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政府購買社工服務的悖論｜社論前沿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會工作已然發展成為一個新興行業。的社會工作可以如政府宣稱的那樣解決民生問題嗎？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機制有何異同？本期推薦2017年發表在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揭開新自由主義的動態：深圳城郊的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Unveiling Neoliberal Dynamics: Government Purchase (goumai)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in Shenzhen』s Urban Periphery）一文。作者通過對深圳富士康工業區社會工作實踐的民族志研究，發現了社會工作新自由主義的產物，最終表現為一線社工不穩定的勞動條件和社會苦難。政府購買社工服務的悖論在於：出於社會關懷的制度性努力，不僅可以減輕現有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也可能依賴或強化社會不平等。這需要引起政府和學界的關注。

特色的政府購買

政府購買社會服務是指這樣一種機制，「政府通過向非營利組織或企業支付公共資金，由其來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政府購買」一詞通常被認為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它意味著原先由福利國家承擔的責任被轉移到個人、家庭或社區，國家不再將自己作為社會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而是作為市場紀律和優先事項的推進者。但這一表述在與眾不同。作者發現，無論是研究者、政府官員還是一線社工，論述「政府購買」的重點都不在「購買」一詞，而是強調「政府」主體的觀念。

應該如何理解快速擴張的政府購買？它是否也存在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結果？基於對學術討論的回顧，發現幾乎沒有針對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新自由主義批判。這一方面源於改革開放政策的宏觀轉型，發展主義和現代主義取向掩蓋了對縮減福利職能和私有化的批評；另一方面則是對國家角色變化的關注，加劇了市場導向的理性和技術，傾向於將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邊緣化。

作者提請大家注意的是，1970年代后，（市場化改革）與西方福利國家同樣經歷了新自由主義轉型。其它國家社會工作面臨的預算緊縮、過度競標和費力的評估流程等問題，也是大陸需要面對的主題。

研究方法

2007年，為響應中央構建「和諧社會」的號召，深圳率先發布了《關於加強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意見》等一系列文件，這被認為是深圳社會工作者的「聖經」，即所謂的「1 + 7」文件規定。深圳重新將自身定位為「社會」特區，作為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典範和先驅，社會部門增勢迅猛。

本文是基於對深圳富士康光華社區和其它一些地區的民族志田野調查。調查時間主要集中在2013-2015年夏季，以及2013年10月和2015年1月的短期調查。作者參與到社區服務中心的常規活動，觀察到社會工作者與當地政府官員、本地村民、農民工志願者，以及經常贊助社工項目的企業界人士的互動。同時，訪談了深圳市區30名社會工作者，以及社工服務社的工作人員、深圳地方官員和社會工作研究人員等。

作為多面手的社會工作者

為揭示政府購買社工服務中的新自由主義動態圖景，作者詳細描述了光華社區服務中心社工的工作日常。光華社會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為深圳，特別是在富士康工作的青年農民工提供一系列諮詢和項目活動，以減輕壓力，擴大社會網路，建立城市歸屬感」。鳳凰社工服務社（服務提供方）與區政府（資金支持方）、街道辦事處（項目管理方）達成正式三方協議。事實上，沒有人確定社區活動能夠解決所謂的富士康問題，大家關注的僅僅是合同規定的量化指標，這些使問題變得「可解決」的機制。當一線社工和機構工作人員遇到官僚技術政府的障礙，甚至覺得合同中大量的要求是不可能遵守的，而政府卻仍然以「公平」和「專業化」之名正式捍衛了這些要求：將會發生什麼？作者發現，為了機構的生存，爭取並維持合同，一線社會工作者會將自己描繪成黨和政府的「動員單位」，將大部分精力用於遵守地方官員傳達的指示。

（圖片來源於網路，為深圳社工積極介入富士康應急協調工作，與員工一對一面談）

黨政機關是如何將社工用做多面手的呢？社工需要處理的「小問題」範圍非常廣泛。不僅包括常規的項目活動，還經常要求參加黨政會議、事件和各種運動。甚至，他們還被要求替代政府官員的角色，從事與警察治安、衛生、就業、教育等相關的社區事務。總之，以外包的最低成本，地方黨政將社會工作者用作多種目的。

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

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並沒有與民間組織形成平行的夥伴關係，而是發揮其靈活和無處不在的影響力，造成一線社會工作者的社會苦難，他們大多數是20多歲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當新自由主義式外包，遭遇僵化的官僚制和群眾動員的國家社會主義遺產，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工作者的困境。一名社工將自己形容為「拿工資的雷鋒」。低水平的收入、工資延期支付、地方政府額外的要求、公眾較低的認知度，以及未來不確定的職業前景，這些都促成了社會工作者的高離職率。

關鍵問題是，這些一線社工大部分都是來自農村的外來務工人員。針對年輕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問題，Ngai Pun和Jenny Chan指出，「的農民工後備軍，不僅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由於無法享有各種社會服務和公共教育，還降低了所在城市社會再生產的成本」。這一論點不僅適用於工廠工人，也適用於低級的白領工人。這就產生了社會工作的悖論：這一新機制是為緩解社會問題而生，但它反而使國家長期以來的城鄉不平等問題得以維持，甚至加劇了這一狀況。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社工職業對專業的關注進一步加固了這種不平等。專業成為進行政府購買的先決條件。而社工行業所面臨的問題，也被歸因於「不夠格」社工的「不專業」行為。

結論

回到光華社會工作的主要目的——建立「歸屬感」。他們的歸屬感既不是針對城市，也不是為了建設「和諧社會」；而是表現為社工和富士康工人之間的情感紐帶——他們都是城市中年輕的外來務工者，卻無法享有城市的公民權利。正如富士康工人位於全球資本外包的底層一樣，光華的社會工作者也處於福利職能外包的最底層。結尾處，作者描寫了一幅耐人尋味的景象：在活動中「社工」與「義工」（富士康工人）的相遇，他們都帶著一種不穩定感，但同時也找到了由政府提供的臨時庇護所。

文獻來源：

Cho, M. (2017). Unveiling Neoliberal Dynamics: Government Purchase (goumai)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in Shenzhen's Urban Periphery. The China Quarterly, 230, 269-288. doi:10.1017/S03057410170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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