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曾經一無所有，如今死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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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拾遺

ID：shiyi201633

星球物語

在《假行僧》中，崔健這樣唱道：

我要人們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誰。

這也成了崔健在公眾形象中的絕妙隱喻：

人們都知道崔健，但從未清晰知道崔健是誰。

隱藏在各類標籤背後的崔健，

憤怒、擰巴、不合時宜，

似乎永遠與當下的時代隔著一層。

其實，或許不是崔健難懂，

更多時候，是我們沒有清楚地知道「我是誰」。

1961年，臨近8月，

北京空軍軍樂隊的功勛小號演奏員崔雄濟既興奮又緊張。

興奮是因為他第一個孩子的預產期就要到了。

緊張是因為有著濃厚的軍人情節，

他擔心孩子不能在建軍節這天誕生。

可「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直到8月2日凌晨5點，

才聽到孩子的第一聲啼哭。

5斤8兩，像個小瘦猴，

嗓門在清晨的靜隘里卻格外嘹亮和清脆。

這個「遲到」的孩子，就是崔健。

為了彌補遺憾，

崔雄濟最開始為其命名崔建軍，

只是到了後來覺得沒有個性，

才又改名為崔健。

但崔健的生日還是被改為了8月1日。

於是，就有了兩個崔健，

一個生在明天，一個活在昨天。

猶如一張白紙，

那時的崔健只能任由他人塗抹。

▲ 崔健導演電影《藍色骨頭》劇照

父親是樂手，母親是舞蹈演員，演出繁忙，

可以說崔健的幼年基本是在空軍的全托幼稚園度過的。

大部分時間，他就像「孤兒」一樣獨自坐在幼稚園的長凳上發獃。

小腦袋裡藏著的無數個為什麼，

沒人告訴他是怎樣，應該怎樣，

他只能獨自探索。

1965年，一個寒冷的冬天。

老崔帶著小崔去東四人民商場。

走著走著，崔健突然停下腳步，

雙眉緊鎖，看上去滿腹疑慮。

沒等老崔反應過來，崔健掙脫了老崔的手，

直愣愣朝一位老頭走了過去：

「大爺，這麼冷的天，你怎麼在吃冰棍？」

老頭嚇了一跳，轉過身定睛一看，

笑了，沒理他。

「崔健從小就這樣，他對很多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有一種強烈的求知慾望，

並且常常獨自觀察和思考。」崔雄濟說。

好奇，人這個與生俱來的本能。

往往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漸漸衰減，見怪不怪，

不願再問「我不明白」，

不敢再讓「不明白的我」展現出來。

儘管還是一張白紙，可崔健將註定帶著「我不明白」的勇氣，書寫下自己的答案。

那個時代，還不允許個人有個人的答案。

譬如崔健長大，幾乎必定要去下鄉當知青。

不約而同，全國興起了空前的學樂器風潮。

原因很簡單，這樣以後可能進入一個文藝團體，進而名正言順地留在城裡，逃避上山下鄉的命運。

正是由於這個「黑色幽默」般的機緣，

14歲時，崔健在父親的安排下拿起了樂器。

第一個接觸的樂器，

不是父親拿手的小號，而是手風琴。

因為崔雄濟無法想象打小體弱多病的崔健能吹響小號。

