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轟濫炸中的渺茫曙光：日軍進攻受挫

海軍陸戰隊在過去的67天中經歷了多次狂轟濫炸。我們見過在日本佬狂轟濫炸下跳舞的熱帶叢林，一塊14英寸彈片還差點在我的膝蓋上著陸。陸戰隊員們都以為自己已經領略過了日本鬼子最瘋狂的一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猜測，他們還能再加演一場什麼新戲碼？

結果，他們讓我們開了眼。

9月18日上午7點，我們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盼到了戰役開始以來的第一支援軍。那天早上，由5艘軍艦組成的運輸船隊運來陸戰第7團的3個步兵營。如此一來我們在島上的兵力便達到了10個營。此外，隨同第7團前來的還有一個突擊營、一個炮兵營以及一些其他作戰分隊。更讓人驚喜的是，我們看到有大約24輛坦克隆隆駛上海灘。

這支援軍總計4157人，還有137輛汽車、4300桶燃料，以及一些急需的食品。船隊離開時帶走了160名重傷士兵和損失慘重、衣衫襤褸的第一傘兵營的倖存士兵。

對於我們這些已經在島上度過40多天的人來說，強大援軍的到來非常鼓舞士氣。我得知這一消息后也格外開心，因為基本可以肯定我的老朋友雷米·包爾達克就隨第7團而來。

如果能見到雷米就太好了，哪怕只有幾分鐘。但是我猜還得需要很久才能見到他。第7團駐紮在離我所在部隊很遠的地方，我和他都不大可能有那麼多工夫來見面。

與此同時，陸戰第1團和第5團仍在集中力量保衛機場，新補充的兵力使我們的保衛力量得以充實，並填補了防守線的大量缺口。

但好消息似乎總是伴隨著很多壞消息。就在援軍抵達前3天，運輸船隊中的「黃蜂」號航空母艦被一艘日本潛艇發射的魚雷擊沉。這艘航母是自八月初以來第一次進入戰區並為運輸隊提供空中支援的。「黃蜂」號沉沒后，另外一艘航母「企業」號由於在東所羅門戰役中遭受重創回到珍珠港維修，我們在南太平洋只剩下一艘「大黃蜂」號航母獨自對付日方的六艘航母了。

同時遭到日軍魚雷致命打擊並在幾天後沉沒的還有「奧伯里恩」號驅逐艦。另一艘新高速戰列艦「北卡羅來納」號被重創，只好「一瘸一拐」地回到美國本土造船廠，去修補側舷上一個直徑32英尺的大洞。

感謝我們的海軍，他們的到來使島上的局勢開始明朗起來，儘管日本佬在周圍海域仍佔據上風。

言歸正傳。日本佬幾乎每晚都會炮轟機場和我們的防禦陣地。他們主要用驅逐艦和巡洋艦進行轟擊，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日本戰列艦用14英寸口徑炮彈向我們攻擊。其中一顆打在離我藏身之處只有幾碼的地方。感謝上帝這只是顆穿甲彈而不是高爆彈。否則我就不存於世了。

大部分日軍炮手瞄準的都是機場，完成射擊后再轉而瞄準機場西側，轟擊駐守在那裡的海軍陸戰隊。我們的陣地在一道東西向的山脊上，日軍的炮擊猛烈時，我們就不得不翻過山脊到南側躲避。大家在掩體里看著日本人的炮彈落在樹林里，炸得整個樹林似乎在跳躍。幸運的是，幾乎所有炮彈都落在了無人區。

與此同時，日軍驅逐艦正輪番運來更多部隊。他們卸船完畢后全速駛向西北方，離開仙人掌航空隊的控制區。不過其中幾艘撤離的不夠快。在這段時間裡，理查德·曼格倫中校的無畏式俯衝轟炸機中隊創造了擊沉一艘日本巡洋艦和驅逐艦，並重創另外四艘驅逐艦的紀錄。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空中搏殺中，VMF-121中隊的喬·福斯上尉成為海軍航空兵中王牌的王牌。他在戰鬥中共擊落26架敵機，追平了傳奇上尉埃迪·里肯巴克在一戰期間創造的紀錄。這一戰績也為喬贏得了海軍十字勳章和其他榮譽勳章。

其他幾名「仙人掌」航空隊的戰鬥機飛行員也在瓜島取得了不俗戰績。約翰·史密斯少校駕駛他的格魯曼F4F「野貓」戰鬥機在空中展開殺戮，共擊落19架日軍飛機；馬里昂·卡爾上尉緊隨其後，能夠確認的擊落的敵機架數達到了16架。

