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被關注的抗戰史書

全民族抗戰爆發後到相持階段到來前，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抗戰動員和宣傳的中心有兩個：一個是已經受到學界廣為關注的武漢，另一個是西安。這裡就介紹一部那時在西安出版的有著濃厚中共背景的抗戰書籍。

從1937年10月20日到1938年底，大革命時期就加入共產黨的向愚和劉雯夫婦，依託西安二中（后成立戰時出版社），編輯出版《抗戰文選》1—8輯和包括《毛澤東最近的抗戰主張》《朱德最近的抗戰主張》《張聞天最近的抗戰主張》《正在開展的華北游擊戰》《死亡線上的日本》等在內的33種抗戰書籍。據西安市紅色藏品收藏家張國柱同志考證，《抗戰文選》第一輯就連續再版加印了5次，印數達2萬冊，《抗戰文選》第一至八輯，總印數達10多萬冊。而那33種抗戰書籍，每版少則印3千冊，多則印8千冊，總印數也應在15萬冊以上。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混亂局勢下，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由一民間出版機構（或者說是舉兩人之力）編印這麼大量的抗戰書籍，受到眾多讀者的追捧，可以說是個奇迹。可惜的是，近80年的時光荏苒，當年曾產生很廣泛影響的這些書籍，七零八落地塵封在陝西及全國的一些圖書館和民間收藏人士手裡，已經沒人可以窺其全貌。

《抗戰文選》及其系列抗戰叢書當年能夠在西安問世，不是偶然的。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南京國民政府召集國難會議，就有過定洛陽為行都，經營大西北的設想。那時的西南地區，仍處在劉湘、龍雲和王家烈等川滇黔地方實力派的嚴密控制之下，蔣介石的勢力尚無從滲透。因此，國民政府為防範日本的侵略，起初並不是把西南而是以西北為戰略大後方的，西安的地位隨之凸出；華北事變后，國民政府加快了平津地區文物、文化機構和一些企業、機關等南遷、西遷的步伐，據有隴海鐵路和同蒲鐵路之利的西安，自然成為重要的承載地；1935年10月2日，張學良正式出任西北「剿匪」總部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責），東北軍主力調往陝甘，隨之而來的不只是其幕僚、辦事機構和東北軍將士的眷屬，一些與張學良關係密切的學校和團體，如東北大學的一部分和東北救亡總會等，也遷到西安；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的過程，更是使西安舉世矚目，成為新聞媒體和中外記者雲集之地；隨著國共合作局面的形成，西安又成為連接中共和陝甘寧邊區的門戶；不僅如此，在東南沿海等地被日寇佔據后，西安因為隴海鐵路延伸線和公路，與蘭州、迪化乃至蘇聯相連，是西北地區的首府，是溝通西南、華中和山西、河南等地的中樞。在抗戰的相持階段到來前後，西安的戰略地位和政治經濟文化輻射作用，只有武漢堪與其可比。因此，在西安編印抗戰書籍，進行抗戰宣傳，佔據天時地利人和，自然能出現需求者眾，傳播面寬，影響深遠的特點。正如《抗戰文選》的編者向愚在第一輯的「編例」介紹他編輯此書的原因時所指出：「自神聖的抗日戰爭發動以來，文化重地如京、滬、平、津各處，均遭日本帝國主義很殘暴的破壞，內地讀物來源中斷，一般青年學生感到最大的文化恐慌，加之國難教育的逐步施行，國文教材抗戰文字的補充，也就非常必要。」

《抗戰文選》及戰時出版社編印的其他抗戰書籍，最大的價值在其內容。這主要是：

第一，《抗戰文選》編印的內容緊扣時代脈絡，具有時事新聞的效果。每一期的書稿，都辟有「戰地通訊」的欄目，第一時間報道前方的戰況。如第一輯就刊發了「盧溝橋畔」「血戰居庸關」「南口迂迴線上」「察哈爾的陷落」「退守雁門關」「保定前方」「北方前線」和「淞滬戰區遠足」等，使讀者對最新的戰況能夠瞭然於心。對於政局的變化，該書編者也同樣敏銳並注重報道的時效性。救國會七君子是1937年7月31日出獄的，該書隨即選刊了《時事新報》8月1日的採訪。沈鈞儒說「我們不因出獄而高興」，「我們決不改變我們的宗旨，決定和過去一樣的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線」。他鏗鏘有力的表態，激勵著數以萬計的青年讀者抗戰到底的決心。國共合作協議的正式達成，是億萬人關心的問題。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不到一個月，10月20日印發的《抗戰文選》第一輯就收錄了這兩篇文稿。不僅如此，同時收錄的還有宋慶齡的《國共統一運動感言》。這樣，廣大讀者不僅及時了解了國共合作的真切情況，而且通過閱讀最具代表性的愛國進步人士宋慶齡的感言，獲悉和領會國共合作將給抗日戰爭產生的巨大威力。不要說當年是在事件發生的不到一個月內，《抗戰文選》就收錄了這三篇文稿，即使是在如今信息化十分發達的情況下，要找一本同時收齊這三篇文稿的書，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此，該書的史料價值自不待言。

