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治療師的行走診療室

原標題:音樂治療師的行走診療室

高天音樂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的治療師，和某社區殘疾人勞動職業康復站（簡稱「職康站」）的康復老師各執一詞。康復老師表示：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音樂治療。

來康復的智障、精障殘疾人坐得東倒西歪，有的在聽治療師的現場音樂，有的在串珠子。有一次，職康站老師建議年輕的治療師：「過幾天我們要去區里參加合唱比賽，你是專業搞這個的，就教我們唱幾首歌唄。」

「浪費時間！為什麼不多做一點手工勞動呢？」這是職康站負責人最終拒絕音樂治療服務的理由。

這類不解乃至不屑的聲音，如今仍會隨空氣飄散而來。哪怕音樂和醫學的「聯姻」探索在國內已推進約30年。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康復科對音樂康復治療應用於臨床的摸索就開始了。音樂治療作為一種獨立而非依附性的手段，作用於自閉症、藥物治療效果並不明顯的病患等。

目前，上海華山醫院中西醫結合科設有音樂病房，每周一次的音樂治療主要針對患腫瘤等慢性疾病同時伴有抑鬱、焦慮、恐懼、躁狂等心理障礙的人群。

然而，對於這門應用型交叉學科而言，「一切還很新」。

高天音樂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治療師李冰告訴記者，在全國，像她一樣擁有專業資格認證的音樂治療師，僅200餘人。

一劑葯

李冰坐在診療室中央的轉椅上，懷抱吉他，靜靜等待來訪者——自閉症孩子小亮（化名）。

「自閉症孩子的行為可控性差，治療師在轉椅上，可以在不中斷音樂的情況下跟隨孩子。」李冰描述，就像是向日葵跟著太陽轉動。

小亮的座位是在轉椅側前方，這樣能「避免直接對視卻又不乏眼神交流」。但治療初期，小亮並沒有坐在李冰安排的座位上。他背對李冰，毫不關心身後的吉他聲。

幾次治療后，小亮的態度漸漸鬆弛，喃喃說出家裡有一隻小狗。李冰知道遇到轉機，調起和弦，即興哼出溫柔的曲調，「小亮家有一隻黑色拉布拉多導盲犬」。

小亮開始進入李冰為他搭建的世界，斷斷續續說出碎片化信息：家裡有一隻黑色導盲犬，還有撿回來不久的白色貓咪；小貓和小狗有時會打架。

儘管李冰知道小亮的講述多源於想象，但她沒有質疑，用吉他繼續著情節。

第八次治療，小亮做了一個讓人驚喜的動作——他輕輕抽出吉他的撥片，轉身遞給助教說：「送給你。」

沒過幾天，小亮的父母告訴李冰：孩子第一次主動跑去和親戚家小朋友玩耍了。

作為外聘客座教師，李冰把這個故事帶進課堂，聽眾是中央民族大學學習音樂治療相關方向的數十名大學生。

黃欣欣（化名）坐在聽眾里，她是音樂治療專業的在讀碩士研究所。李冰的故事讓她想起研究所導師、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王冰關於音樂治療的四字箴言——溫柔堅定。

黃欣欣記憶清晰，她一次為自閉症兒童做團體音樂治療時，穿了連衣裙，有位孩子突然掀開她的裙擺，她有些錯愕，在心裡反覆提醒自己：孩子並無惡意。但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有在治療中穿過裙子。

「如果自閉症孩子因為情緒忽然戰慄，你不要退縮，輕柔哼唱童謠，把你的手搭在顫慄的小手上，眼神溫柔而堅定。」她在一次校內分享會上，告訴那些準備與特殊群體交流的非音樂治療專業學生。

「在國內音樂學院，學這個專業的少之又少。但我相信音樂是能夠穿透大腦皮層的一劑葯。」黃欣欣的堅持源於相信。

音樂治療興起於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在大陸，最早相信「音樂能治病」的學者之一是高天。這位原本在陝西省交響樂團擔任小號手的年輕人，不滿足於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美學專業的「坐而論道」。

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報紙上，「外國人用音樂治病」這篇豆腐塊大小的短文讓他眼前一亮。1986年，時任世界音樂治療聯合會主席的笛麗爾博士錄取高天進入美國天普大學攻讀音樂治療學碩士學位。初次見面時，她告訴高天：我之所以錄取你，就是想讓你在畢業后把音樂治療帶回。

1997年高天回國，在中央音樂學院創立第一所專門的音樂治療研究機構——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治療研究中心。王冰正是高天招收的首屆碩士研究所之一。

