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慈禧死於西狩光緒變法能否成功？

晚清政局波詭雲譎，充滿了弔詭之處。甲午戰敗后，清朝舉國上下都圖謀維新變法，在光緒皇帝的主導下，清朝掀起自上而下的圖強變法運動。但這場變法運動僅僅持續了百餘日便以失敗告終，此後，光緒遭到軟禁，大權歸於慈禧太后之手。

差不多在戊戌變法失敗稍後，義和團運動在華北大地爆發，慈禧希望借義和團之手，驅逐外國勢力，結果遭致八國聯軍侵華（即「庚子國難」）。慈禧攜光緒倉皇逃往西安，史書稱之為「西狩」。「庚子國難」以後，慈禧開始推動清朝的「新政」，其大部分政策，如編練新軍，廢除科舉，與戊戌變法時並無多大差異。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推動下，也出現了一些新氣象，似乎新政勝利就在眼前。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頒布《仿行立憲上諭》，宣布預備立憲，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君主與民眾的若干權力，結果引發全社會普遍不滿。其後不久，光緒慈禧相繼去世，清朝也走向了窮途末路。

慈禧去世清朝也緊接著壽終正寢

歷史在這裡充滿了令人遐想的空間：庚子國難以後，清政府的新政如果是在光緒皇帝的推動下，結果會如何？光緒能否像明治天皇再造日本一樣，再造一個新中華？

光緒不是改革的合格領導者

光緒帝

歷史雖已成定局，但不妨礙我們假設：假定慈禧死在「西狩」途中，光緒皇帝掌握了清政府的中央大權，並重拾當年的改革夢想，那麼，他的改革能夠成功嗎？在筆者看來，光緒很難帶領清政府完成改革，因為光緒不是一個合格的改革領導者。

光緒所受的是傳統的帝王教育，學的是《帝鑒圖說》、《十三經》之類的帝王之書。這導致光緒缺乏國際視野，對西方世界特別是當時世界的潮流一無所知。本質上，光緒是一個中世紀的皇帝，他缺乏應對近代複雜國際環境的基本能力。而在光緒的心目中，康熙乾隆才是他的偶像。加上皇宮生活極為封閉刻板，他缺少接觸外界的渠道，連起碼人情練達都缺乏。（參見張宏傑《致命影響--光緒的性格》，《同舟共進》2014年第6期）

光緒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如同賭徒一般急功近利，寄希望於畢其功於一役。短短一百天推出的改革政策包含政治體制、官僚制度、發展工商業、改革教育等等，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方面，其改革極為魯莽與激進，當時的西方觀察家評價光緒的改革說：「不顧的吸收能力，三個月內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夠九年消化。」（參見張宏傑，《皇帝的五種命運》，山西人民出版社）

戊戌變法中光緒與康有為的表現就是——操切

除了不了解西方的制度禮儀，光緒在親政以後，表現得也十分獨斷專行，是典型的式帝王。光緒帝的這一性格特徵，在為德國皇帝製作寶星（即勳章）一事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初五，德國親王亨利在覲見光緒時表示，為了感謝光緒對亨利親王的優待，德國皇帝將向光緒授予「黑鷹寶星」。德國的這一舉動引起光緒注意，四月初六，光緒為進行對等外交，決定向德國皇帝回贈清朝最高等級的寶星。

但其實光緒並不了解寶星在西方禮儀中的作用，把它當成了一種賞賜和贈與，並未理解為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且光緒在寶星的製作過程中，反覆更改寶星的造型配色，令總理衙門和製作人員無所適從，最後光緒要求在寶星上鑲嵌大顆珠寶，改變了寶星原有的榮譽性質，使其更像是一種珍寶。

光緒在這件事上大費周章，實際是不了解近代外交實質的體現，「將程式當作內容」。（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個不了解世界形勢的君主，很難帶領改革走向成功。更令人遺憾的是，戊戌變法之時，光緒手邊連像樣的世界地圖都沒有。戊戌變法失敗后，光緒權力喪失，更難以了解外部世界，即便慈禧死去，光緒也不可突然能變成合格的領導者。

晚清改革不重視利益被損害群體

任何改革都意味著一部分人的利益會被損害，因此改革者必須注意照顧這些利益被損害的群體，否則他們將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也未必能成功。

晚清的兩次革新，都不重視利益被損害群體，所以改革失敗幾乎成為註定的結局。以晚清對教育的改革為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頒布上諭，宣布廢除科舉考試製度，在歷史上延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就這樣戛然而止。其實，廢除科舉並不是清政府的貿然之舉，早在1896年的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等人就打算廢除科舉。不過由於戊戌變法壽命太短而未能實行，等到「庚子國難」以後，科舉制度變成舉國上下詬病的制度，不少人認為科舉制度是落後的元兇。

1905年廢除科舉讓科舉考場頓時冷落下來

科舉制度被廢除后，舉國上下一致稱讚。比如維新派的《時報》發文讚揚說：「革千年沉痼之積弊，新四海臣民之視聽，驅天下人士使各奮其精神才力，咸出於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興者，其在斯乎。」看起來，廢除科舉順應了時代潮流和人心，清政府的改革理應一帆風順。

