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間諜的西南滲透

1937年5月，日本天津駐屯軍的軍官們正在忙著把駐防北平的宋哲元和張自忠等將軍的家宅做成模型，以演練對第二十九軍將領宅邸的突然襲擊，盧溝橋的硝煙已經隱約可聞。就在這個劍拔弩張的時刻，一本「遊記」卻悄然在東京出版。這就是日本《朝日新聞》資深記者神田正雄所著的《診斷躍進支那》。此人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2月間對進行了訪問，將所見所聞收錄在了這本書中。

關東軍總司令看重的人

神田正雄，日本櫟木縣人，1879年出生，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的前身）。1909年進入朝日新聞社大阪分社，后因政治立場符合當時日本政府的要求而升任該社政治部部長、對外報道部部長，長期任駐華記者，被關東軍總司令本庄繁稱為「支那通中的支那通」。他還經常以民間人士身份來，為日本政府執行特殊使命，是一名身體力行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忠實信徒。

神田是第一個對西南地區進行詳細描述的日本記者。當時的外國人對這個神秘的地區知之甚少。神田在書中對他和一位當地領導人的會見敘述詳盡，不過，他當時還不知道，此人後來會在抗日戰爭中威名遠震——他就是指揮了台兒庄大捷的陸軍上將李宗仁。

對神田來說，那次廣西之行並不是他第一次和李宗仁見面。他在書中講述，早在1934年1月，李宗仁便曾與他在南寧有過一次頗為愉快的會面。

李宗仁

當時，由於在香港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為他提供了一封介紹信，李宗仁對其頗為熱情，特意派出副官張一民中校將神田一行接到總部招待所，還請其品嘗了「廣西名物」果子狸。1月17日，神田與李宗仁進行了會面。

神田形容李宗仁是一個「溫厚而且充滿激情的人。在第一次和筆者見面的時候就能夠敞開胸襟，侃侃而談」。

在談話中，神田印象最深的是李宗仁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評價：「蔣介石是聰明人。我這裡不是說他的缺點。他最善於乾的就是巧妙地利用別人讓自己坐大。他利用鮑羅廷等俄羅斯人，幫助他完成了北伐，隨即發動政變將他們趕走，接著把與他意見不合的同志統統找借口驅逐或是加以剿滅；他利用銀行家和財閥獲得軍資，其手段或是對其渲染赤色威脅，或是抓住這些銀行家的弱點進行恫嚇，抑或是通過發行軍事公債等方法巧妙設餌。最後讓這些財閥被其捆綁，除了和他共進退就沒路可走。這可是個什麼事都只為自己考慮的，如果這樣的人取得了國家的支配權，那他是否會真正把國家利益或者國民幸福放在心上就不可知了……」

「汪精衛是伶俐人，但是能不能共做大事很有疑問。他的舌辯天下無雙，也善於抓住青年男女的心理進行鼓動，這人要是去擔當政治外交的工作肯定不負眾望，但承擔更多的責任就不可言了……」

西安事變后的特殊使命

神田1937年的這次廣西之行也有著特殊的使命。他在書中直言不諱地寫道，因西安事變的發生，他才決定前往廣西。「設若萬一不幸蔣委員長發生什麼事情（指死於西安事變），能夠爭奪領導權的人物中，李宗仁、白崇禧二長官有著別人沒有的優勢。所以，這次訪問有著極深的意義。」

神田進入廣西的路線是從湖南零陵（今永州）出發，經廣西全縣、興安至桂林，一路上，到處可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對者漢奸」等標語。剛進入桂林，便有4名警察以護衛的名義對其隨時跟從。儘管藉助湖南省主席何鍵所開的介紹信，神田的人身安全沒有問題，但此間氣氛已經與3年前顯得很不同。

然而，好像是要給他吃定心丸，他到達南寧的第二天，李宗仁便派來一名能講流利日語、名叫陳超瓊的少校軍官前來相請，並表示當天就願意接見他。神田喜出望外。

對於說服李宗仁與日本「親善」，神田是有一番判斷的。他認為，李宗仁等西南派軍閥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水火不容」。在蔣介石與日本交惡的時刻，儘管廣西方面一直口頭提倡抗日，但實際上存在另起爐灶、與日本接近的可能。

然而，事情卻完全沒有按照神田的思路發展。當他試探性地表示自己願意為緩和雙方關係而奔走時，李宗仁馬上發表了一篇類似宣言的講話，清晰地傳達了自己的立場：「有尊駕這樣的人努力，將來兩國或許能夠去除不和，獲得重新握手的機會。不過此時此刻，貴國的部分軍人卻在佔據東北之外，又對華北和綏遠實施侵略，其影響波及全國，這是要滅亡的行為。我們不能坐視亡國，故我民族決心團結一致，共同對敵……」

陳超瓊少校將這段話翻譯過來，讓神田一時有些無措。雙方本來約定第二天再談，當晚10點多鐘，陳少校來告之約談取消，還示意神田，在抗日氣氛下，他應該早一點離開才比較安全。

聽到這樣的話，神田難免失望萬分，因為這意味著李宗仁僅僅與他進行了禮節性談話，而沒有深入的意思。看來，廣西的抗日是認真的。

刺探西南軍情

畢竟在混跡多年，神田又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能夠通過桂北的柳州和南丹去貴州，從貴州再返回上海。陳少校態度明確地拒絕了。神田則近乎無賴地表示，入桂以來，在所經全縣、興安等地有大量的抗日標語，令其十分不安，與其原路返回危險地帶，不如乾脆走少數民族聚居區，並聲稱他曾向李宗仁提出走南丹的路線，李宗仁對此未加否定。

神田為何如此重視桂北地區的情況呢？據他說是要寫一本名為《廣西要覽》的書。這本書究竟會是什麼樣子無從考證，因為它最終沒能出版。但他的另一部作品《湖南要覽》卻揭示了神田式「要覽」的特殊之處——因其內容翔實可靠，侵華日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直接把它拿來，當作軍事資料使用。可見神田編製的這種「要覽」，實際是為日軍侵華軍事行動服務的。

發現神田對西南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久經沙場的李宗仁很快反應過來——這哪裡是遊歷，這是偵察啊！因此，他給陳超瓊少校下了死命令，要求神田原路返回，以減少廣西軍事情報的泄露。無奈的神田最終悻悻而歸。

看神田走過的路線，全縣、桂林等地正是中日兩軍1944年浴血奮戰的戰場——日軍幾乎是踏著這位「旅行家」的足跡進攻廣西的。但從桂北方向，打到南丹，日軍卻不得不止步。從這個角度來說，正是由於李宗仁勒令神田原路返回的決定，才讓很多軍民避免了更大的犧牲。

其實這中間還有一段插曲，在廣西具體負責接待神田的兩位軍官張一民和陳超瓊，竟然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都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默許下，以半公開的身份在桂軍中工作。對堅決奉行反共思想的神田來說，如果地下有知，對自己這段經歷一定更有哭笑不得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