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世界變局下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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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北大國發院聯合創始人、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林毅夫教授在「朗潤·格政」第80期活動「兩會解讀報告會」上的發言。

此次發言中，林毅夫教授圍繞后經濟危機下的與世界經濟表現，分析了世界經濟疲軟的原因和傳統危機應對方案的缺陷，建議通過推進全球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結構性改革的方法來走出危機。

以下為林老師發言的精編版，已經演講者本人確認。

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連續七年下降至2016年的6.7%，經濟進入新常態。此時，一方面要對內採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第一大貿易國，因此也要從國際經濟情況，審時度勢，推動改革與發展。

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尚未完全走出危機的影響。發達國家中復甦狀況最好的美國，經濟增速也遠低於危機前發達國家3%-3.5%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歐元區、日本的表現則更加糟糕。在此情況下，同時期金磚國家和亞洲出口導向型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的經濟也都巨幅下滑並且情況比嚴重。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這一成果來之不易。

對經濟危機持續時間估計不足和危機應對策略不當導致世界經濟恢復緩慢

在2008年，林毅夫教授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危機持續時間的判斷是長期危機，而當時主流的觀點是危機只會持續三個季度到七個季度。危機持續時間判斷的不同直接影響到應對策略的選擇：對於短期危機，應對方法是以失業救濟穩定經濟，避免出現社會問題；而對於長期危機，若長期發放失業救濟，加上危機時期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財政赤字將快速上升，應該以短期可以啟動需求增加就業，長期可以消除增長瓶頸、提高生產率，由未來收入增長來抵補短期措施負債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應對方案。由於，當時普遍認為危機會是短期，所以，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應對危機的辦法未受到重視。

發達國家爆發危機必然內部有結構性問題，要最終走出危機應當採取結構性改革措施，這也是在杭州的G20會議上各國領導人的共識。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內容包括減少福利和去槓桿兩個方面，其中去槓桿又分為金融機構去槓桿和政府去槓桿。這些措施若能落實到位，發達國家的競爭力和抵抗風險的能力都會提升，會使發達國家恢復正常增長。

但是，減少福利會降低消費需求，而金融機構的去槓桿會減少貸款，導致投資需求、消費需求下降，政府的支出主要用於支持消費和投資，政府去桿杠同樣會降低消費和投資。這些措施會使原本疲軟的經濟進一步下滑，失業率上升，因此對於本就處於危機階段的經濟體，政府難以推動。在沒有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美歐等發達國家很可能步日本的後塵，陷入長期的增長疲軟。

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貶值vs基建

IMF針對發展家金融危機后的復甦，曾開出的藥方是：一是進行結構性改革，二是貨幣大量貶值來提高產品競爭力，以出口增加來創造國內的就業機會，給國內的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但是這個藥方在面對發達國家出現經濟危機時，卻因為發達國家間的貨幣競爭性貶值而失效：不論哪個國家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引導本幣貶值，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相應的對沖措施，最終的結果是誰都沒有辦法用貨幣貶值來給國內的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與此同時，發達國家長期未能走出危機，國內失業率高、經濟低迷引起群眾不滿，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勢頭日益高漲，也會影響其他國家經濟復甦，陷入惡性循環。

林毅夫教授認為，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比貨幣貶值更好的選擇，首先，相比失業救濟被動地幫助失業人口，基建能夠主動創造就業，而且投資形成的基礎設施能夠提高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其次，在危機時期，基礎建設的原材料價格較低，基建成本低；再次，基礎建設投資需求巨大，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基礎設施老化問題，亟需更新換代，而發展家由於受到80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主張依靠私人部門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結果基建投資嚴重不足的問題，導致到處是基礎設施的瓶頸；最後，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實現發達國家和發展家的互利共贏：根據林毅夫的研究，發展家基礎設施每投資一塊錢，會增加7毛錢的進口，其中3.5毛錢會來自於發達國家，因此增加基建和貨幣貶值一樣能夠增加發達國家的出口。

目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在學界、政界取得了相當的共識。推出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建設為抓手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提出的一萬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這為中美避免衝突，攜手合作提供了機會：如果作為世界第二大國和第一大國的中美能夠一同推進世界範圍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就能夠幫助發達國家走出危機，也能夠幫助發展家消除增長的瓶頸，恢復經濟正常增長，這是一個有利於現在和未來、發展家和發達國家的多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