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經典」「一本五德」與現代行政管理

內容提要：儒學在中華文明中佔據著不可或缺的地位。儒學核心價值可以概括為「一道五德」，就是「以仁為道，以義禮信和敬為五常之德」的實踐學說。這種理解方式有助於推進儒學核心價值的現代轉化，並對現代行政管理理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一本五德」與現代行政管理的雙向互動是對「一道五德」的具體運用。

關鍵詞：儒學；儒學核心價值；一道五德；一本五德；現代行政管理

當前，在經濟全球化、社會現代化、文化多元化、價值觀念趨同化的時代背景下，儒家價值觀念重新受到普通民眾的認同與青睞；近年來「儒學熱」在民間此起彼熱，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而為了適應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現實需要，執政的共產黨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合乎時代發展潮流，順應民心民意之舉。因而，如何重新理解、解釋、塑造和推廣儒學核心價值已經成為一種迫切的需求，探討儒學核心價值觀與現代行政管理之間的關係也成為一個前沿問題。吳光先生揭櫫的「一道五德」學說是對儒學核心價值的準確概括，為探索現代行政管理的內在機制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在這種「前見解」的影響下，我們提出了「『一本五德』與現代行政管理」的研究方案，希望能夠推動儒學核心價值的現代轉化。

一、儒學核心價值可以概括為「一道五德」

當前，對於儒學核心價值觀念的理解和解釋，可謂見仁見智，異彩紛呈。在眾多學者的表述中，我們注意到浙江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人民大學國學院兼職教授吳光先生提出的「一道五德」說。

吳光先生針對歷史上和現代新儒家學者對儒學核心價值觀的不同概括，提出了他「重塑儒學核心價值觀」的觀點，創造性地將儒學核心價值觀概括為「以仁為道，以義禮信和敬為五常之德」的「一道五德」論。他在提交給「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國際學術研會」論文《重塑儒學核心價值觀》中，就在對孔子與先秦原始儒家關於「道」、「德」基本涵義的分析基礎上著重探討了儒學的「仁道」以及「義、禮、信、和、敬」等道德價值觀念在儒學價值觀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其後，他在相關論著和學術講演中又對此作了詳盡闡析。

在吳光先生看來，儒學在本質上是一種「道德人文主義」哲學。它強調確立普遍內在的人類道德主體性，同時極為重視社會問題的解決和對人生意義價值的肯定。從孔子奠定儒學的思想理論基礎、創立儒家學派以來，形成了一整套儒家價值觀的觀念體系。歷代儒者對儒學價值觀的認識與概述有異有同，其中既有歷久彌新的常道，也有與時俱進的變通。吳光先生指出：「孔子是儒學的奠基者，他在對弟子或當政者的談話中提出了20多個道德範疇，如仁、義、禮、知、聖、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寬、敏、惠、勇、溫、良、儉、讓，等等，但講得最多的是仁與禮。他曾對弟子說過『吾道一以貫之』的話。這個『一以貫之』之道，按照曾子的解讀，是所謂『忠恕』二字。忠近禮，恕近仁。所以，孔子的核心價值觀，可以概括為『仁本禮用』四個字。」仁與禮為表裡關係。仁是禮的支撐，而禮則是仁得以實現和表現的方式；禮的貫徹實施構成了仁的內涵。孔子的愛是有等差的，從愛身、孝親、敬長一步步向外推演，由里及外，由近及遠，以致天地間萬事萬物，從而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標。這種仁的差等性內在地含有了禮的意蘊。儒家秉承「克己復禮為仁」的實踐精神，使自己的一切活動盡量符合禮的規範，最終達到仁的境界。仁表現為內在自覺，而禮則表現為外在規範，是仁的外顯形式及實現仁的手段。表面看，仁與禮二者之間存在很大的張力，但孔子使之和諧統一。從深層次上講，仁與禮同時指向君子人格，以期達到內聖外王的境界。

在儒學的眾多觀念中，「仁」佔據著核心位置。「仁」這一範疇在儒家典籍中出現的次數最多，例如《論語》中就有109處關於「仁」的論述。「仁」對儒家的其它價值觀產生決定和統領作用。吳光先生的「一道五德」學說中的「一道」，是對「仁」的進一步闡釋。

