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讀史|同樣是沿海，齊魯兩國差距咋那麼大？

文/劉緒義文史學者

周朝的齊魯兩國都位於山東，一個在山東東北部，一個在山東東南部，始封時國土都比較小，后都發展成大國，然而，齊國卻始終壓制魯國。同樣都屬於沿海，兩國差距咋那麼大？

一是齊魯兩國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

齊國姜姓，是周武王的國師太公望的封地。「三監之亂」後周成王給了姜太公相當於今天的特區自治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魯國姬姓，首封國君為武王弟周公旦，由於周公要留在鎬京輔佐成王，長子伯禽代為主政。國力最強時其疆域北至泰山，南達徐淮，東至黃海，西抵定陶一帶。二國都是侯爵。差距首先表現在政治制度完全不同。

齊國實行的不是郡縣制，地方行政制度偏向於分權，採取了五都之制。地方行政權力分屬於五都；軍權亦不集中，齊國曾起「五都之兵」伐燕，說明五都皆有兵。魯國則實行周的政治制度，「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它享有郊祭文王，奏天子樂的崇高特權。

齊魯二國，政治上各有各的優勢。一是自治，一是輔周。但由此也造就兩國不同的發展方向，齊是以創業為主，魯國以守成為主。

二是齊魯兩國同樣的經濟優勢，不同的改革思路。

齊魯兩國以泰山為界，分居南北；海洋環境優越，有著相似的經濟資源。齊國的海鹽業很發達，戰國，「齊有渠展之鹽」，產量大，流通廣。魯國鹽鐵同樣是重要且豐富的資源。《史記》貨殖列傳有一個西漢初的富豪排行榜，其中魯國的曹邴氏，以煉鐵起家，排第四；齊國的刁閑，大鹽商，排第五。

但是，齊國因冶鐵手工業發展起繁華城市，各國國都中，以齊國臨淄規模最大最繁華，人口七萬戶，娛樂活動豐富多彩，馬路上車輛擁擠，行人來往密切，「家敦而富，志高而揚」。當時大的商業城市中，齊國有即墨、安陽和薛，魯國一個都沒有。

齊魯兩國的蠶桑業發達。兩國出產的縞都有名，還因此發生過經濟戰爭，「齊紈魯縞」，齊以經濟手段「不戰而屈人之兵」。

齊國屬於禹貢九州的青州，瀕海之鹽鹼地不適於農業生產，但是齊國因地制宜，「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煮鹽墾田，富甲一方、兵甲數萬，至齊桓公時，依靠海上資源，迅速成為春秋五霸之首。隨著疆域的擴大，膏壤千里，農業也得到發展，到戰國時已呈「粟丘如山」的景象。

在處理農商關係時，管仲提出「竱本肇末」，通過農業積累財富，又通過商業活動促進流通以增加財富。將士、農、工、商並列為國之四民，四民分工，地位平等。齊國還注重改革，前685年「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繳山海之利，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后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成為中原霸主。

魯國屬於禹貢九州之徐州，西部是黃淮平原，擁有土質肥沃的良田，農耕發達，卻並沒有因此富起來。也許正是看到齊國的優勢，孔子將農事看作是「鄙事」。

魯國的改革卻遲至公元前594年的「初稅畝」。這一被後人津津樂道的稅制改革其實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井田已被破壞，要想增加稅收，只能按田畝的多少來徵稅。因此，《左傳》《穀梁傳》都說：「初稅畝，非禮也。」4年後，魯國又「作丘甲」，實際上是對私田所有者徵收軍賦，是為了增加稅收，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稅制改革。魏國李悝變法推行的是「什一稅」，但魯哀公認為十分之二仍不夠。可見，魯國經濟衰退到了何等地步。

齊國的辦法則是相壤定籍，按照土壤質量的好壞規定租稅的等級，比「初稅畝」要科學得多。因為缺乏改革，雖然魯國一度與齊國爭奪東方的霸主，但在齊國面前長期處於弱勢。

三、齊魯兩國截然不同的文化政策

齊太公一開始實行「因其俗，簡其禮」的文化政策，管仲相齊，仍然採取「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並不強求思想一律，而是順其自然。採取強國富民的方法以達到「知禮節，知榮辱」的文化道德水平。