第二，《抗戰文選》所收錄的文章及其作者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很強的權威性，因而其影響力巨大，傳播面很廣。它分五個欄目，即：一、論著（收集討論各種抗戰問題的文章）；二、抗戰文藝（收集描寫抗戰的散文、詩歌、戲劇）；三、戰地通訊（收集各大報記者南北戰地通訊）；四、抗戰史料（收集講演、談話、宣言、通電、書信等）；五、雜品（收集關於抗戰的各種雜品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蔣介石、孫科、李宗仁、孔祥熙、陳誠和宋哲元等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又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明（陳紹禹）、彭德懷、任弼時、董必武、葉劍英、林彪、賀龍、蕭克、項英、劉伯承、王若飛、傅鍾等中共軍政領袖（甚至還有越南籍的紅軍將領洪水），還有各界的大量名流。名流中有親共的或與中共有某種歷史關係的，如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茅盾、陳獨秀、施復亮、陳豹隱（陳啟修）、李公朴、沙千里、鄭振鐸、郁達夫、胡愈之、馮乃超等，也有在國民政府及其研究機構任職的，如羅家倫、傅斯年、張其昀等，還有已公開共產黨員身份的文化界人士，如陸定一、潘漢年、李初黎、張仲實、錢俊瑞、艾思奇、丁玲、成仿吾等。更多的是對國共之間的政治分野不是那麼分明，但同樣是追求愛國、民主、進步的，如馬相伯、馬君武、馬哲民、胡秋原、張志讓、范長江、巴金、徐盈、陳白塵、白浪、楊朔、謝冰瑩、陸詒等。《抗戰文選》甚至還選錄了一篇《魯迅大病時的抗戰意見》。上述這些人物是各界的精英，有的德高望重，有的是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翹楚，深受全國各界群眾的敬仰和信賴。《抗戰文選》編輯和印刷他們的抗戰言論，以他們的閱世之深、愛國之誠、報國之切和見識之明，來感染、鼓舞和教育青年投身抗日，無疑是最簡潔、最有效的宣傳途徑了。即使是從現在學習和研究歷史的角度說，假如你想了解80年前先進的人是如何主張抗日救國的，閱讀《抗戰文選》仍然是最便捷的方式。

第三，《抗戰文選》既是宣傳全國抗戰的，更是宣傳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抗戰行動的。《抗戰文選》的文稿來自兩個渠道，一是從全國公開發售的報刊和通訊社的電文中輯選的，二是由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處長伍雲甫提供的。《抗戰文選》的編者向愚和伍雲甫是著名的湖南第三師範（和湖南一師一樣也培養了大批的共產黨精英）的同學。據向愚的女兒向劉騮老人介紹，向愚還是伍雲甫的入黨介紹人。從三師畢業后，二人同在湘南地區搞工農運動和黨的工作；大革命失敗后，二人都參與了湘南地區農民暴動的組織發動工作。有所不同的是，伍雲甫一直堅持在革命隊伍中，向愚則因被捕而與黨失去聯繫。西安事變后，向愚夫婦輾轉到西安，想就近與中共恢復聯繫，他們分別在西安省立二中和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教書。從而有機會與伍雲甫恢復聯繫。據張國柱同志的文章介紹，1937年12月17日，周恩來在西安東大街青年會約請各界人士座談，向愚在會上發言，引起周恩來的注意。第二天，他在伍雲甫的陪同下來到西安北大街二號向愚的住處。向愚和劉雯向周恩來詳細彙報了自己的歷史情況，並提出想去延安學習和工作，回到黨的懷抱的請求。周恩來認為他們以現在的身份進行抗戰宣傳工作更有利，建議他們繼續在西安從事手中的工作。這樣，他們一直用戰時出版社的名義編印抗戰書籍，直到1938年底應徐特立之邀回湖南創辦五五書店。

