，兩人惺惺相惜。正是在這次會談中，伊藤博文力勸李鴻章迅速改革內政，一語擊中李鴻章的心事。他專門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密陳伊藤有治國之才》，認為「該使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註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并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伊藤博文也對李鴻章印象深刻。10年後，伊藤博文對清政府代表團成員伍廷芳「私語」道：「前在天津見李中堂之尊嚴，至今思之猶悸。」正是這樣一種深刻的印象，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敬佩之情，成為兩人建立私人聯繫的基礎。

從天津相識起，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保持了長達10年的書信往來。據學者的考證，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先後有過21次書信聯繫，其中，李鴻章寄送給伊藤博文的有12件，伊藤博文寄給李鴻章的為9件。作為亞洲政壇的核心人物，他們的書信在解決政治外交事務之餘，也包含著一種互為知己的意味。

但中日關係從來就不是簡單的，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之間的私誼也在隨時局發生變動。當兩人再次見面時，李鴻章已是古稀之齡的老人，伊藤博文也過了知命之年。恍若隔世，10年前的會面，兩人尚能相對平等地交鋒，此番早已乾坤倒轉。到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戰爭慘敗后，李鴻章受命作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

對李鴻章，伊藤給予了尊重；但對清帝國，他卻磨刀霍霍。儘管清庭也知道這一回割地賠款是躲不過了，讓李鴻章該怎麼辦就看著辦。李鴻章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經過拉鋸式的較量，在第三次談判后，李鴻章竟在回住處的路上遇刺，世界輿論為之嘩然，日方的和談條件才稍有收斂。李鴻章身為使臣，已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為國為民都稱得上鞠躬盡瘁。為了挽回損失，在對日談判中，他甚至卑躬屈膝，為了少賠幾兩銀子，甚至對伊藤博文說出了甘居「養子」的可憐話(「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餵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狀，猶如老鼠見貓一般。但國內清議派卻並沒有放過他，於是李鴻章不得不成為了背鍋俠，被罵成漢奸。

但實際上，甲午戰爭中日海戰，對戰雙方是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方其時尚有南洋水師與福建水師，也就是說是地方部隊對陣日本舉國之力，戰局實力並不相稱，更何況，北洋水師正是李鴻章的家業，眼看著自己的努力付之東流，親身淪為敗將，李鴻章的內心存有太多的苦澀。

而且，伊藤博文，身為日本首輔，十年之間，已將日本引領到了高速發展的道路之上，正春風得意。而李鴻章在國內則四面樹敵，上有清廷掣肘（滿漢有別），下有淮系的分裂與腐化（張樹聲事件），旁有清議派的攻擊（翁同龢、李鴻藻等人），根本容不得他從容行事。在《馬關條約》簽訂前，伊藤對李鴻章揶揄道：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鮮來華與李鴻章談判，被李鴻章斷然拒絕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必定後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李鴻章嘆了一口氣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馬關條約》的簽訂，已經是李鴻章嘔心瀝血拚死博來的了，但它依然是一個傷國辱權的條約，苛刻的條件、巨額的賠款、大片領土的喪失，終於讓大清帝國從天朝上國的殘夢中驚醒。正在京城參加科舉考試的康有為聯合1000多名舉人，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要求廢約拒和。隨後，戊戌變法正式推出。與此同時，為日本贏得戰爭的伊藤博文卻陷入政治泥潭。為了用好戰爭賠款，1898年他第三次出任首相時，想安排兩名熟悉財政的官員入閣，卻招致昔日盟友的強烈反對。迫於壓力，伊藤博文於1898年6月辭職，隨後宣布將訪問。

9月，伊藤博文到達，此時的政壇正暗流涌動：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企圖發動政變，宮廷內外甚至傳言光緒帝即將被廢；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希望依靠袁世凱的力量扣押慈禧太后，實現君主立憲式的變革。9月20日，支持維新變法的伊藤博文覲見了光緒帝。雖然兩人具體的談話內容後人並不知曉，但據信，伊藤博文向光緒帝表示，自己很希望能為變法做些事情。然而，就在第二天，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帝，開始捕殺維新派。3天後，伊藤博文在北京見到了李鴻章，這也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此時的李鴻章垂垂老矣，年屆75歲。而伊藤也已57歲。

基於友情，李鴻章設宴款待伊藤博文。席間，眾人的話題集中在戊戌變法上。李鴻章剛從歐美歸來，在國外聲望日盛，但在國內備受冷落。雖然同情光緒帝，但他深知慈禧太后的狠辣，再想到自己尷尬的處境，只能做一個旁觀者。飯桌上，他對戊戌變法本身沒有發表意見，只在大家提到康有為時，他站在維護舊制度的角度上，說了一句康有為「煽惑人心、至於眾怒」，要求伊藤博文幫助逮捕康有為。除此之外，李鴻章對伊藤博文態度冷淡，不願與他多聊。很明顯，李鴻章早已放棄了與伊藤博文所謂的「友誼」。伊藤博文同情維新派，對李鴻章的建議自然也不會理會。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就這樣不歡而散。不過本次伊藤覲見李鴻章，還有一個明確的目的。此行他特地前來為被捕的張蔭桓求情。張蔭桓由李鴻章一手栽培，甲午戰爭中曾作為清庭代表赴日談判。但李鴻章後來一度失勢，張蔭桓卻自覺翅膀硬了，竟對李有切割之意。戊戌變法時，他調任管理京師礦務、鐵路總局，屬於維新人士，因此政變后遭株連。伊藤的面子，李鴻章還是要買的，於是他對張蔭桓施以援手。張蔭桓未被斬首，從輕處理后充軍新疆。於是，張蔭桓逃脫於外，原本被俘的七君子變成了後世的「戊戌六君子」。