我永遠不會忘記史密斯少校。他真的很懂如何給我們這些地上的步兵打氣。有時執行完任務回來，他會從我們正上方低空飛過，還做一些桶式翻滾。地面部隊愛死這個了。

一天，一架F4F直接從我上方飛過，追擊一架零式飛機。當敵機飛到海面上時，「野貓」開始用翼炮射擊，目標迅速冒出煙霧。

「噢太好了，他擊中了！」我興奮地喊。

不料隨後零式停止了冒煙，我感到有點懊惱：「噢，媽的，他竟然要失手了！」

但一兩秒鐘后，零式徹底炸碎，就像一堆大紙片一樣飄落下來，地上的士兵揮舞拳頭歡呼起來。

由於我們防守的地方離機場非常近，所以第二天我有機會下去跟幾位戰鬥機飛行員說話。我告訴他們非常佩服他們與那些零式飛機纏鬥的勇氣，然後描述了前一天看到的場景。

「噢，見鬼，那架『野貓』戰鬥機是蓋格將軍本人駕駛的，」其中一個飛行員說，「老頭已經57歲了，可他仍飛得好像自己只有25歲似的。」

也許他是在跟我開玩笑，但聽起來是認真的。他說的是羅伊·蓋格准將，海軍陸戰隊第一航空聯隊的指揮官，9月3日來到瓜達爾卡納爾島，親自指揮「仙人掌」航空隊。

蓋格開過每一種軍用飛機，從一戰時的英式巡邏機到最新的美式戰鬥機，而且正如一位作家所說的那樣，「他是一個坐在駕駛艙里進行指揮的指揮官，而不是坐在辦公桌前」。對於我們步兵來說，他的最棒之處在於堅信海軍陸戰隊航空兵的主要任務是支援地面部隊作戰。

蓋格發現，比起那些前來轟炸亨德森機場的日本飛機，「仙人掌」航空隊飛行員有幾個重要優勢，於是他迅速充分地利用了這些優勢。

一方面，大多數執行轟炸任務的敵機是從拉包爾起飛，距瓜島有4個小時的艱苦航程。這意味著當他們抵達瓜島時已經精疲力竭。另一方面，除非他們想要在夜間起飛或著陸，否則他們的飛行時間就決定了他們抵達亨德森機場的時間在上午11：30到下午2：30之間，因此他們前來空襲的時間通常是很容易預測的。

我們的第三個優勢是之前提過的那些海岸偵察哨。他們總能非常及時地把日軍飛行編隊的航線情況通知蓋格的聯隊，因此我們的陸戰隊飛行員通常能提前至少45分鐘得知敵機的到來。F4F因此能獲得充足的時間飛到攔截高度，其他飛機則得以起飛並向東飛行以躲避日軍的炸彈。

據我所知，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我們5團3營K連沒有發生誤殺同胞的事故，但確實遭到過兄弟部隊的非惡意射擊，造成了一些傷亡。

其中，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次非惡意的輕武器致命射擊發生在愛德森嶺戰役[1]之後。K連和I連沿著海岸公路匯合，試圖阻止日軍撤退。當K連切入樹林想佔領I連和馬坦尼考河之間的陣地時，我們的一些偵察兵進入了I連的火力區。

一顆子彈正好穿過一等兵吉米·斯諾德格拉斯的心臟——見鬼，他真的是一個好兵——這立刻要了他的命。隨後這顆子彈繼續飛行並擊中了二等兵迪克·特威迪，但他活了下來。（後來，特威迪在格洛斯特角再次被擊中，不過這一次是被日本人擊中的，上帝保佑，他再一次幸運地活了下來。）

10月7日早上7點，海軍陸戰隊第5團3營全體出發，越過馬坦尼考河展開新一輪進攻。這是自瓜島戰役展開以來美軍發起的最大的一次進攻行動，參戰部隊包括來自陸戰第5、第7和第2團的6個步兵營，我們3營是這次行動的先鋒，2營則負責斷後。

我們營的第一個目標是在馬坦尼考河東岸建立一個永久據點。命令要求我們渡河后要迅速部署機槍、迫擊炮和步槍火力，同時一部分人要假裝建橋。這招是想把敵人吸引到河邊。但是我們沒能得到機會去建這個假橋，因為日本人來的得太快了。

我們在馬坦尼考河東側急行軍3個小時，K連在左，I連在右，兩個連齊頭並進。隨後，一支看起來差不多相當於一個整連的日本部隊與我們迎頭遭遇。

我們迅速建起一條東西向的防線，對日軍實施就地阻擊，幾分鐘后雙方便爆發了激烈交火。作為K連的偵察中士，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連長勞倫斯·帕特森中尉和3個步槍排排長之間來回送信。

其中有一次，「紅色邁克」愛德森傳來口信，說他將派一個突擊連來協助我們。當我準備把這個口信傳達給步槍排時被四五個日本鬼子發現了。他們毫不客氣投來一顆手榴彈。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但它不會是最後一次——我得承認這確實挺嚇人的。那該死的玩意兒也差點要了我的命，但是它撞上了一棵樹被反彈了一下，稍稍偏離了方向。我拚命往反方向跑，終於在它爆炸前跑出了危險的範圍。

確認已經躲過手榴彈的危險后，我長出了一口氣，然後繼續奔跑。我能聽到子彈打在我周圍灌木叢的樹葉上——很可能是同一撥日本佬打的——但我沒打算減速，也不想用我的步槍還擊他們。

