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他們為什麼如此「害怕」統一？

新視角摘要：

兩個國家一個民族，卻建立了相互對立的民族意識，各自的合法化敘事，兩個國家一起製造了歷史記憶的分裂，於是，對待歷史的重要一步，從一開始就被東-西衝突給扭曲了，過度熱衷於表現意識形態的狂熱，以取悅各自依託的超級大國。

揚-維爾納·米勒所著的《另一個國度：德國知識分子、兩德統一及民族認同》是一本既令人困惑，同時也給人啟示的書，它講的是東、西兩個德國在1990年統一前後聯邦德國知識分子對待統一和歷史的各種論爭，全書論述了兩德知識分子對於兩德統一后的心態和反應，害怕與擔心的是統一后德國的性質，他們的民族觀與歷史感不僅往上追溯到讓人噤若寒蟬的第三帝國、曇花一現的魏瑪共和，甚至更遠可以追及到啟蒙運動。這些知識分子的聲音和身影，主要收錄有君特•格拉斯、尤爾根•哈貝馬斯、馬丁•瓦爾澤、卡爾•海因茨•博雷爾。這些有名望的知識分子毫不顧忌自己的名聲，紛紛投入到這場論爭當中，也的確都在這場論爭中，名聲或多或少的受損。這本書讓人震撼的是德國知識分子思考的深度和力度，他們思考時表現出的道義感和歷史感，讓我們開闊眼界，明白什麼是思想，什麼是知識分子。

這本書讓人震撼的是德國知識分子在兩德統一來臨時，竟然如此的「害怕」起這個統一的德國，民族認同將他們帶入到民族文化和歷史的爭論當中。民族統一還是民主統一，德國的民族文化能否承擔起這一德國統一識別，兩德分裂是對德國民族文化的懲罰，還是冷戰的結果。當兩個德國於1949年成立之時，自由、和平和統一似乎都是最高使命，但它們相互卻不兼容。無論東還是西，德國人對民族社會主義的最初反應都是國家主義的，於是，不論是東德還是西德，它們的建國都表現為公開否定民族社會主義這段過去，雙方都同「另一個德國」針鋒相對，各自把對方看作是過去的遺孽。西德人把民主德國看作極權主義的一個例子，而民主德國的宣傳機器把聯邦德國描繪成骨子裡的法西斯，甚至連希特勒本人都被看作是一個西德人。兩個國家一個民族，卻建立了相互對立的民族意識，各自的合法化敘事，兩個國家一起製造了歷史記憶的分裂，於是，對待歷史的重要一步，從一開始就被東-西衝突給扭曲了，過度熱衷於表現意識形態的狂熱，以取悅各自依託的超級大國。

兩德統一以什麼作為救濟，德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卡爾雅斯貝爾斯於1946年發表了《德國人的罪責問題》一書，提出「集體責任」的概念，他認為，德國人由於自己的罪愆，在主動服罪、承擔起集體責任之前，是沒有資格恢復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語言是曾經的歷史，而歷史則是民族的歷史，文化被看作是日益加深的分裂的主要救濟，民族國家就是被民族神話養育的國家。諾貝爾獲得者格拉斯在證明什麼，常常嘲笑介入文學和作家能夠擔當民族良心的那種觀點。格拉斯認為，有這種良心的代表，會讓普通公民不再反省他們自己的良心。認為德國統一後會自動獲得中歐強國地位，引起鄰國的懼怕，導致自己的孤立。他堅信，這個曾經犯下奧斯維辛罪行的民族沒有權利生活在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中，因為，根據他的理解，民族社會主義崛起的前提就是德國當年的統一，因此重新統一會再次導致浩劫。當年格拉斯反對分裂，當統一來臨時，卻成為了一個「傷口破著」必要性的號召者，其表達如下：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有太多太多的死者在看著他。格拉斯首先捍衛的是作為一種文化認同的戰後西德「大屠殺認同」，畢竟，傳統道德所信奉的遵守法律、服從命令、遵循「常識」或按照民族傳統行事，全都沒有能夠阻止第三帝國這一道德災難，令人大跌眼鏡。

