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紅旗》雜誌

中共中央主辦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在毛澤東的關懷和指導下，於1958年6月1日正式創刊。社址在現沙灘北街2號大院。這裡原是北京大學的舊址。1918年10月至1919年春，毛澤東曾在大院紅樓工作過，他親自提議、策劃的《紅旗》雜誌在這裡誕生。

一、提倡、推動、指導《紅旗》的開創工作

我們黨還在籌建的時候，就有了自己的機關刊物，此後，儘管刊物名稱有所變化，但一直堅持在辦，直到解放戰爭時期。新成立后，中央一直考慮恢復黨刊。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幾次強調我們的幹部「要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為此要鑽，要學，要組成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

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提出各省「要選擇恰當的人，辦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經驗」。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提出「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這時正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黨面臨一場全新的建設社會主義宏大複雜任務，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此進行全面探索和實踐。黨的理論刊物的創立被提上日程。

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辦刊物」這個問題，省委書記「要研究理論，培養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據、詞章。一個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辦了」。他在這次會議的結論提綱中，再次提出「考慮出刊物的問題」。還說：沒有理論，憑什麼做領導工作？領導幹部要自己動手，集體創作，開動腦筋，不搞出點理論問題不行。正是出於為了活躍黨內思想，在領導幹部中形成帶頭學理論、想大事、抓大事的風氣，他提出建議創辦黨的理論刊物問題。

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把辦刊物問題具體化了。他在3月22日講話時，指出：我很高興陳伯達同志的兩個文件，一個是寫給我的一封信，還有一個通知（《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自治區必須加強理論隊伍和準備創辦理論刊物的通知》）。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180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嚮導》《鬥爭》《實話》等雜誌，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誌。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定對立面，有競爭，現在提出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

1958年5月25日在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主持討論通過關於主辦黨刊的決定。他說：「會議第三項，有個辦紅旗雜誌的決定，讀一下吧（楊尚昆讀《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關於創辦紅旗雜誌的決定（草案）》）。這個問題也是南寧會議建議的，成都會議也談了這個問題。那個時候還講是7月1號出版。……現在提早一個月。今天已經25號了，所以今天就要集稿。就以利用這次大會（指八大二次會議）的許多稿子，一期還出不完。還有，從前我們談了，各省也搞。我說這個法子好。每一個省，每一個大市，每一個自治區，都可以搞。一個省，除開個別的小省算小國之外，在國外就是一個大國。成都有個各省辦雜誌的決議（指中央的通知）。現在具體解決的是中央的雜誌，需要在這個會上作出一個決定來。」

會上，對於創辦《紅旗》雜誌的決定，全會舉手通過後全場熱烈鼓掌。

第一次編委會於1958年5月24日由鄧小平主持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開，會議主題是「談成立編委會和寫稿問題」，有31人出席。

二、為《紅旗》題寫刊名、審改文章、擬寫按語和約稿信

在籌辦黨刊過程中，許多同志提出，請毛澤東為黨刊命名。毛澤東說，還是走群眾路線，發動大家尋個好名字。有關部門發動工作人員，提出各自的建議名稱，經匯總，上報中央，毛澤東圈定「紅旗」（這個名字是中宣部韓靜提出的），經中央同意便定了下來。毛澤東又為《紅旗》題寫了刊名。

毛澤東的字寫得好，是舉世公認的。他為《紅旗》書寫刊名20餘幅，供編輯部選用。他在5月24日寫畢刊名后給《紅旗》總編信上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他在有的刊名題字旁，注「似可用」「比較從容」「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等等。一個「畫」字，形象地表現出他的書寫靈感：把生動活潑、極富民族特色、上下飛舞的紅綢，變為筆下的狂草「紅」字。

《紅旗》編輯部從毛澤東題寫刊頭中選出兩字作為正式刊名題字，這就是流傳至今、眾皆稱讚的「紅旗」二字。這兩個字怎麼看都令人嘆服：結構完美，氣韻非凡，動靜天成，永具魅力。