當時我滿腦子想的是儘快把口信傳達給步槍排並離開這個該死的地方。

在突擊營、陸戰第7團1營和2營的幫助下，我們成功地包圍了一部分日軍，阻止了他們滲透到我方縱深的企圖。

當晚，我團3營和2營故意用水陸兩棲拖拉機製造出大量噪音，想讓日本佬誤以為我們準備大舉渡河進入其佔領區。我不知道這一招是否有效，但整晚日本人都異常安靜。

第二天，傾盆大雨阻止了我們這次行動的進一步開展。除了威廉·惠林中校指揮的一個偵察隊悄悄溜過河並強行軍至對面的山裡以外，我們大部分人都坐在原地等待天氣好轉。然而不幸的是，大雨下了一整天，主力部隊幾乎無法前進。

那天黃昏，馬坦尼考河東岸的日軍試圖突破我方包圍，我方大約一個排的士兵同數倍於己的敵人進行了殊死搏鬥，大部分人不幸犧牲，但日軍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第二天早上，我們發現有67具日軍屍體纏在陸戰隊士兵在河中沙洲上匆匆拉起的鐵絲網上。

在我們右側，也就是我傳達口信路過的地方，到處都是I連和K連士兵的屍體。我非常熟悉的二等兵埃米爾·斯圖德恩特也在其中，他斜倚在一棵樹上，彷彿睡著了一般安靜。在他周圍還有大約30具日軍屍體和大約十多具其他海軍陸戰隊員的屍體。

那時我已在瓜達爾卡納爾島參戰整整兩個月，對身邊死去的日本佬司空見慣了。通常我可以直接跳過他們，繼續做我的事。可是如果死去的是陸戰隊員，我仍會感到難受。

我是說，我可以在一堆死了的日本鬼子中坐下吃我的口糧，甚至想都不想這回事。但如果不遠處躺著死去的陸戰隊員，我會完全失去食慾。

那天，我一口食物都吃不下。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0月9日，海軍陸戰隊第5團奉命把守馬坦尼考河東岸陣地。與此同時，惠林分隊和陸戰第7團則準備渡河，執行此前制定的側翼進攻計劃，悄悄向敵主力所在地縱深進發。到達目的地后，他們會急轉向北朝大海方向突進以截斷日軍後路。

然而當一切就緒，只等雨勢減小的時候，拉包爾附近的海岸偵察哨用無線電向瓜島上海軍陸戰隊的指揮部發來一條警報，計劃不得不徹底更改。根據偵察哨的消息，日本佬正準備向瓜達爾卡納爾島運送一支新的增援部隊。

這個消息使得指揮部下令更改了惠林分隊和陸戰第7團1、2營的作戰任務，他們不再向敵軍心臟地區穿插，而是改在某個地點終止進攻，然後返回馬坦尼考河周邊——即便是他們此前已經取得戰果。陸戰第5團將留守馬坦尼考河，直至惠林分隊和第7團的兩個營撤回河東岸。

但在撤回東岸前，第7團1營營長劉易斯·普勒中校書寫了那個註定要成為海軍陸戰隊傳奇故事的開篇。

普勒中校被他的下屬稱為「傲胸」，部分是因為他圓桶一樣的胸脯和突出的下巴，部分則是因為他治軍嚴苛。兩年後，當他在佩萊利烏島指揮陸戰第1團時，因為不停地把他的人投入到日本鬼子把守的深洞里，結果差點把整個團打光。但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的這一天，日本佬是被屠殺的一方。

普勒帶著他的營佔領了一處山嶺制高點。那裡視野開闊，可以很方便地監視海岸線和周圍的村莊，按照他的命令，陸戰隊員們在陣地上部署了迫擊炮、機關槍。但令人費解的是，日方命令日軍第四步兵聯隊的至少1000人正面仰攻處於如此優勢位置的普勒營隊。這純粹是武士道的狗屁胡扯。我想日本佬現在應該吸取教訓了。

然而只有極少數參與這次進攻的日本佬有機會活下來反思此事。

第一次試圖仰攻嶺頂付出慘重代價后，日軍退入狹窄的谷底。很遺憾，他們中很多人在那裡就像待宰的鴨子一樣成為第7團1營迫擊炮分隊的炮下鬼。隨後，剩餘的日本兵發起第二次進攻，但遭到了更可怕的損失。他們被迫再次退到谷底那個可怕的死亡陷阱，陸戰隊的炮火也再次吞噬了他們。最後，他們試圖爬到山嶺的另一側逃跑，結果與第7團1營密集的機槍火力撞個正著。

「一個日本前線軍官的日記里說，在這次交戰中他手下有640人喪生」，喬治·麥克米倫在《老獵犬》一書中寫道，「在整個三天的交戰中我們有65人犧牲，125人受傷，而據估算，日軍的損失超過900人。」

比敵人的傷亡數字更重要的是，陸戰隊現在沿著馬坦尼考河建起了堅固的防禦陣地。但日本人仍企圖奪回馬坦尼考河的控制權。在接下來的整個10月，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不斷刺探、衝擊我們的防線，試圖找到一個突破口，而我們則不停地向他們發起反擊。

