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醫學能夠終結一切疾病, 還要進化幹什麼?

2016年底，Facebook的CEO馬克·扎克伯格與妻子普莉希拉·陳聲明出資至少30億美元來創立Biohub研究中心。該中心保留非營利性創新發明的商業化專有權。扎克伯格夫婦希望通過Biohub來「治療、管理並預防一切疾病」。

大約在同一時間，微軟也表示計劃在2026年前「解決」掉癌症。Facebook聯合創始人肖恩·帕克也承諾向其名下的免稅非營利組織捐資2億5千萬美元來對抗癌症，同時保留專利權。慈善家埃利·布羅德和泰德·斯坦利貢獻了14億美元資助布羅德學院研究中心及斯坦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試圖攻克精神分裂及遺傳性精神病。正如昔日的安德魯·卡內基和約翰·洛克菲勒捐出個人財富來建立公共圖書館和基金會，今天的矽谷新貴們同樣渴望譜寫傳奇，而這一次是在健康和疾病領域。

然而有一個問題。如果說人類的身體好比機器，存在著需要Crispr-Cas9這樣的基因修飾工具來修復的bug，那麼這便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相悖：機器與電腦不會進化，但生物體是會進化的。進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當環境發生變化，一項功能喪失時，另一項功能往往便應運而生，取而代之。在進化中，一切都是為了目的服務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那些認為海量數據和金錢就能終結疾病的科技大亨並沒有考慮到進化的因素。對於達爾文來說，一個物種的進化依賴於生物個體的自然選擇。後來DNA的發現導致了所謂的「現代合成」，為小到基因、大到人口的影響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框架，同時保留達爾文的關鍵原則，即選擇取決於個體。1966年，支持進化論的生物學家理查德·路溫頓和約翰·哈比提出了「平衡選擇」的概念，即稀有基因能夠增加基因多樣性，因此可以不被淘汰。事實上，異質性，或者說有某種罕見基因的單一副本，即使該基因並不理想甚至容易引起遺傳風險，也往往有益於個體，因而得以在物種中以小頻率保存下來。

理論生物學家斯圖亞特·考夫曼認為，罕見的遺傳變異是創新的基礎，並可能保在循環中保留下來並非偶然，而是因為它們有益於種群中至少一小部分生物體的系統健康。「進化不僅僅是因為抓住了『轉瞬即逝的機遇』，它不僅是修修補補、東拼西湊的結果，而是在選擇的磨練和眷顧下浮現出的秩序」。考夫曼在《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如是寫道。

相比之下，現代的數據科學家總是強調還原論：只要有更多的數據和更好的分析，生物學中的問題就都能夠解決。分子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1989時說過：「我們過去認為，人的命天註定。但現在我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命運取決於我們的基因。」我們之所以能認可這種解釋，是因為我們的大腦傾向於尋找答案，一種簡單的因果關係。但在人類基因組測序后近20年來，產生的新藥物和治療方法卻少得可憐。這或許與分析的質量無關，而更多地與進化和時間的生物學原理有關。與其把人類看作一個封閉的系統，不如借鑒一下生態學的開放性，因為生態系統本身會受到外部輸入的影響。無需長久的數代，只需短短一生，我們的身體都在經受遺傳突變的衝擊。數百萬億突觸時時重塑著我們的大腦，病原體轟炸著我們的身體，穿透器官和血腦屏障，創造出不斷變化的微生物群落，增強或削弱著我們的健康。

在進化中，一切都是需要代價的。壓力既能激發創造力，亦能引發一系列慢性病。導致囊性纖維化的基因變體可以預防霍亂，導致家族黑蒙性痴的基因變體則可以預防肺結核。位於基因PCSK9的一個變體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卻會增加缺血性腦卒中的風險。基因轉移可以有效地治療由一個單一的錯誤基因引起的疾病，但影響疾病的風險變異不會消失，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往往還能為人體帶來好處。

甚至連癌症也是一個不斷進化、實時變化的個體。如果細胞迴路失控，癌症的可怕便會大打折扣。令癌症逃過人類治療的變身招數可能與永久性遺傳密碼的變化並無關聯。免疫治療之所以有效的一個原因正在於它將癌症看作一套生態系統。癌症不斷發展，但免疫系統有時也能夠跟上其魔鬼的步伐。

達爾文的觀點令人不安：我們不是進化到更完美的形式，而是更加適應當地的環境。如果人類是機器，那麼我們可以簡單地修復損壞的部分。但如果生命中有比生物機制更為根本的危機，那麼風險和危險因素就會永遠伴隨著我們。我甚至敢打賭，鑒於遺傳變異是創新和多樣性的基礎，使自己太完美則可能昭示著人類末日的到來。

文章來源：AEON

文章作者：Jim Kozubek

編譯：未來論壇 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