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編劇周梅森，為什麼會遭遇40餘人聯手封殺？

《人民的名義》這部現實主義的官場政治劇目前在湖南衛視的熱播，如同一聲驚雷，剛播出幾集，便引爆了2017年的各大影視屏幕，網路上各種熱議如潮，說什麼的都有，筆者以為，這部劇最大的積極意義在於，它突破了以往大量的古裝宮斗劇、抗日神劇、無聊愛情劇的低級趣味，引導了人們的重新睜眼、正眼看社會，基於這個判斷，哪怕它在一些劇情上有也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總的來說還是具有標杆意義的。讓廣大影迷不為所知的是，該劇的編劇——國內有名的大牌作家周梅森，在他所走過的不平凡的寫作生涯中，也曾經遭遇過各類勢力的干擾，所寫的官場政治小說遭遇過鮮為人知的封殺。

若問周梅森為什麼遭遇封殺，這還得從他的創作生涯說起。

周梅森出生於五十年代，求學時期便遇上了文革，書讀得不順利，他14歲下煤礦，身在艱苦的環境中心卻嚮往文學的神聖殿堂，白天挖煤，夜晚廣讀各類文學名著。書讀多了，他就開始了文學創作，1978年，他的處女作《家庭新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雖然稿酬不多，卻給了周梅森極大的精神鼓勵，促使他寫得更起勁了，這樣他發表的作品就更加的多起了來，如此良性循環了一年。1979年，周梅森到南京市純文學刊物《青春》編輯部任編輯工作，生活條件的大改善，無疑是讓他在文學創作上是更順風一些，在這陣順風的吹拂下，周梅森創作出了一系列中長篇小說：《沉淪的土地》、《莊嚴的毀滅》、《軍歌》、《黑墳》、《神諭》等等，成果是很豐碩的。這樣，年紀青青的周梅森便憑著這批成果，於1985年成為江蘇省的作協創作組專業作家，雄心勃勃，更加熱烈地寫起他的長篇大作起來。

1994年，也許是久坐書房感到很無聊；也許是原有創作的材料已用盡，需要到生活中去挖各類素材礦藏，補充彈藥，也許是這兩者兼而有之。他回到了闊別多年的老家，九十年代，正是各處基礎建設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江蘇也不例外，周梅森在老家四處邊走邊逛，凡是人多的地方，熱鬧的地方，他都要上前去看看，找鄉親們聊聊。這一聊不要緊，鄉親們卻把他這個從省城裡來，衣冠還鄉的大作家當作訴苦的知心人，紛紛訴說政府搞攤派集資修路的憤憤不平處，當時鄉親的收入普遍都不高，對於政府搞的集資修路很是不理解，怨言是相當之多的，完全可以用載道來形容。鄉親們唆聲嘆氣的愁苦面容深深地刺激了周梅森，俗話說，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他不是官，可是在鄉親們的眼裡，他周梅森就是上級派下來微服私訪的官，對他的期望很大。對於一向關心現實生活，富有仗義執言衝動的周梅森來說，把鄉親們的想法與呼聲反映上去，他覺得也是自己的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

來到當地政府部門，周梅森毫不保留地把當地老百姓的叫苦聲向政府一把手一一傾訴了，期望政府決策人員能停了這項萬人所怨的工程，減輕鄉親們的負擔。政府領導聽了他的上訴，對周梅森關心家鄉的建設，關心鄉親們的感受表示了感謝，並與他在辦公室里推心置腹地長談了幾個小時，道路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好的道路，想使一個地區的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那隻能是一廂情願，外地的客商不願意進來，本地的物品送不出去，在這樣的情況下，去談經濟建設就只能是空中樓閣，畫餅充饑。因此，政府是從長遠發展的角度出來，在作出這項集資修路的決策之前，是經過充分考慮，是論證又論證的，只是，下發傳達到各基層的說明解釋工作，確實是做得不到位，不夠好，這樣才造成了大量基層民眾與政府部門的對立情緒。

聽了政府領導的一席肺腑之言，周梅森覺得政府做得很對，他感到眼前這個棘手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取捨關係，是捨不得孩子就套不住狼的。政府部門沒有被鄉親們的小農意識所綁架，作出這項集資修路的決策是對的，只是要開誠布公，坦蕩真誠地和鄉親們作好溝通理解工作。就這樣，周梅森和政府領導越談越投機，政府領導也喜歡他這位在鄉親們中有一定的影響力，思想前瞻的青年作家，出於工作的需要，於是邀請周梅森到政府做掛職秘書，幫著處理一些文書傳達溝通工作。周梅森也想深入地了解政府官場的生活狀態，和更廣泛地了解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現狀和心理狀態，於是便愉快地答應了領導的邀請，做起了政府的掛職秘書。

這段掛職秘書的工作經歷對於周梅森的創作生涯是最重要的一段經歷，也可以說得上是他創作之路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大催化劑，也許，沒有這一段在政府機關掛職秘書的工作體驗，也就沒有他的後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官場政治小說了。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思考，一部反映官場生活的政治小說《人間正道》於1995年出版了，由於此前這個領域的寫作一向是禁區和雷區，寫作者一不小心就容易惹上麻煩，國內這類題材的長篇小說是非常罕有的，因此《人間正道》一出版就顯得特別突兀、刺眼。也由於題材的敏感性，明裡暗裡，從各個不同角度，以各種不同心理來關注和解讀這部作品的人就非常多。沒過多久，就有不少人對這部長篇小說提出了異議，有一些和周梅森以前有過工作接觸的人不知不覺地把自己和小說中的人物對號入座，橫看豎看，總覺得周梅森在諷喻、影射自己，於是乎據說當時有40多個廳局級幹部聯名告他，3個宣傳部長提出要修改小說，新華社還發了內參。一部小說鬧出了這麼大的動靜，於是周梅森在當地被 「封殺」了，不準播與他有關的電視劇，不得有關於周梅森的新聞報道出現。但是，後來當《人間正道》被拍成電視劇，通過中央台播出產生很大的轟動之後，「封殺」他的人又說，「事實證明，我們抓這部作品抓對了」。這種反差讓周梅森開始思考，他們為什麼會這樣？這場風波讓周梅森思考，讓周梅森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官場，他說要是沒有《人間正道》這場風波，他肯定就不寫政治小說而是繼續寫他的歷史小說了。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封殺」事件發生之後，促使周梅森陷入了更深層次的思考，他覺得自己在小說的寫作中，不應該過多過多地局限於手頭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而應從更全面、更廣闊的視角來觀察社會，他說過「選擇的題材，必須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從宏觀上發現問題，這樣我在下筆的時候就得相當慎重，不能把自己偏激的情緒帶到書中」。

我們在周梅森《人間正道》之後的《至高利益》、《絕對權力》、《國家公訴》、《我本英雄》等同是官場政治小說中可以看得到，那裡面的理性思索的成份是明顯地越來越多了，人物的性格之中也越來越帶有歷史發展的烙印，這些都是能促使人們對於國家民族未來進行冷靜、深刻地思考的，周梅森的後期作品，幾乎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所亟須的精神食品，所揭示的都是引人深思的時代問題，就憑這一點，就不得不為這位有膽有識的作家叫一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