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推薦 | 賈康：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與演進

本文分析了經濟的歷史演進路徑，在闡釋當前所需引領的新常態的含義后論證指出，經濟增長空間仍然很大。

近年，經濟正在經歷其進入中等收入經濟體后與其他國家相同階段類似的增速下調，增長前景如何可謂見仁見智，國際上甚至還不時興起一陣「經濟崩潰論」——這種極度悲觀的看法顯然是非理性的。

全面考察后，筆者認為仍可形成如下樂觀取向的判斷：對於全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而言，的經濟增長空間及發展機遇仍然是位列第一的。作為第一人口大國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市場潛力和經濟增長潛力之所在；作為發展家的「帶頭羊」、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領頭雁」，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等歷史潮流，的增長空間會給全球經濟發展提供一系列的機遇。

新常態的演進

當前要認識、適應和引領的新常態，是一個新發展階段上合乎規律的必然到來。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的經濟下行過程中，近期整體市場預期已經開始向好的方向轉化。在這個背景下，可先來簡單認識一下新常態，理解新常態的基本含義。

可以認定，已經告別了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兩位數為特徵的高速發展階段。回看歷史，經濟最後一次保持兩位數增長，是在成功抵禦世界金融危機衝擊之後的2010年。正是在那一年，確切無疑地以人均GDP4000美元坐穩了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位置。從世界範圍觀察，2010年後經濟中高速增長新階段到來，這種演進路徑完全符合一般經濟體的發展規律，這是新常態的「新」之所在，是直觀的現象。（總體來說，各個經濟體在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其相對應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在高基數上繼續保持高速，在合乎邏輯和一般經驗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也轉入中高速。）

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后，社會還會歷經多種演變。比如在中等收入階段，按照理想的意願和可能性來推斷的話，要把整體社會發展中的社會結構形狀變為「橄欖型」或者「棗核型」，通俗地說就是不斷培育和發展中產階層，讓該階層變為社會群體中的主體。雖然有上述願景，但現實的情況是：從不同的收入階層分佈來看，當下社會結構總體而言卻是與「金字塔形」類似。

對比理想目標和現實情況後會發現現代化取向下需要進一步努力奮鬥的路徑：把社會階層的兩頭逐漸變小，即弱勢群體比重越來越少，特別成功的富裕階層比重也不能超乎常規的多，同時提高中產階層比重。

為實現上述目標，在具體推進中還需依賴全面改革的攻堅克難和各項具體措施的推進，必須打造升級版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以及提高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整體質量。

理解新常態的三個角度

理解新常態有三個關鍵詞：中高速、結構優化、創新驅動。

先看第一個關鍵詞——「中高速」。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新常態的「常」是指在「告別高速」的「新」之後，經濟要完成探底，並使整體經濟增長態勢企穩，隨後對接於應出現一個持續時間越長越好的中高速增長階段。

再看第二個關鍵詞——「結構優化」。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調企穩后，這個「常」要落到最為關鍵的結構優化的支撐之上。為實現這第二個關鍵詞，會有一系列挑戰擺在面前，比如，結構如何進一步優化？在資源配置中，市場怎樣充分地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

把上述結構優化問題處理好的答案，就涉及第三個關鍵詞——「創新驅動」。

筆者理解，突破上述挑戰，讓新常態最終形成，關鍵是需要依靠創新。只有創新才能對衝下行壓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穩的過程中間，形成升級版的一系列上行因素和質量與效益的保證條件。

對於創新，筆者認為有3個層次的創新明顯存在並構成一個創新體系，即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

首先，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四中全會，形成了全面改革頂層規劃——三中全會提出的「六十條」中336項具體的改革任務以及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化、現代化指導方針給出后，我們能否在上述頂層規劃布局下攻堅克難、實質性推進改革，這是作為現代化「關鍵一招」的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將打開的是另外兩個方面的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巨大潛力空間。筆者認為，雖然管理的創新和技術的創新並不是完全依靠制度創新，但是現實的情況是，正在經歷一個經濟社會轉軌的階段，如果著力依靠制度創新來打開管理、技術方面的空間和潛力，能使這種發展中經濟體在追趕的過程中出現守正出奇的效果，能夠讓和社會其他經濟體的良性互動中尋求到命運共同體式的完美共贏，進而在多贏的和平式發展中充分發揮出后發優勢。

的「好牌」

闡述經濟新常態的歷史背景以及現狀，綜合考察后筆者認為，經濟發展中，手裡依然握有諸多「好牌」。從「事在人為」的積極取向來思考，應該更多看重機遇；從發展的趨勢、宏觀經濟整體態勢來說，的發展一定能夠避免所謂「崩潰」與「斷崖式下跌」。

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時期三十餘年的超常規發展，目前真實城鎮化水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還只有41%，工業化全國總體而言處於中期水平，信息革命大潮卻又方興未艾，這提供了發展的機遇與繼續得到「后發優勢」的可能。

另一方面，社會中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民生改進、服務業發展、公共工程等一系列具體事項，對應的是大量的有效投資，而現在正積極推進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機制，實際上是把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資本實力業已雄厚起來的民營企業一起拉在和政府合作的範圍內，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會資本來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進硬體支撐以及產業新城、綜合新區的連片開發。這些也是發展機遇之所在。這些會在中長期支撐發展的後勁和升級版的打造。

若對這類項目稍做考察與選擇，會發現可做之事比比皆是。如，中心區公共軌道交通體系的建設與升級，各種各樣功能區的開發與改進、生態環境的保護，新老中心區建設中諸如綜合管廊、立體停車場以及「海綿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下的各類項目。

此外，從投資、消費、貿易視角做實際觀察、市場調研，可知增長空間對於全世界各個主要經濟體來說，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世界上最大市場潛力之所在。的增長空間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等這些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潮流，會提供一系列可全球共享的發展機遇，伴隨著的是現在已經有相當基礎的由收入增長、中等收入階層培育方面支撐起來的消費升級浪潮。

總之，我們必須承認現在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宏觀經濟的走勢要繼續完成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整個過程，打造升級版、提高增長質量，必須匹配好在深水區「攻堅克難」啃硬骨頭以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改革。在發展的過程中，往前走確實會面對一些不確定性。

對於全球的投資者來說，「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人」，如果只看到短中期三年左右視域之內的不確定性，而未認清三十年長期視域之內攻堅克難走向現代化的確定性，可能會弱化自己的準備意識，而錯失參與並共享這一方興未艾大發展的歷史機遇。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財政學會顧問，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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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於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願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並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雲，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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