毛澤東還把自己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交《紅旗》在創刊號上發表。創刊號出版后，他仔細審讀，發現一處錯誤，為此專門致函《紅旗》予以糾正，並提出，「應列一個正誤表，在下期刊出。」毛澤東這一細緻嚴謹、一絲不苟的作風，一直影響著《紅旗》工作人員，使這一優良傳統長續。據現在查到的資料，1958年短短半年時間，毛澤東先後推薦6篇文章給《紅旗》，對有的文章，不僅推薦，還動手做精心修改。這裡舉兩個例子，一篇是陸定一的文章，一篇是何其芳的文章。

1958年8月陸定一寫了《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送毛澤東閱。毛澤東前後審讀了幾遍，每次都有修改。8月22日他看畢清樣后給作者信上說：「改得好。在教育史部分，應批評凱洛夫、斯大林，對中蘇都有益，教育史有好的一面，應當說到，否則不全。」他特意就此在文章清樣上加寫了一段：「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范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

對文章中談兒童的全面發展，毛澤東也作了極為經典的補充：「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要是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這二者同智育是聯結一道的。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面發展』，是要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廣博的知識，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對此文，他特批：「登紅旗。題目特大，全文宜用較大字型。」同時還為《紅旗》撰寫了編輯部按語：「陸定一同志這篇文章，是根據黨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會議的結論寫出的。黨中央對這個問題即將有指示發給各級黨委。我們希望各級黨委在討論黨的指示的時候，結合陸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討論。」此文刊於1958年第7期《紅旗》上。

何其芳的文章是《不怕鬼的故事·序》。《不怕鬼的故事》一書是毛澤東於1959年有感而發，提出要編這麼一本書的。書由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編成后，文學所所長何其芳請毛澤東為書寫序，毛澤東讓何先寫出初稿。1961年1月，何把序言初稿送毛澤東，毛澤東就序言修改問題約何其芳談了幾次，還動手對序言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他指出，對鬼除在戰略上藐視，在戰術上要重視，要講究戰術。這一點增寫幾百字；還要寫幾句半人半鬼的問題，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經過改造，又會走到人。他在為文章增寫的段落中，把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實行復辟或企圖復辟，特大的天災等等都當作大鬼，提醒人們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型的魔鬼殘餘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序文定稿后，他批示：「出書的時候，可將序文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登載。」《紅旗》於1961年第3—4期合刊上發表了這篇序文。

毛澤東還為《紅旗》編輯部寫過約稿信。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機床及自動化專業分總支委員會寫的文章《從設計「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毛澤東看后很感興趣，但不滿足，希望有更多的了解，於是動手給作者寫了一篇約稿信：

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機床及自動化專業分總支委員會同志們：

看了你們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非常高興，我們已將此文在本雜誌上轉載。只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後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例如一萬五千到二萬字，詳細地解釋這六條結論呢？對於車、銑、磨、刨、鑽各類機床的特點，也希望分別加以分析。我們很喜歡讀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我們還想懂得多一點，如果你們能滿足我們（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則不勝感謝之至。

紅旗雜誌編輯部

1960年12月6日

《紅旗》雜誌依毛澤東意見，於當年第24期轉載了《光明日報》那篇文章，續寫的文章很快按要求寫好寄來，題為《再談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和機床的「積木化」問題》，刊載於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

此後，他對發表於《紅旗》雜誌上的反修論戰文章也都一一過目，有時還動手修改清樣，如1960年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而寫的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到1963年發表的《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毛澤東在審看文章清樣時，都提出具體修改意見，如「不透，宜加幾句」「將各段要點，在首尾兩處總提一下」，有時更動手寫下大段的補充，而他寫的段落，都是文章最精彩之處。《再論》一文最為明顯。1960年5月他對《列寧主義萬歲》一文曾說過這樣的話：此文對國際上的原則問題正面說明我們同赫魯曉夫不同的觀點。我們沒有點赫魯曉夫的名，注意維護中蘇團結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這篇文章的內容不錯，就是太長了，引經據典，書生氣太重，一般人不愛看。

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共發表了以《人民日報》編輯部與《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署名的批評蘇共公開信的文章九篇（即通常說的「九評」文章），每篇文章都經毛澤東的審閱修改，並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有時毛澤東還親自主持集體討論修改，第九篇就是這樣，他同寫作班子成員一起逐段邊讀邊討論邊修改，還動筆把原標題《無產階級專政和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改為《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原來還準備寫第十評文章，赫魯曉夫突然下台了，此文作罷。毛澤東在一次會議提出，對赫魯曉夫下台，我們也要寫一篇文章，不是批評蘇共新領導，而是講赫魯曉夫犯了種種錯誤，做了種種壞事，導致他下台，說明他的路線破產。陳伯達向《紅旗》國際組傳達了毛澤東意見，由國際組兩位同志執筆起草，稿子寫出，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審定，題為《赫魯曉夫是怎樣下台的》，《紅旗》雜誌以社論形式於1964年第21-22期合刊上發表。