相對來說，手風琴更容易學。

未料，崔健把手風琴朝父親鼻子底下一扔，

丟下一句：我不喜歡那玩意，沒勁。

無奈，父親又跑到別人家裡借來一支雙簧管，然後氣喘吁吁跑回來：吹吹這個試試。

沒幾天，崔健又把它扔回給父親：

這玩意兒，也沒勁。

得，父親祭出了自己的小號。

崔健迅速抓起：「叭……叭叭……」

幾分鐘后，崔健臉紅脖子粗，上氣不接下氣：真帶勁，就是它了。

可選擇的路不多，

崔健要自己選擇；

雖然還是一條「逃亡」的路，

崔健不想逃得狼狽。

崔健很快徹底愛上這帶勁的感覺。

語文老師珍惜他文字上的天賦，

曾力勸他不要放棄學業，

被他斷然拒絕。

黑色幽默再一次上演，待他中學畢業時，

上山下鄉運動已偃旗息鼓，這讓崔雄濟哭笑不得。

崔健無所謂，他已有了方向。

1981年，崔健考進了北京歌舞團，

宏大的主旋律中有了他嘹亮小號的一席之地。

其時，港台和歐美流行音樂逐漸進入大陸，

宏大的主旋律之外，一個個鮮活又個性的聲音撓動著他的嗓子。

冰封許久的水面，剛被春風吹裂了一個小口子，崔健就迫不接待地想把頭伸出來——

我也要表達自己的力量。

於是崔健白天在團里吹小號，晚上就自己練吉他、練歌。

1983年，團里去邯鄲演出。

條件有限，崔健等無名之輩只能住在劇場。

一個晚上，演出之後無事，

崔健抱起了一把吉他，

簡單彈了幾個和弦，在大家猝不及防中開嗓：

Mama，do you rem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

（草帽歌）

那蒼涼凝重的歌聲一下子把大家給震住了。

良久，聽眾中一個姑娘竟哭出聲來。

開嗓沒多久，崔健就被迫閉上了嘴。

首先是生活所迫。

1985年6月，崔健私下參與組建的七合板樂隊被迫解散，

樂隊成員都是北京歌舞團樂隊成員。

解散時，它剛活動了不到一年，出版了一張以翻唱美國民謠歌曲為主的磁帶。

團里的女書記找他們談話：

「你們要麼在團里老老實實幹，

要麼退團，把樂器交回來。

這樂器都是國家的。」

那還是一個離開「單位」很難謀生的年代。

無奈，崔健等人只能被迫解散樂隊。

身子回去了，崔健的心卻走得更遠。

後來有搖滾傳教士之稱的曹平，

那時不過是一個懂英文的導遊，

經常到崔健家蹭飯。

一日崔健陰著臉說：「今天我們倆不在家吃了，出去吃。」

兩人站在河堤上，崔健開口了：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1985年底，崔健寫下了自己的第一首搖滾作品《不是我不明白》，

裡面正有這兩句話。

這也成了崔健在當時地下音樂圈內獨一無二的特性：他做原創。

他不滿足於簡單地翻唱英文歌；

也沒有跟隨西方的吉他英雄，苦練吉他——這是當時最時髦的；

更不想做一個鼓手——每一支樂隊都要爭搶的稀缺人才。

他只是默默蹬著腳踏車，去中央音樂學院旁聽音樂理論，

和堅持自學似乎沒有什麼用處的英語。

積蓄力量，崔健要站起來做自己。

1986年初，孔雀杯全國民歌、通俗歌曲大獎賽在北京舉辦，

崔健帶著自己的歌前去參賽。

一登台，勁爆的吉他，和嘶吼出來的歌詞，

就把評委席上李雙江、王昆等老前輩嚇了一跳，紛紛問：「這什麼唱法？這一群人，頭髮都是那樣的。」

「這是搖滾。」有知道的人回答。

「搖滾是什麼？」

毫不意外，第一輪，崔健就被刷了下來。

不過也並不是一無所獲。

數月後，一場以紀念「國際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會上，王昆破例點頭同意名不見經傳的崔健登台演出。