確立「仁」作為「一道」的基本內容以後，必須對它進行全方位的擴充，也就是推進它的實踐轉向。從體用論的角度來看，「仁」是體，體必須有個「掛搭處」，避免停留在鑿空的層面。吳光先生參驗了古人對「德」的不同說明，從中提煉出「五德」觀念，即「義、禮、信、和、敬」，並對這些觀念作出了現代詮釋。這充分展示了一位學者的歷史眼光、理論素養和現實關懷。

在儒學發展史上，「德」的內容相當豐富，既涉及具體的行為準則，又涵蓋抽象的觀念形態，對於傳統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儒家經典體系中，《尚書•洪範》提出了「用三德」的說法，即「正直」、「剛克」和「柔克」；《周禮•地官•師氏》講述了貴族教育中的「三德」，即「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和「孝德以知逆惡」，這些內容無疑是對子嗣的期待。當我們繼續考察經典文本，就會發現關於「四德」的論述也是相當的豐富的。不僅有《易傳》提到的「體仁」、「嘉會」、「利物」、「貞固」這四種社會公德，而且還有「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盡心上》）這種以「四端」為基本形式的「四德」說。當然，子思提倡的「仁、義、禮、智、聖」的「五行」學說，董仲舒講求的「仁、義、禮、知、信」，《白虎通義》確定的「仁、義、禮、智、信」的「五性」學說，也是對「德」的不同解釋。除此之外，古人還提出了「六德」、「九德」的說法，這些豐富的內容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從儒學對傳統社會的影響來看，這種以「仁」作為根本準則，以其他德性作為基本內容的理論架構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社會秩序的完善，但是它必須與時俱進，吸納現代元素，形成現代形態。農業社會的靜態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人們對這種道德理論的反思。當我們回顧儒學上升為帝制時代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大致過程，就會發現從先秦時代的子學到漢武帝以後的經學，其中暗含著強化道德的鉗製作用：將主體的自覺實踐扭轉為外在的強制作用，以「三綱」統攝「五常」，實現了帝制時代的政治本體論的現實轉化。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加以反思。一方面，法家思想對加強王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何強化專制統治成為當時的首要任務，這是「三綱」學說的隱秘內容；另一方面，儒家的喪服制度在形式上鞏固了臣對君、子對父、妻對夫的人身依附關係，正如吳承仕先生指出的那樣，「三綱之名，雖始於漢，而三綱之實，則本於《喪服》。《喪服》中首列三斬衰：子為父斬衰，表示家長制；臣為君斬衰，表示封建制；妻為夫斬衰，表示男統制」，這使得廣大社會成員默認這種倫理規定，將它視為天經地義的「王道」，於是形成了專制主義的王權統治模式。這種強化態勢在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可以說，「三綱五常」的儒學核心價值觀念實際上已經背離了原儒「以人為本，以德為體」的道德人文精神，淪變為為君主專制統治服務的工具。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邁入共和，「五四」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以後，「三綱」思想由於不再適合時代要求而被淘汰。不過，儘管近百年來的社會發生了巨變，「五常」觀念卻並沒有喪失其價值，故而得以保留下來，並被一代又一代學者予以闡揚或賦予新義。吳光先生構建「一道五德」的嘗試，其實是對原始儒學基本精神的回歸，對儒學未來形態的展望。

二、「一道五德」釋義

從儒學角度看，當今所應推揚的是以「仁」為根本之道，以「義、禮、信、和、敬」為五常大德的「一道五德」價值觀。

（一）「一道」即以「仁」為根本之道。通過拜讀吳光先生的著述，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有效信息——孔子論及的「道」至少包含以下六個方面的涵義：一是由「道路」引申為「大道」、「原則」之義；二是「引導」之義；三是「學問」之義；四指「理想境界」或「良好政治局面」；五是「根本之德」；六指「根本原則」、「政治理想」或「戰略原則」。在討論「一道五德」的相關問題時，我們側重於「道」的第五、第六兩個層面的涵義，強調其超越意義和統攝作用。

