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全球化及其社會治理的中國模式

本文系鄭永年教授在2017年IPP國際會議「發展與貧困：和世界的經驗」演講稿現場速記版，未經本人審核。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如果大家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全球化確實為人類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是只是社會上的少數人。另一方面就是科學技術大發展，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發展都為世界產生了巨大的以前，包括就業，對政府的稅收，對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的規模都發生很大的影響。

總體來說，我覺得長達數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社會上大部分人沒有得到他們應當享有的財富，他們也得到了財富，也是在增加，但是資本是大頭，勞動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社會群體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

所以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全球化所導致的巨大的社會差異、社會分化、中產階級的困境都是世界上民粹主義崛起的經濟根源。內部的民粹主義又往往表現為外部的經濟民族主義、泛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這些新的主義的興起給今天的國際關係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記得90年代，我在普林斯頓讀書的時候，學費是1萬，但是當時的製造業熟練工人的工資是3到4萬，但是先用的學費已經漲到5萬了，製造業熟練工人的工資是6到7萬，所以這還是很大的變化。

現在我們看美國的情況，因為美國被認為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典型的民主。所以今天爆發的白人等問題都是經濟的反映，我想歐洲所面臨的情況也是一樣，福利國家、民主、資本這三大問題在二戰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資本社會和政治社會平衡發展，但是（現在）已經失衡，怎麼來解決？我想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就算是英國的脫歐，也不是解決方案，因為老百姓也不滿，所以現在沒有什麼辦法。

大城市發展起來以後，大家以遺忘了小城鎮和農村。我想東亞社會也是一樣，早些的日本、四小龍是最平等的經濟體，但是近十來年，他們的收入差異也逐步拉大，所以這個問題都很大。

作為進一步全球化的主力，我想也是同樣的情況。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也是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也避免不了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益。

經過過去的40年裡，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是世界經濟上的奇迹。但是今天的也面臨著社會分化和收入差異，的社會的不平等也制約著可持續發展，也影響著國家的不穩定。所以的民粹主義情緒也是十分高漲的，跟其他國家一樣，實際上大家看看世界各國，就民粹主義而言，今天世界各個國家之間的差異並不在於是否有民粹主義，而是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是不是去動員民粹主義或者利用民粹主義，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大力提倡民粹主義，有些國家就剋制自己，沒有去做民粹主義。

我覺得一個領導層的判斷很重要。儘管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我們的人均GDP的還有8500美金，所以我們看到廣州、深圳、上海、北京高樓大廈，也看到很多人去巴黎、倫敦搶名牌包包和高檔消費品，我們的商人去法國買紅酒庄、去歐洲買俱樂部，看起來好像已經富得不得了，錢多得沒地方用。但是我想的領導人是清醒的，這只是一小部分，無論是民粹主義，還是民主主義，無論是全球化還是逆全球化都解決不了問題，我想全球化一方面勢不可擋，另一方面也是創造財富的有效機制。

無論是去年的杭州G20峰會，還是今年年初的達沃斯論壇，還是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峰會，的領導人都是多次傳達出了同樣的信息，就是會繼續推進全球化。這點在西方的反應是非常好的，我接觸到很多西方企業家，他們感覺到以前應當是美國說的一些觀點現在被的習主席說了。但是另一方面，我想也不會忽視其內部所面臨的全球化帶來的挑戰。

所以十八大，就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十三五五年規劃的目標是每年要從農村減貧1千萬人口，這是很大的數量，新加坡只有560萬的人口，所以一年差不多要減掉兩個新加坡人口的貧困人口，這是不容易解決的事情，但是我覺得野心也很大。

剛才林教授也說，的扶貧不是新鮮的事情，從8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扶貧，對世界的扶貧的貢獻最大。我覺得這就涉及到國家的能力問題，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問題。據我觀察，如果比較世界各國的中央政府，我覺得像這樣的中央政府還是比較有能力達到一些共識，能進行一些有效決策的政府不是很多。

西方尤其是多黨制國家，各政黨之間互相否決，不能有效決策，像歐洲、像北美聰明人也不少，他們也知道問題在哪裡，尤其是歐洲，他們知道問題在哪裡、怎麼去解決問題，但是就很難產生一個有效政府。法國新總動馬克龍當選，歐洲人、法國人就開始說他將成為一個新的拿破崙，但是據我了解，他很難成為一個新的拿破崙也是可以的。

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但是是一個開放性的執政黨，能夠容納共同的利益。我想扶貧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有條件到的很多地方去看看，今天正在經理這一個全國性的扶貧運動，的很多方式在很多外國朋友看來會比較羨慕，但是很難學得來。

比如說地方政府的角色，的地方官員承擔著扶貧的責任，必須幫助窮人脫貧，這已經成為政績考核的一部分，如果不能脫貧，很難得到提拔。

比如說華南理工大學，他就有責任去幫助貴州的一所大學去脫貧。或者一個富裕省份要幫助一個窮的省份脫貧，或者一個富的縣要幫助一個窮的縣去脫貧。這是很好的經驗，但是很難複製。但是我覺得這裡面的道理是有的，一會可以講。

也有人提出為什麼不用歐洲的社會政策的福利的方式來扶貧？且不說歐洲的福利社會現在出現很多問題，全面福利，像李光耀先生所說，如果福利與民主結合起來，民主變成福利的拍賣會，承諾很多，但是不能給很多，他的經濟發展很難支撐他的高福利。

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說，我想還沒有實現像歐洲那樣的福利社會的程度，但是社會必須得到保護，如果窮人太多就會出現問題。我想扶貧就是一種達到基本社會公平的戰略，這幾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當然他指的是國際社會，但是我想這個「命運共同體」也可以應用到國內的社會內部的各群體，如果社會內部有些階層太富，有些階層太窮，很難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如果有些國家很富，有些國家很窮，我想這個社會肯定是不平衡的。

我覺得如果通過扶貧的方式能夠解決一個基本的社會公平問題，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戰略。我希望各個國家的領導人確實要關注到這一點，因為現在的收入差異已經超越了很多社會階層不可以接受的程度，如果沒有有效的方式來反貧困，這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當然這個貧困也並不是和發展家的問題，我想也是很多發達國家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

發達國家在以前的反貧困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經驗，也正在踐行，但是如果從80年代開始，也是積累了很多經驗，如果我們能夠互相學習，不僅使每個國家會變得更美好，也會使整個國際社會變得更加美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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