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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愚蠢的國度里，無權者為何要拒絕愚蠢 | 伊凡·克里瑪

2021/12/25

正在上映的動畫電影《大護法》在豆瓣收穫8.1的高評分，其主動標明「13歲以下兒童需家長陪同觀看」的分級模式更是引起廣泛熱議。影片講述了大護法為尋找太子來到一個名為「花生鎮」的小鎮，結果發現該鎮村民花生人全部為掌權者吉安大人飼養的「牲畜」。每到秋天花生人就會被集體收割，取出其腦袋中的黑石頭作為軍事武器。而花生人對這一切並不知情，反而將吉安大人視為神仙，在吉安大人的命令下拒絕交談、甚至貼上假眼假嘴……

很多網友表示分級不僅是因為電影中的暴力元素，故事背後暗含的權利鬥爭、自由反抗等成人世界觀對於兒童來說同樣難以理解。

今天分享的文章，探討就是有權者和無權者的關係。有權者和無權者，如果粗略換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可能更便於大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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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者和無權者

「

一個人出於其內心要求，堅強地面對有權者，甘冒一切風險，擁有一個真誠的、小小的希望：通過他的行動，他將提醒那些當權者，權力來自何方，什麼是它的發源地和什麼是他們的責任，他也許將使他們多一些人性。但是對那些當權者來說，對那些屈服於當權者的人來說，這樣一個目標看上去非常愚蠢。

然而，對於無權者來說，我們的希望正是隱藏在這些愚蠢的行為當中。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經歷了一種社會狀態，於其中，那些無權者完全處於有權者的任意擺布之下。得到廣泛接受的是，有些人可以被剝奪任何一種權利：自由搬遷的權利、生活的權利，乃至一個有尊嚴的葬禮的權利。

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具備有關社會正義或毋寧說是非正義狀態的某些個人經驗。正像我們的父輩被社會問題所吸引一樣，我這一代人被正義的問題所吸引，更準確地說，被處理那些有犯罪嫌疑的有權者這個問題所吸引。

30 年代初期，呈現在我們樂觀主義父輩們面前的是個人面對貧困、失業和飢餓的壓力的無助感。而紐倫堡法令、莫斯科審判、奧斯維辛和沃爾庫塔打開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眼睛，讓我們感到個人在面對極權國家可恥或兇惡的暴政時的絕望無助。

莫斯科大審判

上一代人對經濟無限發展的沒有根據的信仰破滅了。同樣，我們這一代人關於按照烏托邦的設計重新組建社會的樸素信仰也破滅了。每一代人都喜歡將其自身經驗當作唯一的，將其自身的成功和災難當作劃時代的和前所未有的，這就妨礙了去估計其真正獲得的成功及其失敗的範圍和意義。

違反人性的種種現代罪行並不是這個世紀的發明——裝模作樣的審判，預先安排好的裁決將無辜的人們判處死刑，奴隸勞動，大規模槍決，對整個民族的殺戮，等等。我們可以在所能考察的任何歷史時期都發現同樣的事情。審判蘇格拉底、揚·胡斯、布拉格的哲羅姆、吉奧達諾·布魯諾、卡米耶·德穆蘭、瑪麗亞·安托瓦妮特、德雷福斯的法庭，同樣還有追逼異教徒、持異議者或其他「叛徒」和改革者的法庭，都不是受追求真理的動機所推動。

《蘇格拉底之死》

它們並不想弄懂，更不用說判斷那些指控的真正詳情。它們僅僅企圖支持和服務於現存權力結構，同時懲罰任何被挑選出來作為指控的人。它們殘酷地懲罰他們，作為一種警告，將恐怖灌輸到每一個有他自己不合時宜思想的人身上。在它們了解爭端的實質（某些事情它們甚至不能承認，置之不理）之前，在看到有關文件或被告者的面孔之前，它們就已經作了裁決。

縱觀人類歷史，始終貫穿著有權者和無權者、強者和弱者之間的鬥爭。

有權者是埃及的法老，無權者是小小的以色列民族；

有權者是羅馬人，無權者是勇敢而受困的迦太基人；

有權者是封建領主，無權者是為數眾多但散漫無章的農奴。

天主教堂是有權的，那些徒勞地呼喚用《聖經》的力量反對刀劍的分散的追求真理者是無權的；康斯坦斯的宗教會議是有權的，揚·胡斯是無權的；美國殖民主義者是有權的，用弓箭、過時了的槍支和絕望的決心抵抗加農炮和一支有組織軍隊的印第安人是無權的；蓋世太保是有權的，猶太人和被征服國家是無權的；每一個現代國家是有權的，尤其是不僅擁有所有武器（真正具有威脅性的權力），同時，也擁有控制經濟和精神所有手段的極權主義國家，而僅僅具備一種投票權和如何管理國家理論上的發言權的人民是無權的。

有權者的實力從來（或幾乎從來）不是來自某種更高的授權，或來自精神上的價值，或由於他們在真理或智慧方面擁有一席之地，儘管有權者總是試圖自稱是這樣。這種實力僅僅來自力量方面的優勢。它通常建立在被統治的無數靈魂之上，建立在他們的武器和組織能力之上。

