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貿區的「制度紅利」效應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上海自由貿易區」或「上海自貿區」，是政府設立在上海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園區，2013年9月29日正式成立，面積28.78平方公里，2014年12月28日經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授權，面積擴展到120.72平方公里。

上海自貿區運行迄今已滿三年。已有大量研究從建設背景、運行基礎、主要成就和政策效應等方面對上海自貿區進行了多角度的定性分析，尚缺乏準確和客觀的定量評估。在以下文章中，上海財經大學上海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殷華與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員高維和兩位學者考察了上海自貿區成立三年來對上海市GDP、出口、進口、固定資產投資這四項主要經濟績效指標的影響。

該文的研究結論是：上海自貿區建成三年來，推動上海市GDP增長率提高了1.89%，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長11.02%，出口平均增長2.95%，進口平均增長13.28%。簡而言之，「上海自貿區建設顯著促進了上海市GDP、出口、進口和投資增長，自貿區擴區后 制度紅利 外溢效應更加顯著，並且具有長期促進效應」。

期待（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燦爛明天。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由淺入深、逐步深化，是一個摸索、試驗和積累合理制度的過程，是一個漸進性制度創新的過程。經濟特區作為漸進改革開放的起點，率先大膽嘗試新的經濟制度與管理體制，在推動地區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效，並將成功經驗推廣至全國。

在經濟「新常態」下，自由貿易試驗區（下文簡稱「自貿區」）建設是新一輪開放和制度創新試驗的前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又一新探索，承擔著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徑的重任，根本任務是以開放倒逼改革，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新制度，推動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自貿區建設的核心定位依舊是「先行先試」，探索新的增長路徑，但與經濟特區有著本質區別：不再是中央向地方輸送的政策窪地，而是以制度創新代替優惠政策，致力於建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新制度體系，以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

制度創新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來源。經濟過去高速增長，最重要的貢獻來源於制度的不斷演進和變革引起的資源重新配置。制度設計的有效調整和質量提高，可以使得交易費用和生產成本顯著降低，產出效率得到倍增，此即「制度紅利」效應。那麼，作為新一輪制度創新與經濟增長的探索，自貿區建設是否產生了顯著的「制度紅利」效應呢？

上海自貿區（官方名稱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於2013年9月29日最早設立，面積28.78平方公里，至2014年12月28日面積擴展到120.72平方公里，迄今已建設運行三周年，準確和客觀評價其對上海市經濟發展的影響，對下一步更加有效地開展和深化綜合配套改革，以及自貿區的可複製、可推廣，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已有大量研究從建設背景、運行基礎、主要成就和政策效應等方面對上海自貿區進行了多角度的定性分析，尚缺乏準確和客觀的定量評估。鑒於此，本文在梳理上海自貿區運行特徵事實的基礎上，通過計量模型構造上海市的反事實經濟績效，並對比上海市的真實經濟績效，考察了上海自貿區建設對上海市GDP、出口、進口、固定資產投資這四項主要經濟績效指標的影響。（所謂反事實經濟績效是指，假定上海沒有設立自貿區情形下的經濟績效。）

二、理論與特徵事實

制度創新之所以能推動經濟增長，是因為制度的變化具有既改變收入分配，又改變經濟中資源使用效率的潛在可能性。上海自貿區致力於建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新制度體系，以形成完善的法律體系、有力的產權保護和高效率的政府等。自貿區內完善的市場機制和優質營商環境建設的「制度紅利」外溢效應，以及自貿區內形成的各項成熟經驗的複製和推廣，將有效帶動上海市的經濟發展。

第一，投資管理制度降低了外資准入門檻，總部經濟和外商投資將進一步向上海集聚。總部經濟具有稅收貢獻效應、連鎖投資效應、產業乘數效應、消費帶動效應、勞動就業效應和城市極化-擴散效應，這六大效應將極大推動城市的聚集和進一步發展。外商投資具有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並能夠帶來大量資本，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第二，貿易監管制度提升了通關便利化程度，有利於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測性，提升進出口系統效率，降低企業的行政管理費用;有利於營造寬鬆開放的貿易環境，促進商品和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增加貿易規模。

第三，事中事後監管制度，核心在於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核准制、審批制改為備案制、「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改變了過去以政府主導經濟轉型發展的模式，重新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通過放鬆管制、強化市場機制的力量，將激發市場活力與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上海自貿區建設三年來，著力推進投資管理、貿易監管、金融創新和事中事後監管等四個領域的制度創新，詳見表1。

通過四大領域的制度創新，上海自貿區在各個方面成效顯著。表2顯示，2013年至2015年期間，上海自貿區各項經濟指標均呈增長趨勢，擴區後效果更加明顯。工業總產值在上海自貿區設立后的一年略有下降，但擴區後幾乎翻了7倍。自貿區創新投資管理制度，吸引了大批企業入駐，2014年新增企業數11440家，比2013年增加了近2倍；擴區后又新增18269家企業，增長了60%。大批企業入駐同時帶來了大量的資本，其中內資企業註冊資本從2013年的853.62億元增至2014年底3329億元，增加了近3倍；擴區后增至9078億元，增加了近2倍。外資合同金額從2013年的19.09億美元增至2014年的118億美元，增加了5倍；擴區后增至396.26億美元，增加了2倍多。金融創新制度有序推進，擴區后推出金融改革40條具體措施，啟動了自由貿易帳戶外幣服務功能，自由貿易賬戶從2014年的9741個增至2015年的44168個，增加了3倍多。