辭別了李鴻章，伊藤博文儘力保護維新派人士。當梁啟超為躲避追捕逃入日本使館時，日本駐華公使還沒有收到東京的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當場表態：「救救他吧，幫他去日本，我會在日本照顧他。這個年輕人對於來說，實在寶貴。」後來，伊藤博文的確對流亡日本的維新派人士多有照顧。

再後來，1900年，在戊戌變法失敗兩年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帝出逃。此時，已經淡出權力中心，身體一日不如一日的李鴻章卻接到一紙詔書，「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他為風雨飄搖的清王朝奮鬥了一生，將自己視為清王朝的「裱糊匠」，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1901年9月，李鴻章在舉之財力賠款的《辛丑條約》上簽字，國人罵聲又起：「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在唾罵聲中，李鴻章的病情很快惡化，時常大口吐血。至11月，終於亡故。

而伊藤博文卻沒有忘記李鴻章。1909年，伊藤博文在東北被朝鮮人安重根刺殺之前，在與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對話中，提到了老朋友李鴻章：「我於貴國大計，用心籌劃，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緒十一年(1885年)，即與李文忠(李鴻章)相見，切告以兩國關係，貴國總須力圖變法自強，方可共保東方之和平。披肝瀝膽，力為陳說，文忠頗以為然。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貴國，晤見北京親貴大老，告以亞東之大勢，兩國之關係，貴國極宜變法圖存，方能有濟。當時諸親貴大老咸以為然，允為變法。不意未嘗實行，以至於今日，我甚惜之。現在貴國方悟非變法無以圖強，近年來始行新政，我甚願貴國事事求根基穩固，政府須擔責任，行政機關務求組織完備，萬勿半途中止。竭力前進，猶恐或遲。我兩國利害相關，貴國如能自強，則日本之幸也。」此話后不久，伊藤即遭刺殺，一代名臣，也告歸天。

歷史中的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對於他們的評價，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率先做了比較。梁啟超認為，「鴻章必為數千年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在早年的「櫛風沐雨之閱歷」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識見和客觀環境方面，難比伊藤。梁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念下進行評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而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認為李鴻章是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

簡單說，已足球明星來做個比喻。李鴻章猶如鄭智，伊藤博文猶如中田英壽，在各自的國內，都是頂級球星，毫無疑問的第一人，但在國際足壇而言，顯然中田英壽的影響力太大的多得多，兩個人根本就不在一個量級之上。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就說：「從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道理是一樣的。

就《李鴻章對話伊藤博文》來說，對李鴻章的塑造極為成功，演員何雨繁的飾演也值得稱道。因為是在小劇場，演員的站位有走到了觀眾席之上，他的一舉一動，一呼一吸，都清晰可聞。因為我正好坐在第一排，只做最後一幕，李鴻章即將身死之時，親見何雨繁在燈光未亮之前，戲已經上身，黑等之下，呼吸已經開始急促，身形微顫，等燈光一亮，已完全進去狀態，舉手投足之間，已然成為了李鴻章。那一刻，似乎就是李鴻章本人站在大家的面前，感染力極強，情動處，台下已經有抽泣聲輕輕響起。

但相對於何雨繁飾演的李鴻章來說，飾演伊藤博文的演員在氣場上卻有不足。如上所言，伊藤其實是比李鴻章更具威嚴之人，氣場也當更為強大，但飾演伊藤的演員過於年輕，而且眼光流盼，無法聚神，伊藤的形象還是流於浮誇而不夠傳神。

按說，伊藤與李鴻章的三次會見，每一次身份都大變一次，身上帶有的戲份更足，形象更為豐滿才對。好在，主創沒有臉譜化，沒有講伊藤塑造成一個剛愎自用的日本人模樣，那種形象在抗日神劇中見得實在是太多了。前兩幕中還沒有擺脫這樣的影子，但第三次對話中的伊藤，形象上還是較為豐滿的。他對於李鴻章對於推心置腹的話，依稀有一些偉人的模樣。可惜了！

不過，《福斯特對話尼克松》中，也是尼克松的形象更為突出一些。對於一場戲劇而言，這大概也是一種取捨吧。畢竟，已經有了一個光彩多人的李鴻章了。

對於戲中的第三次對話，完全更改了歷史現實中兩人不歡而散的局面，而是深刻討論了有關民豬與先政的話題，這是當今社會尤為敏感的話題，主創們居然敢做此涉獵，並高舉先政的旗幟，非常敬佩。不過，這個話題，為了劇組計，還是不多說為好。只希望看戲的人能夠多思考下，不枉劇組一片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