1965年《紅旗》第1期和同年第11期，刊出胡喬木寫的舊體詩詞數十首，毛澤東對這些詩詞都作了精心修改，做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然後批給《紅旗》發表。

三、同寫作組談哲學問題

1964年，報刊上開展了對楊獻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論的批判。毛澤東對此很關注。他要陳伯達組織人就「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問題寫一篇理論文章，講清矛盾、對立統一、分析與綜合等問題。為此，《紅旗》成立一個寫作組，由吳江、關鋒兩位編委及邵鐵真、鄭惠、龔育之等人組成。按布置寫作組先做資料搜集工作，看看前人、資產階級學者、馬列主義者對這些問題是怎麼講的。

7月，完成資料整理工作，接著構寫文章提綱，題目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提綱寫出后連同資料一併送交毛澤東。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寫作成員談話，陳伯達、康生在座。陳向毛澤東介紹參加會見的人員，毛澤東一一握手，問了姓名，當介紹到邵鐵真時，毛澤東說了句：「鐵老虎，真老虎。」這看似偶然玩笑話，實際上是有含義的。

毛澤東1946年在同美國記者斯特朗談話時，提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個著名的論斷。這一說法引起國際上一些人的懷疑和反對。1958年12月毛澤東又寫專文，肯定這一論斷，文中指出，帝國主義是活老虎、鐵老虎、真老虎，吃人，成百萬人成千萬人地吃；同時又是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最終會被打倒，走向滅亡。然而赫魯曉夫加入攻擊行列，對毛澤東的論斷橫加指責。邵鐵真在胡繩指導下撰文加以駁斥（文章刊在1963年第1期《紅旗》雜誌上，題為《革命的辯證法和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文章沒點赫魯曉夫的名，但當時人們都知道這是在批誰。因此文章一發表，立即引起了國際輿論的熱議，邵一下子成了名人。當毛澤東一聽到「鐵真」二字，立即記起此事，脫口而出「鐵老虎，真老虎」，真是妙趣橫生！妙趣天成！

大家落座后，毛澤東並沒有立即談文章事，而是一開口就講哲學，講階級鬥爭和下鄉「四清」，說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被壓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尋找思想武器；講大學生要下去搞階級鬥爭，接觸實際；講他個人尋找真理的經歷，等等，然後，才提到寫文章的事。對於文章，他說寫半年一年都可以。寫作組回京后，向編輯部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既然談話主旨是搞實際的哲學，搞階級鬥爭，於是寫作組成員與編輯部其他一些同志一起，都下鄉搞「四清」去了。寫文章的事便被擱在一旁。

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還提到刊在《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的日本科學家坂田昌一的文章《關於量子力學理論的解釋問題》（是從俄文轉譯的），說「以前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對此文表示了極大興趣。6天後，即8月24日又約于光遠、周培源專就此文進行了一次談話，指出人的認識來源於實踐，人對事物的認識總要經過多少次反覆，要有一個積累的過程，哲學就是認識論；還提出工具是人體器官的延長，個人、集體、階級都是認識主體，世界上一切都在發展變化，物理學也在發展變化等等。

1965年第6期《紅旗》雜誌刊出坂田昌一的文章——《關於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這是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據日文重新翻譯的。文前根據毛澤東幾次有關坂田文章的談話精神寫了很長的編者按語，有一千字之多。按語對坂田文章作了簡介，指出刊發該文是為了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同期還刊出對坂田文章作註釋的文章，此後又陸續發表一批相關文章，就科學研究中對客觀事物矛盾的認識問題，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問題，在學術界展開了一場討論。