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清政府的改革舉措太過倉促，缺少過渡措施，對傳統的讀書人沒有相應的安排，導致大量寄希望於通過科舉考試改變命運的人失去上升通道。特別是貧寒階層的子弟，他們中許多人錯過了上西式學堂的年齡，也不具備足夠財力重新學習新知識，以「學而優則仕」為目標的大量讀書人，不得不重新尋找做官的出路：比如留學或投入地方實力派門下當幕僚，甚至不得不選擇當兵，這對讀書人可謂莫大的侮辱。

主流上升渠道缺失，讀書人只能尋找邊角空間謀求出路。大量讀書人淪為邊緣知識分子，在晚清的革命大潮中，他們與清政府越走越遠，最終成為堅定的革命派。

類似廢除科舉制度的改革措施，在清末十分眾多。比如為了籌集改革需要的資金，清政府不斷加收各種苛捐雜稅（典型表現是1904年鐵良南下，結果令地方實力派大為不滿，《警鐘日報》稱鐵良「收括東南之財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揮霍」），結果是民眾沒享受到什麼新政的福利，反而飽受其苦，最終民生凋敝，民心思變。

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新政雖不是光緒主導，但所實行的政策，與光緒主導的戊戌變法並無多大區別。光緒即便主導清末新政，思路也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晚清的各類改革都缺乏民間基礎

實際上，無論是光緒主導的戊戌變法，還是清末新政，清政府的改革都缺乏民間基礎。這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改革的廣泛性，晚清歷次改革都缺少民間支持，對於廣大官員和底層民眾而言，改革是什麼，要怎麼改，他們並不關心，甚至十分反感；二是民眾對改革的內容知之甚少，甚至許多理解都是錯誤的。這註定晚清的改革是無根之木，無水之源，也註定了不論由誰主導改革，都不能帶領清政府走進新時代。

光緒主導戊戌變法時，短短一百天內出台了大量改革舉措，但真正推行下去的寥寥無幾。地方官員大多持觀望態度。清末新政之時，慈禧和光緒尚在世，中央還頗具權威，但官員們對新政的態度依然是敷衍塞責，應付了事。中央各部的「大小官僚每日到部，只是簽到、划知、蓋章例行公事，大多對政事一無所知，真正懂得條例擬具辦法的只有部里的書辦。」（參見文安主編《晚清述聞》）中央大員尸位素餐，地方官員更是和中央背道而馳，慈禧曾對盛宣懷抱怨說：「現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撫全是瞻徇，即如州縣官，案件尚不肯說真話。」（參見《歷史文獻》第7輯，第246頁）

官員不執行新政政策還不算最嚴重的，還有官員反對新政變法，比如曾歷任廣東巡撫、兩廣總督的張人駿就認為新政會增加財政開支，激起民變。不幸的是，張人駿說對了，清末新政時期，因為苛捐雜稅沉重，各地民變迭起。

官員不願執行新政政策，民眾對新政更是所知甚少，茅海建教授在《救時的偏方：戊戌變法期間司員士民》一文中講述了一則例子：湖南永州府新田縣舉人何鎮圭在上書中提出了新辦團練的軍事舉措。而當時剛剛經歷甲午戰敗，士大夫卻不知敗在何處，還在提倡團練這一軍事方法，顯然與近代化的軍事舉措背道而馳。到清末新政時，大部分士大夫在觀念上也無多大進步，遑論民間底層了，他們對改革的認識幾乎等於零：清朝開始新政以後，興辦了大量新式學堂，結果遭到民間抵制，1910年前後，江蘇、浙江都興起了毀學風潮，此後又波及四川、廣東等地。

如果說毀學風潮是因為新學與傳統的信仰制度有衝突，那麼民眾抵制清政府的禁煙舉措，則更能說明民間社會不支持新政：1906年11月，清政府頒布《禁煙章程十條》，決定將「將洋土（鴉片）葯之害，一律革除乾淨。」這本是善政，但在推行過程中卻受到極大阻撓，不少地方民眾為此起事，蘭州知府全家被殺，雲南大姚縣幾千人攻佔縣城。

禁鴉片居然引起民變，這就是清朝改革的社會基礎

這些事例證明，清末新政在官員與民間社會都缺乏根基，很多改革政策只能是上層政府的一廂情願，根本推行不下去。這與慈禧主導還是光緒主導根本無關，而是因為清政府積重難返，幾乎無藥可救。客觀而言，光緒皇帝的威望與執政能力，比之慈禧太后差得太遠，由慈禧主導的清末新政，大部分舉措尚且流於形式，換成光緒主導，他不可能更成功。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缺乏起碼的社會基礎，改革措施也急功近利不顧後路，這註定改革很難成功。再加上光緒是一個對世界知之甚少，治國理念尚停留在中世紀的獨裁皇帝，他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更難改變整個清王朝的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的光緒皇帝不可能帶領清王朝取得變法改革的勝利，這與慈禧是否在世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