「仁」是儒學價值觀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義的道德範疇。這範疇具有情感性、普遍性、群體本位性、行為實踐性等特徵。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表明「仁」是內在於人的心理自覺。其內涵既豐富而又歷久彌新：首先，它是一種表現為兩個層次的情感，第一層次指有「親親」、「孝悌」等基於血緣親情的家庭道德情感，第二層次是指立足於人性之善而產生的「泛愛眾而親仁」的社會道德情感。其次，它是一種準則，內涵著反映「仁」之特性的「恭、寬、信、敏、惠」等具體的做人原則，奉行這些準則和原則，便是「為政以德」，是與法治建設相輔相行、甚至較法制更具意義的治國之道。最後，它指實踐仁道的人。「仁者人也」，所謂「仁者」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所在。究實論之，「仁」就是以人為本，尊重人的生命權、生存權和發展權，強調人的道德自覺，由此發展出從民本走向民主的人文精神。

吳光先生統合儒家傳統資源，推動「合內外之道」的現代轉化，積極探究「民主仁學」的實踐路向。從現實層面來看，民主是當今世界的主導觀念形態，儒家必須積極順應這股潮流；從超越層面來看，任何權力運作形式必須以終極價值作為依託，藉以保障民眾的福祉。二者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民主仁學」的內在機制。放眼寰球，我們應以之為根本之道來建構適應全球化潮流、與現代生活息息相關的新體新用的、融合了中西文化核心價值觀念的新仁學——民主仁學。在「民主仁學」的理論架構中，「民主仁愛」並非僅僅是一種工具、一種「外王之用」的制度，而首先是一種人生的、社會的價值觀，一種根本性的精神，一種普遍的道德理性，簡言之是道之本體。這是人之所以為人、「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的那點東西。所以，道德理性是民主仁學的根本特性。其次是人文性，這是對傳統儒學人文精神的繼承。民主仁學的終極關懷，是人的生死存亡，它以解決社會人生問題為根本任務，十分重視社會的安定和諧，重視人民的安康幸福。再次是實用性，即重視實踐、經世致用的特性。最後是開放性，即堅持多元和諧、改革開放的特性。

（二）「五德」即「義、禮、信、和、敬」，這是儒學的五常大德，是「仁」的體現。「義」本義指合宜，即合乎仁的行為，是仁的外延與擴充，是介乎仁與義之間的道德原則。「義者宜也」，基本含義就是立足仁道，追求合理、適時、正義、公正、公平。「禮」是德性原則，是內在仁心、善性的外本表現，所以孔子主張「克己復禮為仁」。「禮」還是規範人際關係、區分社會等級差別的準則和制度。「禮」還有敬、讓、忠、信等多重道德含義。「信」指的是誠信，強調實事求是，尊重客觀實際，以及守信、守法的精神；「誠」乃真實無妄，「信」就是要守這個「誠」。誠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立業、立國之本。「和」即中和之道，強調的是不走極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共生共榮。《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私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論語》有「禮之用，和為貴」、「君子和而石同」等說法。凡此皆以「和」為大德。達致和諧，確為人數千年來孜孜以求的理想。「敬」源於仁合於禮，是一種行為態度，其內涵極其豐富，而舉其大要則主要有三：一是敬天，即敬畏天道，尊重自然，依循客觀規律，追求「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整體和諧局面。二是敬人，包括敬祖、敬師、敬友，敬社會生活中所有的人，其中，敬祖即敬畏祖宗、孝敬長輩。孔子曾說人與犬馬之「孝養」的不同就在於人懷「敬」，對長輩必須懷「敬」之心。敬師者必重文德，好學深思，而敬友者重視人際和諧，團結互助，人能敬人，必被人教之。三是敬事，即建功立業，就是要兢兢業業做事，樹立並切實踐履良好的職業道德。

三、「一本五德」說與現代行政管理

吳光先生提出的「一道五德」說無論是對建構現代行政管理理論體系，還是對於現實的行政管理實踐，都具有極富價值意義的啟迪性。受其啟迪，茲從現代行政管理角度提出我們的「一本五德」說。

（一）「一本」的終極價值。所謂「一本」，就是將儒學傳統的「仁」本思想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要素，自覺構建以人為本的執政行政基本理念，並以之為核心形成起特色的社會主義行政管理理論體系。儒學開創者孔子的思想學說，主要是禮和仁，或稱之為禮學和仁學，二者是互相聯繫的。禮學是孔子對於詩書禮樂傳統的繼承，但他又不拘守於禮制的某些形式，而對之加以修正，更充實以仁的精神，從而使禮學突破舊式禮制、禮儀的框架，成為一門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倫理學；仁學則是孔子依據禮樂文化傳統所做的理論創造，是反映社會變革時代精神的一種新的哲學。