四、在「文化大革命」中緊緊抓住《紅旗》這個傳播渠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紅旗》的正常出版抓得很緊。這是因為運動開始不久，各級黨政機關領導人或被當成「走資派」打倒，或被當作保守派靠邊站，組織機構均陷入癱瘓狀態，只有靠黨報黨刊來傳播中央精神。當時《紅旗》雜誌發表的社論或編輯部文章、評論員文章及一報（《人民日報》）一刊（《紅旗》雜誌）文章，后又有兩報（增加了《解放軍報》）一刊文章，絕大部分都是根據毛澤東當時對各種問題的意見寫的。他的一些重要指示、批語，也通常通過這些文章公布。

1967年夏，《紅旗》負責編輯工作的副總編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中央文革指派姚文元、戚本禹協助陳伯達搞編輯工作。這時陳伯達經常來《紅旗》，他主要指派紅旗臨時領導小組負責雜誌編輯出版，而他則組織部分編輯人員寫一篇批判劉少奇世界觀的文章，並把此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肯定了這個題目。文章改了一遍又一遍，到7月份，陳伯達把寫作班子招進釣魚台，由姚文元傳達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意見：第一，引證的材料要再查對一下。現在引用的使人看起來似乎是斷章取義，許多句子，沒有主詞，主詞不在引號之內。要求搞材料的人要把引證的材料原文，每段話都印成單頁的，送幾份來。寫文章，要學恩格斯寫《反杜林論》，學列寧寫《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第二，「帽子」（指文章開頭部分）要放在尾巴上去。前面開門見山，只講現在批判什麼問題就行了。結論放在後頭。講世界觀，就要講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究竟是物質第一，還是思想第一，人的認識是直觀的還是辯證的（這是世界觀的根本問題）。

毛澤東的兩點意見，尤其是第一點，正捅到當時大批判文章都有的痛處——斷章取義。這篇文章也不例外，抓住劉少奇文章或講話中的某一句話，不管上下文，拿出來就批。即使是一般人，只要他熟悉被批判者的情況，都會看出這個問題的，但是人們不敢直說，因為你一說，就要被扣上包庇，或為某某辯護的大帽子。陳伯達要求寫作組按照主席的思想再搞兩遍。建立在斷章取義基礎之上的文章是修改不好的。陳伯達懂得這一點，所以到他垮台，這篇文章也沒有拿出來發表。

陳伯達自抓這篇文章寫作后，就把《紅旗》的正常出版放在一邊，從1967年11月第16期出版后，直到1968年春一直再未出刊。長時間不出刊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一次他問陳伯達，《紅旗》為什麼沒消息了？陳答：《紅旗》出了王關戚，青黃不接。陳對此似乎沒當一回事，一點兒也不著急。

然而他錯了。不久，他因此受到嚴厲批評，這才慌了手腳，跑到《紅旗》，召集全體工作人員開會，會上大罵工作人員是「活死人」「光吃飯不幹活兒，你們繼承了王關戚的事業，打倒我的目的達到了」。他要《紅旗》臨時領導小組向中央寫報告，說自己（指領導小組）很不得力，請中央派一個得力的副總編來。就這樣，他把半年不出版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到了別人身上。江青當眾大罵陳伯達和《紅旗》工作人員，惡狠狠地說，中央決定《紅旗》半月出一期，現在半年不出，誰不願意干，用鐵掃帚一掃而光。

為了扭轉這種情況，於7月初把前一段已發表的兩報一刊社論集中起來，出了1968年第1期《紅旗》。此後姚文元就代替陳主持《紅旗》出版工作。

毛澤東為使《紅旗》正常出版，特別在1968年8月22日姚文元專為《紅旗》第2期寫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送審清樣上，寫了一段批示：應確定紅旗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寫一篇評論。此文由你署名，在紅旗先發，然後由各報轉載並廣播。不久，毛澤東在看上海機械學院教育革命的調查報告時，批「此件仍有用，可發表」，並特別以《紅旗》雜誌名義為此文寫了近五百字的長篇編者按，刊在當年第3期上，並要各報轉載。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紅旗》出版的重視程度。

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的主要精力轉到了與林彪反黨集團鬥爭上去了。直到他去世，這段時間再也沒有對《紅旗》編輯出版工作有什麼具體指示。而「四人幫」通過姚文元已把《紅旗》大權牢牢掌握手中。他們利用這塊陣地，發表橫掃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文章，放出一支又一支包藏禍心的毒箭，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和惡劣影響。這裡的教訓是極為深刻的，值得我們永遠警惕和牢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