魯國則一開始「變其俗，革其禮」，同時又「啟以商政」，魯因而成為禮樂之邦。魯國在諸儀班次中位次居長，將推行周朝禮樂作為政治任務，依照周制來治理。因此，伯禽前後用了三年才完成魯國初步的穩定，返回成周報告；齊國卻只用了五個月。魯在政治上的優勢沒能轉化為經濟優勢。

因此，齊人第一特點是善辯，性情豁達。《史記》說齊人「寬緩闊達而足智」。鄒衍、鄒爽、淳于髡等都是齊國有名的辯士，《漢書·鄒陽傳》說「齊楚多辯知」，稷下學宮便是齊國機辯之士集中之處。第二，齊人尚武。有的行俠仗義，熱衷私鬥；有的暗殺行刺，雞鳴狗盜。武夫、力士、刺客之類，遍及各地。第三，齊人尚奢。管仲就以奢侈著稱，卻受到齊人的尊崇。齊國的數代名君皆尚奢侈，如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第四，齊人尚色。兩性關係上隨意，無媒自交，同姓相婚、近親相交普遍。「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

魯人則沉浸於周代禮樂文化，固守禮「經國家，定社稷，利後嗣」的功能，「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東周「禮壞樂崩」，魯國仍有不少知禮之人，如臧僖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劌、里革、叔孫豹、子服景伯、左丘明、孔子等。

秦末，劉邦舉兵圍魯時，「魯中諸儒尚講誦育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後來司馬遷到魯地「觀仲尼之廟堂」，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說「漢代統一了魯國的禮教和秦國的法律」。

齊魯兩國的差距給了我們現代人重要的啟示。齊國強力推行經濟建設和改革，同時在文化建設上順其自然；魯國則強力推行文化建設，忽視經濟和改革。前者導致國強而民俗，後者導致民雅而國弱。

治國理念上，齊國以開放的姿態，一定程度上與地方分權，因而，思想文化也不容易保守，導致秦漢時期方士盛行，走上急功近利之途。魯國則固守傳統，思想意識內斂，導致經濟停步不前、改革無力。魯齊兩國最終在與秦抗衡的過程中衰落，先後被人吞併。

《管子·治國》中指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正是看到了齊國的長處，孔子後來提出「先富后教」；孟子也提出「倉稟實而知禮節」。這都是對自己母國的反思。

文化需要推陳出新，固守的結果很難維繫文化的生命力。春秋戰國禮崩樂壞，魯國其實並不例外，季孫氏「八佾舞於庭」；為了爭權奪位，魯國也發生過多次兄弟骨肉相殘的事件，廢長立幼、殺嫡立庶；慶父之難、公卿爭權沒有了局。禮樂制度本來是為了維繫宗法制度的，但這種制度或文化必然受經濟基礎所制約。所謂「周禮盡在魯」，只不過一種形式或者程式化的存在，其根本精神早已不存在。

齊人鄙視魯人的繁瑣禮節。孔子至齊，齊景公欲以田封孔子，遭到晏嬰勸阻：「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據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齊人淳于髡曾兩次當面指責孟軻，認為魯繆公重用儒士而致國家衰弱，儒士無益於國，「為其事而無其功者」。

魯人信奉「無禮必亡」，而魯國的滅亡不充分說明周禮在魯國名存實亡了嗎？只顧經濟發展而忽視文化創新，也會喪失社會的精氣神。如齊國發生的大事「田氏代齊」相當於亡國。齊國文化與民風存在問題，如齊國之阿地，田野不耕，民眾貧苦，用錢事奉國君左右以求譽。齊威王採納鄒忌意見，將阿大夫及其左右都烹掉，從此，「齊國震懾，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但沒有堅持多久，「其民無不鬥雞、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