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塘約村為何引來全國上百考察團前來「取經」觀摩？

為什麼一個貴州的小村莊竟引來全國上百考察團前來「取經」觀摩？還有一本書專門介紹這個村莊的變革經歷，書中寫道，「它不同於小崗村，也有別於華西村」。

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塘約村在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這個村子只用了二至三年時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13年的不到4000元提升到去年的800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80萬元，實現了從國家級二類貧困村向「小康示範村」的嬗變，被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稱讚為「新時期的大寨」。而塘約村取得如此成績的重要經驗主要有兩條，一是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二是鞏固集體所有制。

村裡新舊房屋的對比，恰恰成了塘約嬗變的縮影（多彩貴州網記者林童 張玥 攝）

報告文學作家、央視紀錄片《長征》總撰稿王宏甲花了近一年時間，多次深入貴州省安順市及塘約村做了大量的鄉村調查，最終出版《塘約道路》一書。王宏甲在書中寫道，「農民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全書試圖回答「如何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加強黨支部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

據貴州民族報4月25日刊發王宏甲與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的訪談，題為《塘約道路 希望》一文。張全景在訪談中表示，很高興能從《塘約道路》一書中看到一個村莊里的「力量」，塘約道路代表著農村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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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崗、華西都曾是農村改革的縮影，特別是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深刻推進了農村土地產權改革，豐富了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內涵，解決農民生產積極性問題。那麼，塘約村的改革之路則體現了新時期農村改革，特別是土地產權改革實踐的縮影。

塘約村圍繞「三權」+黨建+扶貧+產業+金融發展思路，切實抓牢「確權」這個基礎，抓好「賦權」這個關鍵，抓實「易權」這個核心，同步推進農村產權「七權」確權登記頒證，探索實施「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發展模式，走出了一條農村改革促小康的蝶變之路。

2014年，塘約村拉開改革的序幕，率先成立村級土地流轉中心，建立農村產權確權信息管理平台，對農村土地經營承包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農地集體財產權「七權」疊加一併進行確權登記，明晰了農村產權「身份證」，讓農民把產權「揣」在兜里，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為農村產權交易打下基礎，促進城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農村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土地經營權參社入股，村裡把利潤分成講得透亮：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體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

土地產權改革立竿見影，三權分置解除土地束縛，順利推進了「合股聯營、村社一體」發展道路，採取「黨總支+合作社+公司+農戶」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互聯網+農產品」「合社作+物流」的營銷模式開拓農產品銷售市場。同時，與天成農業公司合作建設學生營養餐食材特供基地，發展淺水蓮藕基地、辣椒基地及精品水果基地，初步構建了規模集約化發展的現代農業體系，迅速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正如作者王宏甲在《塘約道路》一書「導言」中所說：「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塘約道路不僅僅是一個迅速脫貧的故事，塘約的變化是在集體所有製得到鞏固，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得到加強的情況下迅速發揮出優勢。前者是經濟基礎，後者是上層建築，二者的高度統一是當今所迫切需要的。這是在基層築牢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走一條使每一個農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夠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

而且，塘約道路也與中央關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最新意見相符合。去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提出逐步建立規範高效的「三權」運行機制，不斷健全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為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堅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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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後，農村集體化經濟逐漸瓦解，如今塘約村重走集體化道路，讓外界認為這是否在開歷史倒車。

然而，答案是否。塘約村創新而為所成立的合作社不是過去的「大鍋飯」，集體所有制也不是計劃經濟的翻版，而是符合村情民意的新辦法，反映了塘約村黨組織對現行政策的敏銳捕捉和靈活把握，也讓塘約村黨支部完成了由過去「行政人」向現代「經濟人」的轉變。

改革開放后，農民單幹，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工廠，這也給大量內陸農村帶來了不少問題，比如農村空心化、留守兒童問題嚴重、農業難以得到長足發展等等。而從塘約村的經驗來看，重走集體化，這並不是開倒車，而可能是農村與農業重獲新生的一條新路。

過去集體化出現的問題，並非集體化本身存在問題，而是有時代原因、管理水平限制等原因。而如今塘約村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是讓村民自願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裡，進而做到「七權同確」，實行集體所有制，走集體化道路，同時從根本上解決青壯年紛紛外出打工、土地大面積撂荒、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無人照料等矛盾。全村抱團發展，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讓村子得到集約化發展的機會。

2017年1月，《學習時報》刊登王宏甲自述為何要寫《塘約道路》的文章，其中提到，「塘約因成立了村合作社，得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嶄新的變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在外開車的回來了，組織起來竟有200多個駕駛員，成立了運輸公司。木匠、泥水匠、電工、油漆匠回來了，有800多人，成立了建築公司。流水線上回來的女工有350人。農業專業隊把全村撂荒了30%的土地全種上。生產的組織化和產業化煥然一新，「留守兒童」的生活結束了，婦女們因家人的團聚而精神煥發。」

關於塘約道路是不是塘約農民自願的？王宏甲稱，「在當地採訪得知，因貧困欠著債的，村裡有個說法叫「債民」，塘約村有30%的「債民」。這些「債民」都是最踴躍報名參加合作社的。還有一個事例，與塘約相鄰的大屯村，歷史上一直經濟比塘約強，現在看到過去比他們窮的塘約興旺起來，有60戶農民的土地確權后流轉給塘約村合作社，你說他是不是自願的？樂平鎮黨委書記馬松說過一句話：「『農民是用眼睛選擇前途的。哪裡好就往哪裡奔。』」

鄧小平晚年曾說過，農村發展的二次飛躍，還要走發展集體經濟的路。就像城市裡的工廠，通過讓工人們協同合作，提高生產效率，通過集約化來尋求發展。農業集體化應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況且現在各方面的客觀條件，更加支持農業集體化的生產方式，比如拖拉機產量大幅度提高，工業體系比較健全等。但重走集體化，不是要回到過去的集體化制度，而是要能提高管理水平，也不能僅滿足於靠農業，還要通過集體化發展工業。

當然，「塘約道路」道阻且長，對其是否能真正在全國普及，尚不能下定論，但塘約村目前已經取得了矚目成績，這值得肯定。塘約村重走集體化，使一個貧困村在短期內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讓其具有可複製的樣本意義，值得廣大農村地區借鑒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