攻擊和反擊使雙方處於僵持狀態，日本佬仍控制西岸，而我們一直控制東岸。

我們能夠做到這點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馬坦尼考河河口太寬太深，對雙方來說渡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只要我們能夠阻止日本佬越過我們到南方——那裡河水很淺，可以徒步涉水——我們就能成功地把他們困在那兒。

很多優秀的海軍陸戰隊員在這場拉鋸戰中犧牲或受傷，但日本佬獨佔馬坦尼考河和全部河西的局面終究結束了。

10月13日是悲喜交加的一天，我們既有一些好事發生，也碰到了極壞的事。好事是我們的第二批援軍即將大規模登陸。他們是來自陸軍國民警衛隊的第164步兵團，是開戰以來我們看到的第一批陸軍。陸戰團把他們的到來視為美國高層終於認為我們將要實際控制此島的標誌。

「該死，從來都是陸戰隊把硬骨頭啃完，把一切搞定，他們才派陸軍過來。」一個K連的陸戰隊員開玩笑說。儘管有些陸戰隊員從來不放過任何取笑陸軍的機會，但大部分人還是非常開心這些新援軍要來幫助我們。

第164步兵團的大部分成員來自南北達科他州的牧場和農場，此前他們中沒有一個人經歷過敵人炮火的洗禮，更不用說還是在瓜達爾卡納爾島這樣一個潮濕悶熱的鬼地方。

當運送第164團的船隊靠近瓜島時，日本佬發起了這場戰役里最猛烈的空襲。這是長達30小時地獄歷程的開始，任何在瓜島經歷過10月13日中午到14日夜所發生的那一切的美國人都不會忘記。我也永遠忘不了。

當時，海軍陸戰隊已經在過去的67天中經歷了多次狂轟濫炸。我們見過在日本佬狂轟濫炸下跳舞的熱帶叢林，一塊14英寸炮彈還差點在我的膝蓋上著陸。陸戰隊員們都以為自己已經領略過了日本鬼子最瘋狂的一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猜測，他們還能再加演一場什麼新戲碼？

結果，他們讓我們開了眼。

13日中午左右，日本海軍和空軍開始了狂轟濫炸，直到14日傍晚，中間緩和的間歇就沒有超過幾分鐘的時候。

日軍這一次參與進攻的不是一艘戰列艦，而是兩艘——「榛名」號和「金剛」號——伴隨著「鐵底灣」的巡洋艦和驅逐艦的配合射擊，整個瓜島在彈雨中顫抖。

幾乎與此同時，日本海軍艦載轟炸機也加入了轟炸的行列。24架雙引擎貝蒂轟炸機在一群零式戰鬥機的掩護下出現在機場上空，將滿載的炸彈傾瀉而下。不知為什麼，這些飛機躲過了海岸偵察哨，「仙人掌」航空隊被炸了個正著。

2小時以後，又有15架貝蒂轟炸機再次轟炸了機場。機場上一個巨型航空汽油儲油罐被引爆，烈火向四面八方噴涌。與爆炸和火災相比，航空燃料的損失造成的影響更嚴重。我們的航空兵面臨著瓜島戰役中最嚴重的一次燃油短缺危機。

正在這個當口，八艘軍艦組成的運輸船隊載著充滿朝氣、制服整潔的第164步兵團向瓜島駛來。幸運的是，日本人的飛機正忙於轟炸機場，絲毫沒有注意到這支運輸船隊的到來。但最終他們還是發現了，船上的陸軍兄弟們倒霉了，他們幾乎是剛踏上陸地就遭遇到第一批傷亡損失。

大約在黃昏時分，日本佬3天前運上島的150毫米口徑大炮也加入炮擊。這是敵軍的地面炮火第一次打到亨德森機場。

過了一會，敵人的炮兵部隊把目標轉向位於庫庫姆村附近的海軍指揮基地。隨後他們沿著我們的防線周邊進行了數百輪炮轟，最後終於瞄準了剛剛卸載完第164團的運輸船。

此前，我們已經盡己所能把防空壕挖深，因此在炮擊中的損失不太大。但持續的轟炸把我們的神經撕裂成了碎片，使我們渴望用某種方式還擊。

當然，根本沒有什麼還擊的辦法。我們所能做的只是趴在地上忍耐。

10月14日凌晨1：30，一串照明彈照亮了整個天空，日本佬全力進攻了。「鐵底灣」上每一艘日本軍艦上的每一門炮和島上的每一門炮同時打響，隆隆轟鳴聲混成一片，根本聽不到任何單獨的爆炸聲。

我們擠作一團趴在散兵坑的最深處，感到身下和周圍的土地都在顫抖。這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二戰期間所遭受的一次最猛烈最密集的炮轟。然而這僅僅是開始。

炮擊持續了80分鐘，時間彷彿凝固了一般。我臉朝下趴在散兵坑的最深處，用胳膊抱住頭。有時祈禱，有時試著回憶我的家，想象著我母親的臉。最終，我整個人都麻木了，以致沒法再想什麼。