(奧斯維辛集中營)

德國不能發展一種「正常的」民族意識，而必須有意創造出一種以普世主義為基礎、以法西斯體驗為鑒的認同。在哈貝馬斯看來，試圖找到一種自由效忠的形式，去處理一個受民族主義暴行困擾的分裂民族的愛國主義和認同難題。為此，他在當下所做的面對未來的警告，常常是挑釁，不惜引發紛爭，其介入行動的動機，是害怕統一進程「規範性缺陷」的民族主義補償——金錢和權力成了主宰，而團結來自於一種前政治的、同質民族認同。哈貝馬斯在知識戰場上兩線作戰：第一，他要捍衛他在歷史學家論戰中的勝利，反擊那些又一次提出回到民族主義「正常性」者;第二，他要反對那些不信任西式解放方案的前民主德國知識分子，他們或是出於文化悲觀主義，或是索性把自由主義等同於資本主義。在哈貝馬斯看來，威脅來自於那些「文化名宿」們的鬼魅般的存在。

柏林牆倒塌，但以西德的知識分子的觀察，東德不是一場真正的革命，而僅僅是一場崩潰，民主德國的人民滿懷物質主義慾望，不符合他們的預想。1700萬東德人對資本主義和消費品的渴求，意味著審美上以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一種倒退，對事後的「再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則表現出深深的疑慮，極端害怕由東德庸眾的歸附而放大民主的缺陷。作為回應，他們提出了一些概念，如文化民族和憲法愛國主義。

1989年威脅到了1968年，亦即柏林牆的倒塌這一歷史一刻所帶來的巨大轉變強烈衝撞了1968年一代特殊的左翼共識。失去合法性的東德社會主義國家崩潰，意味著任何烏托邦思想在西德的實際存在的終結。1989年仍然要被看成是一種解放，從相互揭露真面目中解放，從右派通過遺忘來建立凝聚力的強迫性衝動中解放，以及從左派的懷疑的強迫性衝動中解放。

本書讓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在西德，害怕統一的竟然是左派，西德知識分子的忠誠是被建立在他們基本的不信任態度、他們習慣於用偏見做出政治評判。他們最基本的政治意向之一是不信任民族主義，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對這樣一個民族中的德國人也不太信任。右派在論戰中並沒有多少進攻性，民族的概念總體上還是被右派保持著，左派經常把民族的概念看成是一個排他的政治概念，不能與像自由和民主這樣的原則考慮在一起。而右派則指出，民族的自由和統一可以同時成為可能，因此，對人民的不信任聲音要比左翼知識分子小得多。

如書中最後描述，最終，事實是，德國的政治文化從總體上而言依然是強有力的民主和自由的——甚至是面對著在統一浪潮中的相當多的社會混亂和經濟失位情況下依然如此。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於過去五十年中西德知識分子們不懈的干預，以及可能是一如既往地過分不相信他們自己的人民所致。

是啊，只盼這些人和別的人一樣，

只盼這是一個完全平常的、另一個國度，

而不是這個夜與霧的國度

擠滿了靈魂出竅的住戶

既不知自己是誰，也不願知道

被拋入這片國土

又要逃離這片國土

流離失所一直到墳墓：

只盼是別樣的，只盼它還有救

只盼這裡有忠告和慰籍

只盼它不是這個荒廢的、封了嘴的敵人之國度!

——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國家語言》，1960

本書評價了西德知識分子對統一的反應，解析了新右派的思維方式，並且深層次的反映了論戰中的德國政治文化特徵。相信每一個讀這本書的人，都會對聯邦德國知識分子的責任精神，對待統一和歷史的各種論爭，而毫不顧忌自己的名聲產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