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霧霾的小目標

王小波在《革命時期的愛情》結尾寫道：現在我每天早上還要到外面去跑步，跑到煤煙和水汽結成的灰霧裡去。我彷彿已經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輕。革命時期好像是過去了，又彷彿還沒開始。愛情彷彿結束了，又好像還沒有到來。我彷彿中過了頭彩，又好像還沒到開彩的日子。這一切好像是結束了，又彷彿是剛剛開始。

這提醒著我們，在看不清的時候，更要把握那些看得清的東西。

一方面，我們要認清治理霧霾不是一個短期能完成的任務，一般需要二三十年才會有明顯的改觀。倫敦在1952年12月5日發生英國歷史上著名的「毒霧事件」，四年後英國頒布《清潔空氣法案》，開始改造城市居民用灶、減少煤炭燃燒等，但過程並不順利，1957年到1962年，倫敦又發生了12次嚴重的霧霾事件，直到1980年，霧霾天才降到每年5天的水平。1980年代后，倫敦針對機動車增多的新情況，還不斷地新增監管措施。

同樣，洛杉磯在1943年7月26日發生「洛杉磯霧霾」事件，十年後又先後發生兩次嚴重的「光化學煙霧」。1946年，洛杉磯成立煙霧控制局，1970年美國聯邦頒布《清潔空氣法案》，1988年加州通過《加州清潔空氣法案》，到1980年代末洛杉磯空氣質量才有了明顯改善。

為什麼治理霧霾耗時如此之久？霧霾主要來源於企業生產、居民日常生活，如建築揚塵、工業生產、機動車尾氣排放、居民燃煤或秸稈。根據極端假設，如果不計成本地治霾，這些污染源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消除的。然而，治理霧霾的難點就在於「霧霾要治理，正常的生活生產也不能中斷、被打擾」。

現如今，治霾的民意雖然洶湧，但多數人不知道治霾會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也沒有做好迎接這些不便以及改變自己習慣的準備，這些都是缺乏共識的表現。這也導致治霾政策對企業生產或居民生活習慣、便利稍有影響，就會招致強烈的批評。面對這種局面，既需要政府及社會機構向公眾公開治霾信息來凝聚共識，也需要公共討論、公眾參與決策、區域聯防聯控來平衡各方利益。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清雖然治理霧霾是一個長期任務，但短期內政府和民眾都要有所作為。霧霾常態化以後，人們依然要生活，爆表級霧霾不能總是啟動應急狀態的紅色預警，學校和企業不能頻繁停課停工。我們更要謹防常態化霧霾帶來的分配效應，中高收入家庭視為「標配」的空氣凈化器，對很多低收入階層來說則是奢侈品，那麼很可能的情形是低收入家庭在家吸霧霾，而高收入家庭在家裡啟動空氣凈化器，增加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貧的概率。

如果說長期來看，霧霾要「治」，那麼短期來看，霧霾要「防」。讓人們免於被霧霾侵害應該成為政府提供的一種公共品，首先空氣凈化器等防霾設施應該成為學校、醫院等公共場所的標配，室外行走、作業應當鼓勵戴口罩，減輕霧霾對人的傷害；其次，與霾相關的疾病應該納入醫保、大病保險，降低家庭的醫療負擔。

當然，所有這一切的前提仍然要回到公眾參與上。政府應當立即啟動公開信息、開放數據工作，資助相關研究、鼓勵公共討論和傳播，借勢關停並轉在現有制度框架下違規違法的污染主體，負起自身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