每當奇迹般地躲過一顆炮彈，大家還沒來得及鬆口氣，就得趕緊防範下一顆。我看見有人哭得像個嬰兒，用拳頭擊打地面，但這更多的是出於沮喪而不是真正的恐懼。

「殺了我吧，該死！」我聽到一個陸戰隊員對著飛來飛去的炮彈大吼，「我再也受不了啦！」

那晚，「仙人掌」航空隊三分之二的力量被毀。隨後的報告稱，那兩艘日本戰列艦向亨德森機場及其周邊發射了將近1000發14英寸炮彈。這些，再加上其他敵船、飛機和陸基炮對機場的狂轟濫炸，把我們停在亨德森機場上的復仇者魚雷轟炸機炸得片甲不留。我們還失去了42架F4F戰鬥機中的12架，全部39架無畏式俯衝轟炸機僅餘7架。所有的航空燃油也都化成了濃煙。

我們地面部隊還沒有意識到在瓜島那可怕的一夜之後的情況有多糟糕，也許這樣也好。

凌晨3點左右，轟炸終於開始逐漸減弱。但大約5：30左右，它又開始了，而且日本鬼子的飛機持續轟炸直到天亮。之後，轟炸結束了。

在隨之而來的靜寂中，我們從散兵坑爬出來，就像通宵狂歡后的醉鬼，晃動著腦袋試圖清醒過來，如陌生人般盯著彼此。有那麼一會兒，我的耳朵蜂鳴得厲害，以致我什麼都聽不見。

隨後連里的那個二等兵——每次我見到他，他都在問下面這個同樣的蠢問題，「哦上帝，麥克，」他說，「你覺得我們有可能離開這個該死的島嗎？」

我只是瞪了他幾秒鐘，努力剋制想要給他臉上來一拳的衝動。

「說得真他媽的對，」我說，「我會離開這個狗娘養的地方，你可以打賭——但我不是很確定你能。」

10月底，亞當斯中尉被調至K連連部擔任副連長，我的老一排失去了最好的前線指揮員。事實上，他只是與前副連長雷克斯·麥基爾文中尉對調了崗位，後者接替亞當斯成為第一步槍排排長。

不過這一調整對我本人沒有多大影響，因為我也被分配到連指揮部，成為連偵察中士。我每天仍然能見到亞當斯，但第一排的其他弟兄就不得不想念他了。

麥基爾文來自俄亥俄州的某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軍官，也是一個正常人，但他總是很安靜，一排的弟兄覺得跟他的關係不像跟亞當斯那麼親密。

官方的說法是亞當斯在近三個月的持續作戰中壓力過大，只是需要離開前線一段時間。但是我覺得可能在那個時候他的身體也已經病了。

正如任何上過戰場的人都能告訴你的那樣，排長是所有現役軍官所面臨的最艱難的工作，也是傷亡率最高的工作。這是因為大部分其他軍官都是整天待在離前線一百碼到一英里甚至更遠的連部、營部或團部，這些指揮所可比普通的散兵坑建的好多了。

從另一方面講，在戰場上，排長的數量可絕對比不上敵軍扔過來的手榴彈多。

不幸的是，亞當斯中尉在調整崗位后沒幾天就得了嚴重的瘧疾。不知怎的，病毒感染了他的大腦，他不得不被轉移到後方大醫院去。我得知這個消息時他已經走了，從此我再沒見到過他，直到戰後。

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瘧疾幾乎與戰壕足病和叢林濕疹一樣普遍。上級給我們大量服用奎寧片以使我們遠離瘧疾——我記得有一次我一天吃下多達五片——但無論如何，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遲早總會中招的。事實上，我認識的瓜島陸戰兵中唯一沒得瘧疾的是米勒中士，他是一排的嚮導。

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病的癥狀來去如風。你可能在前一天發燒或冷戰，而第二天又可以起來打乒乓球了。但對某些人來說，它可以變成一個潛在的殺手，這似乎就是亞當斯遇到的情況。

10月剩下的日子裡，我們沿著馬坦尼考河一次又一次與日本佬一決雌雄。陸戰1師與第164步兵團並肩打了一系列硬仗。

10月21日晚上，陸戰第1團3營遭到日軍炮兵的猛烈轟擊，隨後坦克掩護的日本步兵越過河口處的沙洲向3營陣地進攻。但陸戰隊員們很快將日本人擊退。作為回禮，我軍155毫米口徑榴彈炮立刻齊射，一下送掉了大約600個日本鬼子的命。

這一戰讓師部清楚意識到，現在至少有一個師的敵軍在瓜島作戰。但令人不解的是日軍為何一直小規模地攻擊，而不是來次全力一擊。這也讓陸戰隊高層玩起了猜謎遊戲，猜下一次日本佬會攻擊哪裡。

鑒於我們沿馬坦尼考河一線的前沿陣地看起來最容易成為日本佬主攻的目標，范德格里夫特將軍命令陸戰第7團2營離開他們把守的機場南部高地增援馬坦尼考河側翼。問題是，這樣那邊的高地就只剩下「傲胸」普勒上校的第7團1營防守。