而李冰，則是「撞」上音樂治療專業。從國小鋼琴的她，在選擇大學專業時，覺得自己手指不夠長，不適合報考鋼琴表演專業。就在這時，她在報紙上「像看『大片』一樣」，留意到高天開創的音樂治療研究中心。兩年前，李冰獲得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音樂治療碩士學位，回國在京任高天音樂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

「音樂治療的適用範圍可以貫穿人的一生，從子宮到墳墓。」李冰堅定地說。

音樂課

這兩年，李冰在北京多了一處流動的診療室——社區。

從2年前開始，高天音樂心理健康研究中心陸續承接了36個社區的音樂治療試點，每周定期為社區職康站的智障、精障殘疾人提供團體音樂治療。

讓李冰最為記憶深刻的是在東城區龍潭社區的「音樂課」。

課程從一首《你好歌》開始。這是音樂治療師熟稔的「破冰」環節，以簡單曲調問候，來營造「安全的」音樂環境。一切，看似在一團和氣中進行。但隨著和社區中康復者接觸增多，李冰發現其實並非風平浪靜。

「你快閉嘴吧！」李冰發現小博（化名）因為行動經常比別人慢半拍而遭到同伴們訓斥。他是社區內一名二級智力殘疾人。李冰第一次見到小博的印象是，「他把身體扭轉向一邊，弓著背，微微捂著臉，連看都不看我。旁邊的成員們不耐煩地嘖嘖幾聲，爭先恐後地替他開口」。

一次，小博把脖子縮了起來，以此抗拒李冰設計的在音樂中傳送樂器沙蛋的「快樂傳遞」環節。李冰注意到這個細節，每次都停下來等小博。即使小博主動觸碰一下沙蛋又瑟縮回來，李冰依舊給予他近乎誇張的鼓勵。

音樂治療近10次后，一切好像突然變了。那天，李冰用吉他彈了《眾人划槳開大船》。歌唱完后，康復者們紛紛向她表達——這個歌表達的內涵是團結。

「我們身邊有這樣團結的例子嗎？」李冰追問。一陣熱議過後，人群里出現這樣的聲音：「其實我覺得小博挺不錯的，他幫我打熱水了。」另一康復者回憶：「他下象棋也很不錯。」

在李冰看來，這是幾個月持續鋪墊換來的里程碑式時刻。「團體治療相比個體治療，當然會在對個體的關註上力有未逮，但我們每次都會尋找團體中幾個重點對象制定細化的治療目標，比如小博。」

第12次治療時，小博能夠很自然地在社交互動的環節主動與其他人握手了。

有成功，也有失敗。曾經，一位精神殘疾成年人的古稀父親，在旁聽了李冰在社區的音樂治療后老淚縱橫，「我都不記得有多長時間，沒看過孩子這麼高興了」。

也曾經，為某社區30多位精神殘疾人的音樂治療服務開展到第八次時，戛然而止。「音樂治療就是大家一起玩音樂，一起樂呵樂呵。」這種誤讀，李冰和她的同事不止一次聽過。

這就是音樂治療在現實語境中的境遇。

但李冰逐漸變得豁達，不再爭辯，只在心裡笑笑。

生死門

李冰懷疑過自己作為音樂治療師存在的價值——「他們是否真的需要我？」

那是她在面對病人終將離去時，曾經的質疑。音樂治療師要面對的，除了疼痛與沮喪，還有潛伏的死亡。

在美國實習時，李冰常常接到醫院的緊急通知：「1408的患者快要去世！派個人來做臨終安撫和家人的情緒疏導！」接到這種急吼吼的電話后，她必須扛著琴奔赴「戰場」。

「患者死亡」——看到72歲病人約翰的電子病歷那一刻，當時還是實習音樂治療師的李冰第一次經歷「生死門」。她說：「胸腔里好像堵著一團淤泥。」

就在幾周以前，伴著李冰用電子琴哼唱的一曲柴科夫斯基的《六月·船歌》，約翰安靜沉睡。儀器上讀數顯示，他的心率與血氧飽和度接近了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數字。她以為他在好轉。

這是李冰第一次面對自己病人的死亡，「我渾身顫抖地抓住督導師的衣服，毫無形象地嚎啕大哭」。

直到一位叫琳達的女性臨終患者出現，李冰對自己所做「無濟於事」的沮喪，被治癒了。

琳達懇請李冰為她演奏一首家鄉的歌曲，李冰彈唱了東北搖籃曲。看著琳達的陶醉神情，「我覺得自己發揮出了最好的音樂才能。」李冰回憶。

不久之後，琳達辭世。「或許在音樂治療中採用『成功』這個詞是不負責任的。我們的成功只能基於他們過去的情狀而言。」李冰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職業。