查閱這一天的《周恩來年譜》，確有「在西安各團體代表座談會上作『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的報告」的記載，但沒有記述與向愚見面事。目前也沒有發現其他材料可證明，當時中共方面有意識地要通過這一渠道宣傳自己的抗戰主張和行動，但是從《抗戰文選》的內容看，其共產黨的政治背景十分明顯。粗略統計發現，《抗戰文選》1—6輯，選刊蔣介石的文稿7篇，李宗仁2篇，其他的國民黨高級官員被收錄也只有孫科、孔祥熙、陳誠和宋哲元4人，而且各只一篇；而中共方面，朱德8篇，毛澤東5篇、周恩來5篇、彭德懷4篇。其他共產黨人（包括當時尚未公開身份的胡愈之等）的文章比比皆是，不下於文章總數的三分之二。至於被外界戲稱為「比共產黨還共產黨」的郭沫若，他的文章竟然收錄了18篇。之所以有如此眾多的共產黨人的文章被收錄，一來是因為向愚和劉雯夫婦的曾是共產黨員的歷史背景，使他們熱衷於宣傳，而且善於分辨出什麼是共產黨的聲音，可以引為共鳴；二來就是有伍雲甫的渠道，他們可以在第一時間直接拿到來自中共中央或八路軍總部的文電。

《抗戰文選》對中共中央的抗戰言論的布示，對八路軍抗戰行動的宣傳，是非常系統的。從中共中央的宣言、通電和中共領袖們的抗戰言論，到八路軍的整編過程、出師經過，再到沿途群眾眼中的八路軍和八路軍的戰時宣傳與群眾工作；從八路軍的戰術展開和每一次戰鬥經過，到八路軍的戰果和八路軍將領對游擊戰術的總結，再到戰地記者的報道與戰區群眾和全國百姓對八路軍戰果的歡欣鼓舞，可謂是無微不至。

出動中的八路軍

誓師出發上前線

開到了晉北

晉北復活了

在晉北民運活動寫真之一、之二

大戰平型關紀實之一、之二、之三、之四

平型關戰鬥的經驗

平型關勝利的回憶

……

這本專輯的作者，除一些記者的身份不明外，其他的全部是八路軍將領和中共地方工作負責人。該專輯中的《大戰平型關紀實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實際就是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蕭向榮所寫的《平型關戰鬥日記》。他詳細記載了戰場偵察和部隊提前埋伏時的艱辛；他明確記載了八路軍參戰部隊是5000人；他記述了日軍的數量（「汽車上有約千名的敵軍，後面跟著少數的騎兵，押送著車輛」）和戰鬥的經過；特別是他在第一時間以親眼目睹記述了這次戰鬥的主戰場上被殲敵軍的數量，他寫道：敵軍的屍體「這樣一堆一堆的，特別在汽車旁邊一條五六里長的山溝里，差不多被擺滿了！大略的數了一下，至少也有五百以上。馬路上，山坡上及其他角落裡還不算在內」。蕭向榮的記載是研究平型關戰鬥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對澄清關於平型關戰鬥是否殲滅日軍一千餘人的質疑，是重要的史證。

《抗戰文選》陸續出版於1937年10月到1938年底，記述內容的很大一部分是八路軍出征第一年的歷史，其起止時間與八路軍配合友軍、參與正面戰場戰鬥的時間，大體吻合，可以說記述的是八路軍正面戰場抗戰史；這段時間又基本與抗戰的戰略防禦階段的時間相等，恰逢國共合作的「蜜月期」，文章的撰寫和刊印因而免去其他方面制約因素的影響和某種對抗情緒的干擾，更加真實、客觀。

《抗戰文選》發表了朱德的《日本並不足畏》和《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彭德懷的《什麼是游擊戰爭》、林彪的《平型關戰鬥的經驗》和《抗日戰爭的經驗》、劉伯承的《我們怎樣打退了正太路南進的敵人》、賀龍的《晉西北抗戰經過的概述》、葉劍英的《論北方的戰局》、蕭克的《論平地游擊戰》，甚至還發表了項英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對於當前抗戰的教訓》等。這些文章是八路軍將領對日作戰的實際體會和感受，是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方針付諸實踐后的真實體驗。在當時對八路軍、新四軍即將轉入開展的大規模敵後游擊戰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各友軍有重要啟發作用；在今天對於史學工作者認識八路軍將領如何更加自覺地貫徹和發展毛澤東遊擊戰戰略（部分將領是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轉化過程）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1936年7月到10月，美國記者斯諾赴陝北蘇區採訪，一年後出版《紅星照耀》，成為向世界宣傳蘇區、共產黨、毛澤東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第一位外國友人；《大公報》記者范長江，1935年5月開始歷時10個月深入西北採訪，特別是客觀地報道了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長征蹤跡和劉志丹紅軍在陝甘的活動，出版《的西北角》，譽滿全國；在1937年10月到1938年底，宣傳和客觀記述中共的抗戰主張和八路軍的抗戰行動，向愚和劉雯及其《抗戰文選》，既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但是，就記述內容之真實、客觀、深入、全面和系統，沒有出其右者，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