因此，在孔子所創儒學中，真正具有最根本、最普遍意義的，並因而在儒學中有核心地位或發揮主導作用的，乃是他依據禮樂文化傳統所作出的反映著社會變革時代精神的「仁」學。孔子所謂「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就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觀的確立，此乃作為文化傳統之核心的儒學道德主體性確立的標誌。而孟子所謂「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則是對孔子所創儒學根本之道的最精闢的根括。孔子所創並為孟子承揚而成為儒學根本之道的「仁」學，絕非玄虛之談，而是能夠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發生關鍵性作用的基本文化精神，孟子所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就是對此最好的說明。

在考察「一本」的現實意義時，必須對馬基雅維利主義進行必要的處理。在葛蘭西的理論框架中，馬基雅維利推動了政治科學的獨立，使其擺脫了道德和宗教束縛，成為一套完完全全的操作手段。於是不難得出這樣的觀點，「政治科學是自主的活動，它具有與道德和宗教不同的自身原則和規律。這個命題具有深遠的哲學影響，因為它暗中引進了新的道德觀和宗教觀，引進了一種新的世界觀」。馬基雅維利的主張不僅為現代君主提供了統治術，更為官僚制的長期存在創造了理論條件。這種政治觀念與儒家傳統有著明顯的差異。後者主張「為政以德」，反對那種脫離德性指引的單純的行政方式。平心而論，儒家並不反對官僚制，甚至還積極構思各種各樣的「王制」來協調權力運作。這些「王制」其實是「以職官表達政治理想」的生動寫照。一以貫之的是儒家的德政觀念。如果現代學者試圖超越馬基雅維利主義，那麼就要仔細研讀儒家的「王制」學說。應當指出的是，我們不能照搬這套古代學說，防止將理論和實踐引向「復古更化」的歧途。

當今社會，市場體系與政府行政體系是兩股強大的力量，它們對整個社會起到了無以倫比的控制作用。前者直接掌控社會生活中的物質財富，將一切社會成員納入高速運轉的經濟渦輪中，使他們成為現代意義的「經濟人」或「理性的人」。市場體系不是萬能的，更不是完美無缺的，它需要接受政府行政力量的引導與干預。政府行政力量也要秉承特定的價值觀，擔負應有的社會責任，有效地完成政府管理與社會公平的結合工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兼顧公平與效率，這為我們今天強調「一本」奠定了經濟基礎。效率只有與公共利益、個人價值、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等價值目標結合起來才有意義。無論是在理論或是實踐中，現代行政管理最終目的在於促進人類的幸福。就是說，「以人為本」應該成為現代行政管理的核心價值觀念。從這角度看，儒學傳統中的「仁」論完全可以成為現代行政管理的根本之道。而以「仁」為現代行政管理的根本之道，就要真正「以人為本」，一切為了人，一切服務並服從於人。這應該貫穿現代行政管理始終，體現於現代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現代行政管理不僅要把切實執行這樣的「公法」作為天職，而且還有責任、有義務積極主動地引導企業確立起以「仁」為本的企業基本價值理念，以「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核心精神，從而根本防止侵害勞工權益和尊嚴等情況的發生，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和人的幸福的實現。

（二）「五德」的實踐意義。所謂「五德」，就是將一些基本的儒家道德觀念不僅作為傳統資源而加以利用，而且通過創造性轉換，使之成為現代行政管理理念、職業道德、行政倫理和行為規範，並以這種現代行政管理理念、職業道德、行政倫理和行為規範等為重要組成部分的現代行政管理文化的建設，推動全體社會成員素質的提高和整個社會文明的進步，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第一，以「敬」為事。在儒家傳統中，「敬」是衡量君子人格的重要標準。「敬」的涵義非常豐富，既有嚴肅自警的意思，又有戒慎勤謹的意思。宋明理學又突出了「敬」的修養功效，提出了「主敬」的要求，如朱熹就曾斬截而言：「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目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這是從修養功夫的角度解釋「敬」的，強調它對主體的內在修養的的作用。作為修養功夫的「敬」，是一種溝通內外的途徑。大致說來，士人君子必須端正儀容，反省言行，使得內心處於一種中正平和的狀態，以便提升人生境界。這種對「敬」的解釋，其實是「主靜」的翻版。現代社會呈現為日又有新的動態變化，對於「敬」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我們必須走出宋明理學「偏內」、「主靜」的窠臼，轉變實踐方式，積極應對日新月異的變化與發展。

