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談科爾賓為何成功：他既拒絕政治正確 也拒絕民粹主義

【編者按】剛剛結束不久的英國大選，收穫了出乎意料的結果。不被看好的工黨在激進左傾的黨魁科爾賓領導下獲得了更多席位，如何理解工黨激進化之後仍然取得的選戰成果？斯洛維尼亞哲學家、批評家齊澤克結合近幾年的網路文化生態，給出了自己的見解。界面文化（）將其編譯如下，以饗讀者。

工黨意料之外的選舉成功，讓主流評論家們的審慎意見啞了火，甚至那些假裝同情科爾賓的人也一樣，他們最喜歡的理由是：「對啦，我想投票給他，但他贏不了的。選民們太易受操縱，而且膽小得很，現在不是搞激進那套的好時機。」

我們想想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話吧。他說在科爾賓的領導下，工黨不可挽回地被邊緣化了，沒有能力再成為執政黨了。這種說法的虛偽之處在於，論者把自己的政治立場偽裝了，裝成了成理性客觀的現實洞察。

當然，會有人繼續提問、懷疑。人們不僅要面對科爾賓計劃的局限——他的施政能超越舊有的福利國家嗎？假如工黨組成政府，能在全球資本的衝擊下生存嗎？更激進地說，人們甚至應該大膽提出關鍵問題：贏得選舉仍然是激進社會變革的關鍵因素嗎？難道我們還看不到選舉的重要性日漸下降嗎？

但是比實際結果更重要的，是工黨這次（相對）成功的深層意義。這相當於一次重要的倫理和政治轉向，是對公共演說庸俗化的有力反擊。這裡的問題，正是黑格爾所說的倫理（Sittlichkeit）：習俗是社會生活中不成文規定的深厚基礎，它告訴我們何者應為、何者不為，是厚實而堅韌的倫理實體。

而今天，這些規則卻在消解：幾十年前在公共辯論中不能說的東西，如今卻可以毫無顧忌地講出來。川普可以談論梅拉尼婭的屎，並把它稱為「折磨」，內塔尼亞胡則可以宣稱是巴勒斯坦人製造了大屠殺，歐洲的民粹主義者把難民潮說成是猶太人的陰謀……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但是當我們面對那些看似更為緊迫的「現實」問題時，我們為什麼還要在意禮貌和公共禮儀？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談到謀殺時曾精闢地說過：「有多少人是始於放任恐懼和經濟災難，最終在公眾面前露出惡行？」但是禮儀還是蠻重要的——它們有時事關生死，它是一條文明和野蠻的分割線。

回望1960年代，左派總是表現出偶爾的粗俗：鬧革命的學生常常用一般人的語言來強調他們和官方政治里那些光鮮黑話的分歧。今天，粗野的語言幾乎成了極端右翼的專屬，因此左派人士們驚奇地發現，自己反而成了公共禮儀的捍衛者。

不幸的是，左翼-自由派的公共空間也越來越多充斥著推特文化：表情包、反駁、諷刺或者憤怒言論，根本沒有一步步展開討論的餘地。一段話（有時甚至是一句話）被拆開，被分別反應。維持這類「推特反駁」的，是自以為是、政治正確以及粗野諷刺的混合：當人們發現任何言論有問題時，就會用他們的政治正確自動回復，發表反駁。

儘管批評家們強調這種方式如何突破常規（比如「異性戀霸權」之類的東西），但這種立場本身是另一種冷酷的常規，任何違背正確規則的——哪怕最小的聲音——都會被指責，無論這種規則是「歧視變性人」還是「法西斯主義」——或者管它是什麼呢。這種結合了官方式寬容與毫不寬容反對觀點的推特文化，使得批判性思考無地可存。這就是盲目的民粹主義者之所以在川普的怒吼中找到共鳴的真實鏡像，同時也是為什麼左翼人士通常很難戰勝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今天的歐洲。如果有人只是提了提說這種民粹主義從人民對剝削的不滿中吸取了不錯的養分，那麼他很快就會被指責為「階級本質主義」。

我們應該再這種背景下比較保守黨和工黨的競選活動。英國保守黨的政治鬥爭手段已經突破了下限：造謠說科爾賓同情恐怖主義，或者說工黨是反猶主義大本營，而這一切在特蕾莎·梅歡快地宣布撕毀人權時達到高潮——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政治。難怪英國獨立黨一直不見蹤影：因為自從特蕾莎·梅和約翰遜就任后，就根本用不到它。

而科爾賓絕不蹚這趟渾水：他不無天真坦率地聲明，只討論普通人的主要問題和關切——從經濟困境到恐怖主義威脅，提出明確對策。他的聲明中沒有憤怒和怨恨，沒有廉價的民粹主義煽動，也沒有妄自尊大的政治正確。只是以平常的態度來指出民眾們真正關切的東西。

這樣的舉措都相當於政治空間中的一場重大轉變，也算是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悲哀。但這也再一次確認了黑格爾的那句老話：有時候，簡單直率的坦白，是所有策略中最具破壞力，也是最巧妙的。

（翻譯：馬元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