「那次是大合唱為主，獨唱的只有20人，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個。」崔健說。

1986年5月9日，輪到崔健上台了。

不想穿統一的黃色馬甲，崔健從樂手王迪那裡借了一件不合身的黃軍裝，

激動加緊張，也沒注意到褲腳一高一低，

如同當年問那個老大爺一樣，

直愣愣登上了舞台。

「上台激動極了，就跟殺頭似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被人理解。」王迪說。

一上台，台下猛的安靜了下來，

然後是一陣騷動。

「這小子他媽的是誰？

痞里痞氣的，是來唱歌的么？」

強作鎮定正經了一下，

崔健扯開嗓子轟出了一句歌詞：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

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

台下先是又一陣靜默，

然後就是雷鳴般的掌聲與吼叫聲。

為什麼這首歌激起了那麼大的共鳴？

「《一無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這個概念。

在這之前，的歌曲里只有『我們』，即使有『我』，

也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是一個兵』這類。

而崔健的第一張專輯里，一共有150多個『我』。」

音樂製作人梁和平說。

崔健唱出了「我」，人們也認識了崔健，

搖滾的生日，就定格在這一天。

崔健火了，也直接站在了主流的對立面。

幾天後，崔健同其他歌星到北大演出。

首先登場的是崔健，開口就是幾天前引起巨大反響的《一無所有》。

按理說，這所匯聚頂尖學子的的著名學府更能與這首歌共鳴。

未料，唱完老半天，

台下才響起稀稀拉拉的掌聲。

「這應該是北大人的恥辱。」

當時一位曾經在場的學生後來說。

1987年初，已經從北京歌舞團獨立出來的北京交響樂團貼出一張海報將崔健勸退，

理由是他不務正業，耽誤團里的工作。

當年年底，曹平盤算辦一場崔健的演出。

他找了北京一所大學提供場地，又自作主張定了崔健和每個樂手的演出報酬。

那所大學的黨委書記聽說了，

問：給崔健多少？

他說：一百元。

書記頓時勃然：怎麼，他剛唱完《一無所有》就想應有盡有啊？

這場演出就此夭折。

無奈，崔健只能在主流不屑的角落裡，

尋找著演出機會。

再一次登上大舞台，已是3年後。

在北京展覽館舉辦的平生第一場個人大型演唱會上，

中場休息時，一位著名笑星扔下一句話走掉：這不就是一幫小流氓么？

崔健聽到了，拿起話筒面對現場兩千餘名觀眾：「剛才有人說我們是一幫小流氓。

如果這個人不感到可恥的話，

那麼我們覺得非常的光榮！」

全場歡聲雷動。

1989年2月份，崔健的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終於錄製完畢。

這盒磁帶的編輯鄭曉題和華寶龍長出了一口氣：「總算折騰完了。」

屈指一算，這盒磁帶竟然錄製快1年了。

在當時，這種速度慢得「駭人聽聞」。

按常理，一盒錄音帶一般一到兩周就能錄完，

快得甚至兩三天就搞定，

而崔健愣是把錄音棚搞成了排練場。

有時候今天錄完明明感覺很好，

回家一聽感覺不好，第二天又要重新錄。

誰都知道，在錄音棚里多呆一天，

就要多付一天錢，

一度投資方威脅崔健中止合作。

執拗如崔健，只有一個理由：我不滿意。

而在錄製完畢后，事還沒完。

崔健看到投資方設計的封面，連連搖頭：

「必須重新設計印製。」

這一句話，可是10萬元錢。

「還讓不讓人活了？

要重新做，你自己掏錢。」

華寶龍他們火了。

崔健哪有那麼多錢，得虧後來有香港公司追加投資，這盤盒帶最終未因封面問題，

被崔健鎖進抽屜。

「男人最光彩的一面，在於他冒險之後的成功。」崔健說。

崔健的冒險，成功了。

這盤當時售賣近10元的盒帶，

僅在四川省，就訂出40萬盤，

還只是正版的數量。

一個人在一生會做很多事，

到頭來讓自己滿意的不會太多，

往往是因為太多時候是在問別人是否滿意，

而不是問自己。

盒帶的出版，讓崔健徹底紅了。

在那個缺少偶像的年代，

崔健成為最耀眼的偶像，

從普通人到明星大腕，都在談論崔健。

「搖滾第一人」「東方列儂」等偶像標籤紛紛被貼在崔健身上。

有很多人來聯繫他做採訪，

但幾乎所有的採訪都被回絕掉。

1980年代末，一群北大學生直闖家門要朝聖，他就硬是不見；

楊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一個同班同學找到崔健家門，

和他父母相談甚歡，他卻冷眼相對：

「我這個人不太喜歡與外面人接觸，

包括所有的人。」

這種風格激烈到會引發衝突。

1993年，崔健去石家莊演出，差一點和歌迷打起來，

因為他拒絕簽名。

一個女歌迷哭著指責他：「你怎麼那麼不夠意思？」

他並非只對普通歌迷如此，

甚至是對待明星歌迷也不遑多讓。

有一天晚上，幾個朋友在崔健家玩，突然電話響起。

一接，是齊秦託人問到了崔健電話打了過來。

"崔健，好喜歡你的歌，

你太牛了，我覺得你是最牛的歌手和音樂人。"