在現代行政管理文化建設中，儒家這種重「敬」思想傳統和歷史上形成發展起來的中華民族重「敬」尊「道」的優秀精神仍有其重要意義。這就首先要求所有現代行政管理從業人員正其身、敬其事以治其業，形成良好的行政管理氛圍和環境。行政管理中如何做到「敬事」？以「敬」行政，就要對所行之政充溢「敬」的心態，這就要求在行政決策階段須深謀遠慮，反覆思考，廣泛聽取民眾的意見，深入分析所行之事的眼前利害、長遠利害，分析其對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影響，分析推進所行之事可能會遇到的阻力和助力，然後在此基礎上設計出良好的行政推進模式。而所謂良好的行政推進模式，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推進行政之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地限制推進行政之消極因素，或採取積極有效的舉措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從而使政策主張順利推行。反之，不以「敬」行政，草率決策，粗糙實施，朝令夕改，半途而廢，失敗告終，如此不「敬事」的結果必將失信於民，甚至招致民怨。同樣，久思不決也不是「敬事」，亦無法取信於民。

如何確保行政上「敬事」？這當然要靠人，也要靠制度。從行政者個人素質層面講，每一位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都應恆存「敬」心，「想敬事」並「會敬事」。「想敬事」是「敬」心的自然外顯，這是具備敬事的應有品格；「會敬事」則要知道敬事的辦法和程序。從一個單位層面說，實現「敬事」目標要從完善工作程序入手，即通過完善工作程序，實現決策科學、責任明確、工作流程規範，達到做事有板有眼。從國家和社會層面說，應完善行政制度、行政程序及政治制度、政治程序，以確保「敬事」。現在全國人大立法，如果廣泛涉及民眾利益，就向社會公布草案，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這就是「敬事」。不少地方上在制定並擬推行關涉到廣大民眾利益的行政舉措時，多召開聽證會，充分吸納民意，這也是「敬事」的表現。我們不僅要自覺地使「敬事」成為最基本的現代行政心態，而且要使「敬事」規範化、制度，並進而成為一種自然地現代行政行為。

第二，「誠信」為德。在儒學傳統中，「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從人類社會與天道之間的關係來看，「誠之」是主體進行道德實踐的依託，而「誠「是天道的主要內容。聖人之所以是貫通天人的理想典範，就在於他能夠實現身心與天道的會通。這就是《中庸》所講的「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孟子、荀子對「誠」都有所論述，《孟子•盡心上》有「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之語。《荀子•不苟》則說：「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誠」不僅是先秦儒家所高度重視的德目，嗣後的宋明諸儒亦都很重視「誠」，對之有很多論述，而綜觀其義，至為豐富，其中雖不乏形而上含意乃至宗教性內容，但落實到現實社會人生層面，所謂「誠」即「實」，亦即「真實無妄」而合「天理之本然」，此乃儒家傳統「誠」之道的要義。

「誠」是內在品性，既「誠」則必「信」。所以儒家推揚「誠」德的同時，亦很重視「信」。據《論語•述而》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字在《論語》中凡三十八見。由此可見，孔子對「信」也是相當重視的。在他看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故其「主忠信」，提倡以「信」成事，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他還從治國之道的角度強度取信於民的極端重要性，據《論語•顏淵》記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的弟子深受這些思想主張的影響，如曾參每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夏則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後世儒者亦多將「信」奉為不可動搖的基本理念。為政須以「誠」宣示天下。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需要深入挖掘儒家傳統中的「誠」的豐富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誠信經濟，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種誠信社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面對當前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加強社會誠信機制的建設越來越迫切。在市場經濟活動，恪守道德規範，不僅能為企業家帶來長期有效的利潤，更能為社會生活創造合理價值。企業家必須自覺擔當社會責任，如若不然，他們將會被淘汰出局。畢竟這樣的一種情況不容忽視，「他們極力推崇的物質利益，即便在一個缺乏文明價值觀念的世界中也會遭受損失，如果沒有了信任和公民道德，那麼市場也將不能發揮作用。」這就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必須重視市場行為主體的良心、道德同情心、信任等因素，真正發揮「道德的市場」的積極作用，在維護和推進社會公益的前提下發展商品經濟。