第164步兵團的派出一個營的預備隊支援普勒，但被瓜島那種惡名遠揚的特大豪雨給耽擱了。

結果，10月25日午夜剛過，正當第164步兵團的人零零散散進入陣地的時候，日本佬向勢單力薄的普勒營發起了最大的一次進攻。他們仍然幻想奪回機場。

這是一場讓約翰·巴瑟隆中士一舉成名並贏得榮譽勳章的戰鬥。中士那晚因在對日本佬的反擊中展示出的鋼鐵意志和頑強勇氣而獲得嘉獎。

過後，我讀到一篇採訪，採訪中巴瑟隆講述了他是如何用三挺機關槍和一把手槍不可思議地打退日軍衝鋒的——而且還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

「我們不停射擊，把他們打回去，但我們的彈藥越來越少，」他說，「所以我離開機槍奔向下一個裝備處取更多彈藥。我回來不久，一個傳令兵跑來告訴我日本佬已經突入右側炮兵陣地……但機槍卡殼了。

「我順著足跡過去看看到底怎麼回事……隨後我回到機槍那裡，拿起其中一把，帶著機槍組同伴順著剛才的小路走過去。在那條小路上我們打死了6個日本佬。

「卡殼的機槍修好后，我們開始射擊，敵人猛烈還擊，子彈不停打在沙袋上，我們被壓制在那裡動彈不得。

「日本佬仍在向我們衝過來，我從一挺機槍側滾到另一挺機槍，只要一裝好子彈我就趕緊射擊……我們都覺得我們的末日到了。

「有些日本佬偷偷溜過防線繞到我們的後方。這使情況變得非常糟糕，因為我不得不每隔一會兒就停止掃射，用我的手槍打我身後的敵人。

「拂曉時，我們一共打出去2.6萬發子彈，機槍的槍管都打壞了。」

更多類似的情況在25日白天和整晚都在發生，一直持續到26日拂曉，陸戰第7團最終徹底粉碎了日軍的進攻。

與此同時，日軍還進攻了我軍馬坦尼考河沿岸的其他據點，但在付出了慘重代價后不得不倉皇撤退。

據估計，從21日到26日，海軍陸戰隊和陸軍第164步兵團打死大約2200名敵軍，而且很多專家認為這個數據還是低估的。

這段時間陸戰隊的全部損失為86亡192傷。第164團報告的數據是19人死亡或失蹤，50人傷。

對於日本鬼子，這是他們瓜島末路的開端——然而僅僅是個開端。

11月2日早晨，陸戰第5團的所有3個營奉命越過馬坦尼考河，這最終扭轉了整個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的進程。

1營向右前方——或者叫北方——平地推進，它通向一個名叫庫庫姆博納的自然村西側的椰樹園，據推測那個村應該是日本陸軍17軍的總部所在地。

與此同時，2營向我們左前方——或者叫南方——推進，沿著河西側的一個山脊進軍。我們3營作為預備隊跟在2營後面。

沒走多遠，1營就被由至少兩門75毫米口徑野戰炮和十數挺機槍組成的日本守軍阻在了椰樹園外。那裡還有一條從海岸向內陸延伸過來的100多碼長的天然壕溝，數百個日本步兵躲在壕溝中向我們射擊。

起初，1營沒搞明白是什麼在襲擊他們，稀里糊塗地就遭受到了可怕的傷亡。接著，他們試圖進入椰樹園尋找掩護，但那些75毫米口徑的野戰炮開火了，大部分椰子樹被炸成樹樁。1營困在離河口不遠處一個叫克魯茲角的岩石裸露區。

河口西側建起了急救站，希金斯登陸艇可以駛入那裡，把1營的傷員送到軍艦上的醫務室。

為了掩護1營將傷兵運出來並撤向更安全的地點，我們3營奉命在其後方建起一條散兵線，具體部署是K連在左，I連在右，L連支援。

作為連偵察中士，我的職責之一就是找到1營那些尚能行走的傷員並幫助他們到達急救艇所在地。沿著樹林中的同一條路線帶回8到10個傷員后，我又發現了一條更近的路，並決定試著走走。

自我承擔起傳遞信息、尋找傷員這項工作以來，從未有人給我一個指南針來幫助我定位和找路。所以我基本是出自本能轉向了那條近路。我希望它通向馬坦尼考村，是一條通向小艇的捷徑。

但那是一個錯誤的想法，一個錯誤的決定，一個錯誤的行動。

沒走出5步，我就聽到一聲槍響並感到一顆子彈從頭上呼嘯而過。隨後我聽到身後一個陸戰隊員在他藏身的一處灌木林里大吼。

「趴下！看在上帝的分上，趴下！你正在日本佬的槍口下！」

我立刻照做，這次我做對了。幾秒鐘后，一名不知情的中尉帶著他的傳令兵小跑過來，另一聲槍響了。

中尉的傳令兵沒有我這麼幸運。子彈筆直地射穿了他的喉嚨，他直直倒下，鮮血直流。傷口看起來真的很糟，但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否活下來了。我既不認識那個中尉也不認識那個傳令兵，我想他們可能是1營的。

