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少數群體的自由，也就是我們所有人的自由

同性戀的去罪化

根據2014年國際 LGBT協會進行的一項調查，有7個國家和地區將同性戀納入死刑的範圍，分別是——蘇丹、毛利塔利亞、奈及利亞、伊朗、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和阿富汗。

而的同性戀去罪化也可謂是一波三折。

從新建立到文革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同性戀（當時稱之為雞姦）並不給於嚴苛的懲罰，也不認為其實犯罪。

1957年3月19日，黑龍江高級人民法院曾請示最高法院：「黑龍江牡丹江虎林縣發生男勞改犯李××與李××雙方自願進行X交行為(雞姦)，是否構成犯罪和應否負刑事責任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建國以來第一個明確關於同性戀問題的司法解釋。「關於成年人間自願雞姦是否犯罪，有待立法解決；在法律尚無明文規定前，不辦罪為宜。」

文革時期，由於法制被嚴重破壞，同性戀被視為「封建殘餘」，與一夫多妻、賣淫嫖娼等其他不結婚的和不正常的性行為一起被剷除出的公共話語空間。同時相關機構也開始對一切參與同性戀行為的人進行迫害，同性戀行為參與者都被指控為犯有雞姦罪或者流氓罪。

著名文化學者陳丹青曾經回憶過：「小時候遭遇文革，經常看大街小巷貼著槍斃人的名單，前面是『現行反革命』，最後總會有一兩個『雞姦犯』。即便是不懂雞姦犯是什麼含義，但同性戀的印象深深根植在那一代人的記憶里。」

文革結束之後，流氓罪並沒有消失，而是隨著1979年刑法的頒布被確定下來。這部刑法的第160條對流氓罪作了簡要規定：「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破壞公共秩序，情節惡劣的，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團的首要分子，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一條的表述過為寬泛，以至於同性戀行為(「勾引男性青少年多人」即可定罪)，容易被司法機關當作「其他流氓活動」，定為流氓罪。1983年開始的「嚴打」中，流氓罪的刑罰往往可以判處死刑，被極度擴大化。

直到1997年，新刑法才刪除了過去常被用於懲處某些同性性行為的「流氓罪」、「雞姦罪」，從而實現了現實中的同性戀的非刑事化，成年同性間雙方自願的私下性行為，不屬於法律干預範疇。

去罪化之後，著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博士曾經多次試圖向人大提交同性婚姻立法，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同性婚姻目前在仍然得不到法律的保證。

同性戀的去病化

1990年5月17日，聯合國所屬的世界衛生組織，於在世界衛生大會正式議決將同性戀從ICD-10（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清單中剔除，標誌著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正視同性戀群體所遭受到的社會污名和歧視。

而對於同性戀的去病化則在10年之後才到來。（以下內容引用自南方周末2008年發表的同性戀大事記）

1981年，《大眾醫學》發表張明園介紹《紅樓夢》中同性戀現象的文章，認為同性戀是奇異的，是否病態還沒有定論。1982年，世界性學名著《性醫學》中文譯本出版，書中刪除了「同性戀」全章（同時被刪去的還有變性慾、換裝行為等3章）。有關刪去這一章的說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讀了，根本不知刪去了什麼。1985年，《祝您健康》發表阮芳賦的《同性戀——一個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認為同性戀不是疾病，但是屬於少數，認為對同性戀的歧視是多數人欺負少數人。同年，阮芳賦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出版，這部後來總計發行量上百萬冊的科普讀物，仍將同性戀視為「一種變態」。1985年，北京大學心理系主任陳仲庚主持編譯的大學心理學教科書《變態心理學》，把同性戀明確列為一種不適宜異性戀生活方式時可以選擇的替代生活方式。這部書對學術界有重要影響。1986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師趙敏因研究同性戀治療問題，被公安局6次傳訊，理由是他籌備治療用具時借用了裸體錄像帶。1992年，北京愛知行動項目建立，編輯《愛知簡報》，在男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中開展預防艾滋病和安全性教育工作。

1997年，北京同性戀志願者自發開辦了一條專為同性戀者提供心理健康和艾滋病干預服務的熱線。1997年秋至1998年初，精神醫學專業刊物《精神衛生通訊》就同性戀問題進行了大討論。有關同性戀道德化、醫學化和非道德化、非醫學化的不同觀點進行了論戰。討論以張北川的長文作為總結，強調了同性戀非道德化、非醫學化是當代科學的結論，並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2001年4月，《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即將出版發行，在新版診斷標準中對同性戀的定義非常詳細，同性戀的性活動並非一定是心理異常。由此，同性戀不再被統劃為病態。

需要注意的是《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在「性指向障礙」中仍保留了「自我不和諧的同性戀」的概念。這裡「自我不和諧的同性戀」是指某些人的性發育和性定向可伴發心理障礙，如個人不希望如此或猶豫不決，為此感到焦慮、抑鬱及內心痛苦，有的試圖尋求治療加以改變。從另一個角度看，「自我不和諧的異性戀」也同樣是一種心理障礙。這與性取向無關，與個人的心理有關，不論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都是一樣的。

同性戀文化

文化多樣性不僅體現在人類文化遺產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表現形式來表達、弘揚和傳承的多種方式，也體現在藉助各種方式和技術進行的藝術創造、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的多種方式。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

對於文化多樣性的追求導致性少數群體往往能獲得和自身人口比例不相配的政治、文化話語權。這往往遭到保守派的嫉妒和詬病。但文藝作品恰恰是因為其中包含了特殊的人物、特殊的事件和特殊文化內涵，才顯得精彩絕倫，令人驚嘆。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特點。尊重少數群體，也就是尊重獨一無二的自己。

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羞於啟齒的秘密，尊重少數群體的表達，也就給了自己直視羞恥和秘密的勇氣。

在，包含同性戀元素的偉大文藝作品數不勝數。《紅樓夢》、《東宮西宮》、《霸王別姬》、《藍宇》、《自梳》、《春光乍泄》，它們帶給我們靈魂的震撼和慰藉，讓我們著迷，讓我們哭泣，也讓我們欣喜若狂。

弗洛伊德說，性變態的取向由來已久，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性癖好。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獨特的，但又希望自己不是孤獨的。所以這些癖好秘而不宣，又含苞待放。

所以，我們才需要多樣的性文化。

這也恰恰是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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