「有時，與其說他們需要我的撫慰，不如說是我需要他們。」李冰說。

同樣，在陪伴病人跨過「生死門」時，曾和李冰同在美國高校學習音樂治療的劉小天，也被治癒了。

原本，她決定在碩士階段放棄自己在自閉症領域的音樂治療，轉學藝術創作。在一家聖地亞哥的綜合醫院當實習音樂治療師時，「全院兩位音樂治療師，每天都要短平快作業，比如，目標是讓患者左手動20下，那麼在有限的幾十分鐘內，要千方百計完成這個目標。」劉小天不能接受音樂被作為一種工具，她甚至開始懷疑治療目標是否過於殘酷。

在她的第二家實習機構，1/3的病人對外界幾乎全無反應。一位十幾歲的女孩喪失了語言功能，平躺著面無表情。前幾天的音樂治療，小天毫無突破。一次，小天聽孩子父親偶然提及女孩從小喜歡彈鋼琴，她拿來一部平板電腦，扶著女孩纖長、冰涼的手指放在模擬鋼琴鍵上，按出一首鋼琴學習者都瞭然於心的《小星星》。

「那時候，她的眼睛捕捉著我。我知道那是一個有靈魂的人在看著我，她只是沒有說話。」小天的內心釋然了。

與李冰一樣，她們心結的打開，都源於一群從臨床意義上對於音樂治療「最沒有行為變化」的臨終病人。

正名路

音樂治療到底能不能立竿見影？有些自閉症兒童家長激動地找到李冰，提出目標——希望孩子通過音樂治療學會彈鋼琴，「因為聽說自閉症孩子都是音樂天才」……

這是李冰回國后觀察到的現象。在，音樂治療對於孕婦減壓、無痛分娩的普及程度甚至已超過美國，但關於國外較為普遍的自閉症兒童音樂治療，公眾知之甚少。

「如果社會對於一種疾病的認知沒有達到一定程度，音樂治療的理念怎麼能滲透？」李冰一直把音樂治療理解為一個和社會人文關懷相匹配的「文明尺度」。她深知，這是一個緩慢前行的過程。

而在高天的診療室，他卻追求著「或許可以立竿見影」的效果。在他這裡，出現了一種新的醫患關係——「治療師的仰視」。高天解釋：「傳統的醫患關係正在從原來的醫生權威轉化成平視，而音樂治療師應該仰視患者，尊重來訪者，因為只有他自己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

一位在性別歧視和遺棄陰影下長大的女大學生，在診療室里伴隨變換的音樂，對母親的積怨逐漸消失。離開之前，她告訴高天，要回那個多年不願回的家，看看母親。

「音樂治療可以成為一種獨立的治療手段，這和很多人理解的有所差別。」高天想要讓人們看到音樂治療的更多可能性。

陸文靜是上海音樂學院音樂治療專業的第一屆大學部畢業生，她在畢業后成立了自己的音樂治療工作室，這在當時的上海幾乎是首例。這幾年，她的圈子裡多了三四位當獨立音樂治療師的同行。他們的關係，更多並非競爭，而是抱團。「我們常常在一起細化和更新治療目標、人群，畢竟音樂治療對社會而言太新了。」她說。

上海音樂學院在2008年開設音樂治療的大學部專業，從高天門下畢業的碩士研究所周平成為首位專業任課老師。據周平介紹，目前畢業生最主流的就業方向是，「進入特教學校，或者成為獨立的音樂治療職業人，或是成立工作室製作音樂治療產品售賣」。

在這一領域的高等教育之路，已經鋪開。不過，音樂治療至今仍是小眾選擇，不少學生均來源於其他熱門專業的調劑。

而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康復科，「我們選拔了一批能歌善舞的護理人員轉崗培訓，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批音樂治療師。」康復科主任潘桂花介紹，在早期，音樂治療多用於增加精神障礙患者康復手段的豐富性，對治療效果的期待也多集中在心理支持、情緒支持方面，即讓患者感覺到是「溫暖的，有人理解的」。

2008年，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引進了第一位四川音樂學院音樂治療專業畢業的專職音樂治療師，音樂治療逐漸整合進藝術治療體系。

2014年，李冰受邀參加世界音樂治療大會。發言環節，李冰沒有看到一個人的身影。

「只有在學術領域有了自己的聲音，實踐領域才能不在別人身後亦步亦趨。」李冰為音樂治療「正名」的選擇，是深造。她決定申請音樂治療博士。

李冰牢記她在課堂上聽過的一句話：「想要定義音樂治療不太容易，我們應該先定義音樂治療師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