我一直爬出日軍火力區大約15碼開外，然後起身拚命猛跑，穿過樹林和灌木叢，這才是一個傳令兵該做的事。

重新整合1營和3營用去了那天下午的大部分時間，這也使我們對付那道壕溝對岸的敵軍的兵力增加了一倍。

這是第5團3營K連在瓜島最艱苦的一場戰鬥的開始——這場戰鬥在最終打破日軍對瓜島的控制權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用那些武士道雜種自己的方法擊敗了他們，並且自發組織了兩次刺刀衝鋒。這把他們嚇壞了。他們沒想到美國人可以做出那樣的事。

在太平洋戰場上服役的將近兩年半的時間裡，我目睹了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1942年11月3日親身經歷的那場瓜島戰鬥是我最難忘的。

那天早上太陽升起，氣溫開始直升到37℃，陸戰第5團1營的很多人仍被困在椰樹園——那是在日本佬炸光它們之前的叫法了——曾經所在的空地上，他們在那裡不僅要遭受烈日炙烤，無處掩身，而且日本佬的一門75毫米口徑野戰炮開始再次瞄準他們。

I連的查爾斯·J. 基梅爾中尉蜷伏在一群陸戰隊員中間，直盯著下方的椰樹園，突然他跳起來大吼：「弟兄們馬上就要被那個野戰炮炸死了，我們得去救他們。誰願意幫我一起滅了那個該死的野戰炮？」

第一個挺身而出的是魁梧高大的韋爾登·德朗下士，他身高接近6英尺，來自鄰近波士頓的某處。

「好，」他說，「讓我們滅了他們！」

德朗的老家在新斯科舍省，但他從小就移居到美國，差不多和我同時參加了海軍陸戰隊。我在新兵訓練營時就認識他了，他天生就是一個領導者，在我調任連偵察中士后，他就接管了我原來在1排的偵察班。他還是一個一流的射手，無論步槍還是手槍都很出色，也是我認識的陸戰隊員中最勇敢的一個——在危急關頭，人人都想和這樣的人待在一起。

下士約翰·塔斯特維奇，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礦工，第二個站出來，「好，算上我，」他說，「再給我家老頭一次領取我傷亡保險的機會。」

塔斯特維奇因他的火爆脾氣而惡名遠揚，但他也因在戰火中出奇冷靜而廣為人知。自從參軍以來他捲入了太多次爭吵，以致他的同班戰友叫他「瘋狂的俄國人」。

不過從未有人當著他的面這麼叫。

「是的，我也去，」外號「苗條」的一等兵查爾斯·薩默維爾說，他是一個矮瘦的西弗吉尼亞人，說話慢吞吞的，但卻是整個K連打槍最快的人。

那之後，數十名K連和I連的戰士開始跳出來喊：「我也去，我也去！」威爾斯上尉——I連的指揮官——也在其中。他把拳頭舉在空中，以表示他的贊同。

「好，上刺刀！」基梅爾說，「等我說衝鋒，你們就要像褲子著了火那樣沖向那些雜種。」

幾秒鐘后，大約100名陸戰兵組成了一支臨時衝鋒隊伍。隨後他們像一群瘋子一樣大喊著沖向四五十碼外日本佬佔據的壕溝。

當傳令兵跑進K連部告訴連長帕特森上尉「前線發生了些不尋常的狀況」時，我剛巧到那裡送完信。

「嘿，麥克，」帕特森說，「到那邊看看是怎麼回事，然後回來向我彙報。」

我那時在想帕特森是否同I連的基梅爾中尉、威爾斯上尉是一樣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他應該自己到前線去。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做他命令我做的事。

當我回到前線，威爾斯上尉領導的第二波衝鋒正在整隊，我非常興奮地參加了這次衝鋒。

第二波至少有另外一百人參加，我在隊伍正中。我注意到一等兵比爾·蘭德龍在我右方隔了三四個人的地方，他是我原來那個班的副班代，在我來到瓜島的第一夜就是與他共用了一個散兵坑。

就在我們衝出去之前，我聽見蘭德龍告訴他旁邊的一個陸戰隊員說：「把你的靈魂交給主，沖吧！」

我們直接沖向日本佬主力防線原來所在的那個壕溝，但它已經分崩離析了。第一波衝鋒已經完全撕毀了敵人的防線。我看見日本佬用手榴彈把自己炸上天，而其他的人就像一群嚇壞的兔子那樣四散奔逃。

我記得當時在想這幫日本佬終於不再扮演超人了。我手裡的步槍打光了一個5發裝的彈夾，面前橫七豎八地躺下了好幾個日本佬。我用刺刀捅他們，他們沒有動，於是我又捅他們。

我看到有兩三個我認識的陸戰隊員中槍倒下，其中一個是比爾·蘭德龍，但這不足以減慢衝鋒的勢頭。另一個我認識的是二等兵保羅·岡特也在這場瘋狂的衝鋒中犧牲了，但我沒有親眼見到。岡特是那群娃娃陸戰隊員中的一個，也許只有18歲。