在構建「大社會，小政府」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極力打造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注重宣傳「政府信用」，取信於民。在西方學者的視野中，政府信用是社會公眾對一個政府守約重諾的意願、能力和行為的評價，是在政治委託一----代理關係中產生的代理人信用，反映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如何贏得公信力？這是現代行政管理必須高度重視的現實問題。一方面，政府必須保持言行一致，在公共和社會之間營造穩固的紐帶；另一方面，政府還要顧及公眾和社會對它的態度和看法。因而激發政府的行政自覺，提升行政良知，克服信任危機，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從行政管理的內在機制來講，公眾信任是政府存在的根基，政府是誠信社會的維護者，提高民眾的誠信水平是政府的社會責任，而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贏得民眾的信任和信賴。大致說來，應該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要明確政府職能、權力和責任，維護和增進民眾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名實相副；二要在重視制定政策和落實政策的有效性，防止出現朝令夕改的負面情況，從實際作為上贏得民眾的支持，真正做到言行一致；三要在政府取信於民和民眾信賴政府之間實現協調，真正做到「信民」與「民信」的齊頭並進。可以說，誠信不僅是政府的道義責任，更是政府的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

第三，以「義」生「利」。「義利之辨」，即關於如何處理好「義」和「利」二者之間的思想，是儒學的重要內容。「義利」觀是儒學基本傳統。所謂「義」，相當於精神價值（道德價值），而「利」則相當於物質價值（含經濟價值）。「義」與「利」的關係即是精神價值與物質價值的關係。儒家特別重視「義利之辨」，認為明乎此，便能充分體現人的價值。「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是孔子「義利」觀上的基本態度。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此處所謂「道」，也就是「義」。他主張物質利益的得失取捨，應該以「義」為準則。「義」即「仁」，亦即「仁義之道」，是物質利益取捨的唯一依據。孟子對孔子的這一思想予以進一步發揮：「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滕文公下》）認為一切應以「仁義之道」為準的，而若喪失了這個標準，沒有「仁義之道」的約束，就將家不成為其家，國不成為其國，導致天下大亂。荀子在孔、孟之論的基礎上，更加明確地提出「以義制利」的命題。他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荀子•大略》）

「義」與「利」之間存在著誰制約誰、誰戰勝誰的問題；「利」是人們不可缺少的物質需要，「義」是人們不可缺少的精神需要，二者不可或缺，但只有「以義制利」，使人人向善的方向發展，才能保證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從而使整個社會和社會生活中的每個人都得到切實的利益。我們不應諱言「利」，而應從「義利合一」，以「義」生「利」的角度來思考和處理問題。但為政者卻必須對自身有嚴格的道德要求，要「見利思「義」。現代行政管理者必須義以為質、義以為上，像北宋范仲淹那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當代西方管理哲學家霍金森在《領導哲學》中評述儒家管理價值道：「領導者珍視傳統的倫理觀、文化或秩序，他力圖藉助組織的工具，而使得有教養的倫理標準與具有歷史連續性的人類尊嚴永存不朽。」此說極有見地，值得的現代行政管理者深思。

第四，以「勤」治業。在儒家經典文本中，「勤」通常被解釋為「勞」或者「憂勞」，是一種值得稱讚的美德。傳統社會講求的「克勤克儉」，不僅應成為作為現代行政文化的基本要素，而且應體現於行政管理行為實踐之中。這對改善政風，重塑行政管理的良好形像，並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精神文明的建設和發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大致說來，公共財政是行政管理學里一個極為特殊而又重要的領域；它既屬經濟學範疇，又充斥著「政治」因素，是行政管理學的重要範疇。任何行政組織的管理活動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而公共財政支出亦是公共財政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從國家政權角度看，公共財政支出是各級政府對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財政保證，反映了國家政策和政府活動的範圍，同時又為後者所決定；從財政運行角度看，公共財政支出是財政分配的第二階段，是把集中起來的財政資金進行再分配；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公共財政支出是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影響社會總供求的均衡關係、就業和生產、物價水平和國民經濟的增長狀況；從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來看，財政支出對某些產業部門可以起到支撐和促進加速發展的作用，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是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調節器。這樣的財政支出，無疑是必須的、正當的。