三、實證分析結果

前文關於上海自貿區運行特徵的事實描述表明，上海自貿區建設在新增企業、外資引入和產出增長等方面成效顯著。為進一步評估上海自貿區建設是否對上海市經濟發展產生了影響，即上海自貿區建設是否產生了「制度紅利」外溢效應，本文運用政策評估計量模型，基於地區間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構造了上海市的反事實經濟績效。對比真實經濟績效與反事實經濟績效，兩者的差異即可反映上海自貿區建設對上海市GDP、投資、出口和進口的影響。所有經濟績效指標均經過相應的價格指數進行了調整。

表3報告了上海自貿區設立前，模型預測結果對已有數據的擬合情況。一般而言，模型預測數值與實際數據越接近，說明模型對現實經濟的刻畫越準確。表3顯示，本文模型能夠非常準確地擬合實際經濟數據，進而能夠較好的刻畫上海市經濟特徵，從而能夠準確評估上海自貿區設立后對上海市經濟績效產生的影響。

在模型預測準確的基礎上，本文基於該模型測算出自貿區設立後上海市的反事實GDP，並與上海市的真實GDP進行比較，具體結果報告於表4。投資、出口和進口的估計結果見表5。表中最後一列數值即為真實值和反事實值的差值，直接反映了上海自貿區設立后對上海市經濟績效的影響大小。

表4顯示，上海自貿區設立后，上海市的真實GDP增長率在各個時點均高於反事實GDP增長率，其差值的均值為1.89%，即表明上海自貿區建設推動上海市GDP增長率提高了1.89%。

進一步地，本文發現，自貿區設立后的2013年第四季度（2013:Q4）至2014年第四季度（2014:Q4）期間的差值均值為1.81%，而2015年第一季度（2015:Q1）至2015年第四季度（2015:Q4）期間的差值均值為1.99%，高於前一期間的差值均值。2014年第四季度（2014:Q4）正是上海自貿區擴區的時間分割點，意味著自貿區擴區后的「制度紅利」外溢效應更加顯著。擴區后的上海自貿區涵蓋了陸家嘴金融片區、金橋開發區片區、張江高科技片區以及世博園區，由於新片區集聚了大量金融服務業、先進位造業以及各類科技創新企業，因此擴區后的自貿區跳出了原有的四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範圍，使其試驗功能和制度創新效應進一步擴大。

表5顯示，上海自貿區設立后，各經濟績效指標的真實值均高於反事實值。具體而言，上海自貿區設立后，分別使得上海市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長了11.02%，出口平均增長了2.95%，進口平均增長了13.28%。自貿區創新「一線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區內不干預」的貿易監管制度，拓展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功能，貨物狀態監管試點擴大到保稅區所有物流企業，顯著提升了進出口系統效率，降低了企業的行政管理費用，進口平均通關時間比區外減少了41.3%，出口平均通關時間比區外減少36.8%，企業物流平均成本下降10%。通關便利化程度的提高會顯著促進貿易交易量，因此，上海自貿區貿易監管制度創新顯著促進了出口和進口的增長。

最後，本文通過一個簡單的時間序列模型對出口增長率的真實值與反事實值之間的差值進行建模，並計算出長期效應。結果發現，上海自貿區建設對上海經濟具有顯著的長期促進效應。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旨在定量評估上海自貿區建設對上海經濟發展是否產生了影響，影響有多大。研究發現，上海自貿區建設顯著促進了上海市GDP、出口、進口和投資增長，自貿區擴區后「制度紅利」外溢效應更加顯著，並且具有長期促進效應。

作為改革開放的深化，上海自貿區設立的目的在於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形成在全國範圍內可複製、可推廣的新制度，推動發展方式根本轉變，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如何複製推廣上海自貿區取得的這些成功經驗？本文認為，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在全國範圍內推進，同時兼顧難易程度和地區差異。

時間維度上，複製推廣可遵循先易后難的原則逐步推進。技術上易操作的制度創新可率先在全國範圍內複製推廣，例如：貿易監管制度中提升通關便利化程度的措施，包括先進區、后報關，區內自行運輸，卡口智能驗放等具體措施，可率先在全國內複製推廣。涉及法律法規、金融安全等層面的制度創新可在條件成熟時複製推廣，例如：投資管理制度中「負面清單」以外領域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及變更審批，屬於重大事項改革，涉及到相關外資法律的修改，需在相應法律完善後複製推廣。

空間維度上，首先，複製推廣應根據各地的區域優勢推行。具體而言，沿海地區的對外貿易、營商環境和政府效率較為發達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區位優勢，貿易監管、投資管理等制度創新可先由這些地區複製推廣，能較快實現經濟成效，然後再向中西部地區分梯隊推進。其次，複製推廣應結合各地的發展戰略推行。以目前剛獲批的7家自貿區來看，遼寧自貿區的複製推廣應與振興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戰略相結合，湖北自貿區的複製推廣應與長江經濟帶戰略相結合，重慶、四川自貿區的複製推廣應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相結合。

（本文原刊於《財經研究》2017年第2期，原題：「自由貿易試驗區產生了「制度紅利」效應嗎?——來自上海自貿區的證據」。略去參考文獻，由作者對原文進行較多簡化和改寫。涉及計量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實證結果與穩健性檢驗的內容請參考原文。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