這些年來，人們曾問我在向日本佬衝鋒並看到戰友就那樣倒下時在想什麼，有什麼感受。我告訴他們記不清了，所有的一切只是模糊的一團，它發生得太快以至於我根本沒來得及感受什麼。

在那種情況下，只要你還想活下來，就得把注意力放在要完成的任務上，屏蔽其他的一切。

過後，當興奮褪去，思考能力恢復時，心中的鬱結才開始升起。你為你熟悉的這些戰友的犧牲感到悲傷和難過，甚至會落下一兩滴淚，或者說一些「我們的主父」這樣的禱詞，正如那天晚上我為比爾·蘭德龍說的那些。但伴隨著悲傷而來的還有為自己未能成為他們中一員的慶幸。你很清楚你他媽的很可能像他們一樣已經死了，就像沒死一樣容易。

不管怎樣，沒出一兩分鐘，我們就開始圍追那些還能爬出壕溝的日本佬。他們在一團混亂中留下了400具屍體和榴彈炮四處逃竄。

剩下的事情就是清理戰場了，但事實證明這活兒幾乎跟衝鋒一樣危險。倖存的日本佬單獨或幾個一組散藏在各個地方，正兇狠地等著我們送上門去。

清空壕溝里的日本人後，韋爾登·德朗只帶著一支手槍來回奔跑，向每一個倒在地上動彈的日本人開槍。我猜他在衝鋒的狂熱中因為懶得重裝子彈而扔掉了他的步槍。

正當德朗在幫助幾個受傷的敵軍「解除」痛苦時，薩默維爾發現有三四個日本佬藏在水裡的一塊原木後面。他們以為我們不可能看見他們，但薩默維爾注意到了他們在水面的倒影。

薩默維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警告德朗，後者正暴露在空地，沒有任何防護。

「卧倒！趴下！」他大吼。

我一直很喜歡與德朗一起巡邏，因為他總是對我們周圍的一切充滿警惕，總是搜查樹林和灌木叢後面，從不放過任何看起來可疑的東西。我們班其他人其實做得也很好，但只是不如韋爾登·德朗那麼好。

不過在那個下午，德朗太專註於搜尋日本佬以至於沒有聽到薩默維爾的警告。水中的一個日本佬開槍了，子彈正中德朗胸口。他悄無聲息地倒下了，再也沒有動彈。

其他一些陸戰隊員前去解決躲在原木后的日本佬，我跑向德朗。他躺在血泊中，眼睛大睜著，手裡還握著手槍。子彈直接從他的心臟穿過，他就這樣死掉了。

這個時候，一直支撐我戰鬥的腎上腺素已經枯竭，我感到自己的腸子像被人踢了一腳似的，渾身開始劇烈顫抖。我以前從未那樣劇烈地顫抖過。德朗是我以前所在的那個班裡最好的陸戰隊員，也許是整個排最好的。不管做什麼任務，我都可以信賴他，不管那個任務多麼艱難。但是現在，一時的疏忽要了他的命。

他因在那天領導了對日本佬的衝鋒，摧毀了一門日本佬的野戰炮，並在衝鋒中表現得異常勇敢而被追授海軍十字勳章。此外還有一艘船以他的名字命名。

但比那一切都重要的是，他是我的朋友。

「別再責怪自己了，麥克，」二等兵盧·鮑斯說，他是我原來那個班的另一名成員，「如果不是你提醒我低頭，我現在也不可能活著了。」我麻木地點了點頭，我甚至已經不記得曾經提醒過他了。

「是啊，上帝知道我們每個人都很可能會在這裡報銷。」約翰·塔斯特維奇說，隨後他大笑起來，「我今天差點給我家老頭掙了2萬美元的撫恤金，但我猜這下他還得再等一段時間了。」

我覺得這全是廢話，但是我試著讓自己忙起來，不去想它。

約翰·凱利中士，我們一排的尖兵，排序第三的排指揮官，昨天剛剛被提升為中尉。現在則昏迷倒在地上，身體被子彈射穿，像被刺的豬一樣在流血。

一個醫務兵正竭盡全力為他止血和包紮傷口，我走過去看望他。

「他還能行嗎？」我問。

「很難說，」醫務兵說，「看起來很不好，但我得說他還有一線希望。」

我陪在凱利身邊直到擔架手把他抬走（順便說下，很多年後我得知他從重傷中活了過來）。那時已經入夜，我知道這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快結束了。

一方面，它是我迄今過得最糟糕的一天。我為失去好友而心痛不已，那天晚上，他們的面孔很長時間都在我腦海里飄過，我想念他們，為他們祈禱。但把我對失去德朗、蘭德龍和其他人的悲痛深深埋葬在心底某個地方后，我感到我們那天真正完成了某些事。

日本佬再也未能進入馬坦尼考河東側，而且在幾次嘗試后，他們徹底放棄了。

他們3個月來企圖將我們趕出瓜島的進攻受挫了，現在他們正在日漸衰竭。

正如事後所證明的那樣，和我猜測的一樣。（季我努學社翻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