各級政府及全體政府工作人員必須牢記宗旨，勉強盡職，真正為民用權、公正用權、依法用權、廉潔用權，切實做到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讓人民滿意。這裡除了要建立健全行政管理制度，通過制度的約束防止「三公消費」，並真正實行政務公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並使之受到民眾和輿論的有效監督外，還要大力弘揚儒學以至整個中華民族文化「克勤克儉」的傳統美德，形成勤儉為榮、浪費為恥的社會風尚。這首先要求各級幹部轉變觀念，深刻認識到「浪費也是腐敗，節約也是政績」，把勤儉節約作為政德標準。

第五，以「和」是求。儒家傳統中的「和」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美德。人講求的和諧、和睦、和平相處，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從經典文本的記載來看，儒家傳統中的「和」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多樣性的統一」。這種觀念由來已早，西周末年的史伯在論述「和實生物」時，已經對它進行了生動的說明。只有善於將不同事物統和起來，才能促進發展。孔子主張的「君子和而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獨立人格和對不同事物的開放態度。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秉承了這一點。二是道家講求消除矛盾、達到和光同塵的狀態。這種觀念在《老子》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即所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這種試圖取消矛盾的做法，可以作為陰柔權術，暫時發揮作用，但是無法阻攔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三是相互適應，避免衝突。這一點相對於絕對運動中的相對靜止，張岱年先生曾經引證古籍說明這一點，指出：「一般所謂調和、和順，都是此義」。大致說來，「和」的三種涵義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是第一種理解，亦即「包含著差異、矛盾、互為『他』物的對立面在內的事物多樣性的統一」。儒家重視「和」的理論構想，對現代管理有著重要的啟示性。從管理學的角度來看，衝突無處不在，需要妥善處理。常見的處理方法無外乎控制、妥協和整合。控制是一方壓倒一方，但極不穩定；妥協是暫時的和諧；整合是最為穩妥的方法——「將雙方的要求整合起來。這意味著我們找到了一種解決方法，它滿足了雙方的要求，不需要任何一方做出犧牲。」這樣一來，就能夠把不利條件轉化為「建設性衝突」，促進日常事務的良性轉化，進而實現發展。

「禮」運用得好不好，就看是否達到了「和」的境界。如果出現按「禮」的要求處理政治事務和社會事務實現不了「和」的目標時，也不能為「和」而「和」，不能因為「和」的重要而放棄「禮」的原則，去追求無原則的「和」。現代社會生活中類似於「禮」的東西是什麼？從硬體方面看，至少應包括法律、法規、政策等等；軟體方面看，則至少應包括意識形態、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等等。而「禮」的執行機構至少應包括政府、法院、自治組織及非營利性民間機構、社會賢達等。這就需要國家發揮對公民的教化作用，這一點在儒家傳統中顯得尤為突出，與西方政治學家的觀點也不謀而合，「居於社會和文化之上的是國家，通常來說，就是行政管理機構。與社會和文化不同，它們有著嚴格的邊界。通過對互動進行規範和強加統一性，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社會和文化。」

綜上所述，有效發掘儒學傳統的優質資源，建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文化，大力提升管理水平，這對於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實現可持續性科學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乃至對於促進整個人類社會和人類文化的進步，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結語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就在在已有的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上，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了凝練，將過去較長的表述精簡為24個字。就是說，從國家層面看，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從社會層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從公民個人層面看，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大致說來，「這一方面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價值觀提供了基本範疇，另一方面也進一步明確了提煉、概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原則。我們要大力弘揚這些思想、理念和精神，在凝聚全社會共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概括更為簡潔、更為有力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蘊著中華民族優良傳統，而作為思想文化傳統內核的儒學，其最具現代意義的精神自然已含蓋其中。在當今，以在社會生活中居於核心地位的主流價值觀作為現代行政管理的靈魂，既是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也是弘揚以儒學為核心的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以此為基本理路，我們在這裡著重探討儒學核心價值觀與現代行政管理問題。

註：授權發布，轉載須統一註明來自長安街讀書會公眾平台：changanjie-read。本期責編：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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