崔健就聽著，說了一聲："謝謝。"

掛了電話后，照樣跟朋友一起玩，

並且從此以後，

再沒跟任何人主動提過這件事情。

本能的，崔健抗拒被偶像化、標籤化。

「現在別人給我戴的頭銜，

不過是對過去我做的事的蓋棺定論，

這些對我來說，是麻木，是不痛不癢。

我更願意給你展示的，是我明天要做的事，

是對未來的設計和將要完成的計劃。 」崔健說。

1990年2月1日，北京外交人員大酒家。

北京工人體育館演出后的第三天，崔健與樂隊成員復盤演出得失。

趙健偉在日記中這樣記錄：

演出對於外界來說是成功的，但崔健對此並不滿意。

樂隊的基本意思是，缺少與崔健的交流，

不知道崔健究竟想什麼，而且變化很快，很難適應……

馬禾：崔健做事隨意性太大，沒什麼計劃性，很難適應和交流。

崔健：我最討厭什麼計劃性和日程表之類的的事，這讓我很不舒服……

…………

很快，樂隊分崩離析。

也正是由於崔健經常會在演出中，

隨意加進去一些「不正確」「煽動性強」的話語，

沒多久，啟蒙搖滾的崔健，被封殺了。

儘管不斷有專輯發行，小型演出也未曾斷，

但在缺少網路的上世紀九十年代，

崔健近乎絕緣大眾。

直到進入新世紀，

對崔健的封殺才漸漸鬆動。

市場不再封殺他，崔健卻開始封殺市場。

「2000年前後，崔健推掉的演出約佔全年演出數量的四分之一。」前經紀人陳戈說。

原因在於，電視台或演出商提供的燈光、音響設備總是不盡如人意，

呈現效果達不到崔健的要求。

既然不能呈現最好的自己，那就絕不湊合。

2002年8月7日，北京CD酒吧。

能容納300人的CD酒吧，來了400多人。

眾目睽睽下，傳言與崔健不合的羅大佑，

給崔健敬了一個軍禮。

這天的意義，某種程度上，

意義不亞於崔健吼出《一無所有》的那一天——

搖滾第一人打響了消滅假唱的第一槍。

猶如叫破皇帝新衣的那個小孩，

崔健成為一些圈內人的公敵。

「崔健老了，想炒作自己。」

一時間，圈內和媒體上充斥著這種聲音。

但是，倔勁十足的崔健並沒有退縮，而是迎著風向前，

通過他的全國巡演，一站一站地宣傳真唱。

那時楊樂是簽名支持真唱運動的一員。

後來在崔健力邀下登上《之星》的他說，

崔健此舉一是看不慣假唱欺騙觀眾，

二是覺得樂手太可憐了。

「專輯錄完音一次性給1000元，

以後所有的演出跟他一點關係沒有。」

「這孩子從小就撒不了謊。」崔雄濟曾接受採訪說道。

不但自己不能撒謊，

崔健還天真地要人們都跟他一樣不能撒謊。

2005年，國家也對假唱頒布處罰法規。

春節聯歡晚會也在2009年實現了真唱。

2004年，崔健的北京歌迷韋志華組織了一批崔健歌迷，與雲南當地政府取得聯繫，出資幫扶了一些遠征軍老兵。

他們使用的集體名字一度是「北京搖滾樂愛好者」，但在跟當地政府和老兵溝通時，

變成了「崔健歌迷」。

當時崔健正在國外演出，不知此事。

眾人覺得：「老兵這麼清貧，這麼令人同情，這麼好的事情，

他知道以後可能會特別高興。」

崔健回國後知道了這件事。

很快，韋志華接到崔健公司一位工作人員的電話，很委婉地對她說：「這是好事兒，應該支持。但請你們不要用崔健的名字。」

他拒絕當偶像，也拒絕被綁架。

哪怕這種綁架的動機無比義正詞嚴，能為他增添更多的讚美光環。

韋志華這麼多年來，一直在用心練習一件事：說不。
這是崔健給她最大的影響。
「我們從小的教育都是：做好事。

只要是好的東西我們都會去歌頌和追隨。

可能有的時候超出我們的認識，

超出我們的能力，但我們依然會去追隨。」韋志華說。

她現在更加理解，崔健對這樣一件「人人都認為應該的」事情說不，

足以說明內心的強大。

「現在，再有類似的事如果我認識沒到，

或者說我沒有精力做，我就說不。

我不會攀附。」

▲ 圖／薛方明

在解凍之後，崔健說不的時候越來越多，

尤其是對商業代言。

早在陳戈擔任經紀人時，

崔健就拒絕過一款汽車代言，

陳戈為此和他吵了很久。

「他覺得這種商業合作的模式太低級。」

崔健還會抱怨，給自己安排的商業演出太多了，他情願去拍了一個註定不會賣座的電影《藍色骨頭》。

這種狀態延續到尤尤做經紀人。

一款品牌價值很高的洋酒也想找崔健代言，出價500萬。

尤尤覺得機會不錯，談判了足足兩個月，

包括演出時要在音箱上放一瓶該品牌的酒之類諸多細節全都談妥，

崔健還是在最後一刻拒絕簽字。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頭像出現在商品上。」

堅持是很難的一件事，

改變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你的堅持，可能會失去一些主流的機會……」有記者問。

「我不想要的機會就不是機會，

我不想要的名利，也不是名利。」
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京搖滾音樂圈曾組織過一次賑災義演。

一位大牌歌手在看到演出次序表之後，

提出自己要在崔健之後壓軸演出，

否則不參演。

崔健聽了之後，什麼話都沒說，同意了。

不在乎物質，是不想喪失藝術上的主動性，

不在乎名利，是不想喪失藝術上的想象力。

「人的每一種身份都是一種自我綁架，

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作家劉瑜說。

在他2015年的最新專輯《光凍》中，

崔健在《死不回頭》中宣告了「自己」的態度：

南牆突然張開個口

要吃掉我的頭

它是否已經害怕我

知道我死不回頭

…………

崔健有一次去做講座，有個女孩上來就說：

「你怎麼現在是小白臉啊，細皮嫩肉油頭粉面的，我不喜歡你。」

「我一直就這樣。」

「你現在話這麼多。」

「我是被你們學校請來的呀，我是來交流的。」

「你就應該多唱歌、少說話。」

「這是你想象的。」

這樣的狀況不止一次地出現。

「大批的人發現我開始做他們接受不了的事兒，就開始不喜歡我了。」

甚至有人看到了現在的崔健，

會當著他的面說：

「有些明星就應該被人打死，在最美好的時候死去。」

也有人在媒體上評論，

崔健明明已經變成知識分子了，

甚至還有人說他過的簡直就是中產階級的生活，向電視妥協，竟然還上了選秀節目。

崔健聽到了這些說法，覺得好笑，也不多解釋：

「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和選擇一種思想方式，是兩回事。」

接受別人評頭論足的叫生活，

能與自己對話的叫生命。

在之星錄製中，楊樂一曲《無糖的咖啡》唱畢，

崔健動情落淚，二人台上台下四目相對，

往昔風華正茂的青春記憶似追擊而來。

崔健哽咽著悶聲問：

「樂兒，這個party可以不結束嗎？」

楊樂眼泛淚光，篤定答道：

「這個party早晚會結束。」

展示給別人的party，早晚會結束，

而屬於崔健自己的party，還必將繼續。

一個優秀的時代，必然是選優的時代，

但大多數時代都是平庸的，

一如我們現在的時代。

在這個平庸的時代，

是跟著時代潮流走，還是自己走？

崔健給了我們一個選擇：

一無所有也要自己走，而且死不回頭。

崔健當年在北京歌舞團的一位同事說：

我們一直表演的都是別人的作品，

崔健卻寫了一輩子自己的歌；

我們循規蹈矩等到退休，

他大概會自由自在地過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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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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