有時候有權者的勝利也恰恰預告了他們的失敗，就像無權者的失敗和死亡預告了他們的政黨、地位和信仰的勝利一樣。

然而即使他們令人可喜的後代為他們樹立了金色的紀念碑，即使在他們的身後被宣稱為神或聖徒或民族英雄，不可逆轉的事實是他們都被殺害了，他們唯一的、不可取代的生命被白白浪費了，並且在其全盛時期被切斷。

他們往往是那個時代最正直、最忠誠和可靠的靈魂。從那個粗暴殘忍的權力看過去，他們都是無權者。他們的王國不是那樣一種權力的世界。其他的價值和關係在這裡起支配作用。因為他們過早地被迫沉默，我們充其量只有問問這個世界和我們自己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

在大多數法典中，都有著將兇手和誤殺者區別開來的條文。於後一種情況，一個人將另一個人殺死是出於自衛、失誤、憤怒或者他的頭腦突然失去平穩。乃至在犯下這種可怕的行為之後，他或許還能回到人性之路。而故意殺人的兇手，則出於憎恨、狂熱或貪婪。他為了一個預謀的目標而行兇。一個故意離開了人格之路的兇手，他返回他意欲放棄的那條路也許將非常困難。

也許有人反對：對那些犧牲者來說，他是被謀害的或僅僅是被殺死的有什麼區別呢？確實，這個區別僅僅對那些活著的人是重要的，對他們重返人性之路是重要的。一種為了其自身的利益，故意決定處死殺人兇手的權力仍然是犯罪的和應受譴責的，即使它最終改變了它的道德面貌，試圖忘掉過去和拋棄過去。一個可恥的、犯罪的權力過去是、現在是，並且將來也是對所有人類社會的威脅。

恐懼總是權力的最可靠的同盟之一。

有誰能夠想象，在一座被圍困的城市中居民們所感到的恐怖？當敵軍爬上圍牆時婦女們所感到的驚嚇？宗教裁判官來到一座中世紀的城市時，恐懼蟄伏在一千張難眠的床上。

同樣，誰又能夠想象，當那些可怕的種族法令產生效果時，猶太人的家庭會有著怎樣的焦慮？當三K黨點起大火時，那些黑人會是怎樣的害怕？而於黎明之前，到處都是專制權力僱用的殺手和虐待狂式的執行者們在沉默地搜尋時，那是一種怎樣的透不過氣來的恐懼：

二戰猶太人集中營

在法西斯的義大利，在納粹德國，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斯大林的蘇聯，在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地區，在巴拉圭、阿根廷、烏干達、智利、伊朗、、葉門、衣索比亞、印度尼西亞、秘魯、古巴、阿富汗和柬埔寨。有多少國家，那兒的人民從來不知道死一般的黎明時分嚴寒的滋味，從來沒有必要屏息靜氣地去觀望，而死亡的使者恰好在他們的窗戶底下起勁地跳舞？

進攻者總是在他未到達之前便先知道這種恐懼。他太知道真實的恐懼會暗中瓦解人的士氣，造成驚慌和無能的抵抗。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利用這種恐懼的原因。他發動突然襲擊，戴上恐怖的面具，他大喊、尖叫，揮動燃燒的木頭，發出威脅，擂鼓、敲打鍋蓋，把他們的士兵編成看起來龐大得多的行列，將骷髏頭的徽章別在帽子上，在他們的機翼下面弄出警報聲。從根本上來說，沒有一種權力不是依賴某些形式的恐懼。人們不僅恐懼外來侵略者狂暴的鐵蹄，說到底他還生活在對神靈們、上帝及他們的代理人的恐懼之中。他恐懼官方權威和他自己主人的代理人，恐懼失去為了生存所必需的家園、食物、土地和工作。

解放人的每項努力都是將他們從恐懼之中解放出來，是為了創造一種情境，於其中他不再感到他的從屬是一種威脅。權力越兇惡越絕對，它便越剝奪人的自由和造成恐懼。

《大護法》劇照

如果權力變得如此絕對，它可以採取任何專斷的行為，可以無中生有地指控任何人，將他逮捕，以想象的罪名去審問他和給他判刑，沒收他的財產、工作，取消他的自由，並且最重要的是公開侮辱他，使他蒙受恥辱。

那麼，恐懼也將變得如此絕對：為了將它維持下去實際上無須做任何事情。當權者只要偶或表明他們想做什麼便能夠隨心所欲。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有權者藉以統治的手段不同於以往人類曾經知道的。他們可以控制和消滅個人和全體人民。當這些手段存在時，我們的世界將仍然是一個恐懼的世界。

蟄伏在無權者床上的恐懼給他們的夢想和行動一種強大的動力。無權者渴望逃脫個人的焦慮通常只有兩種途徑：遠離具有敵意的權力，或者將自身變得有權。恐懼導致權力之夢。

畢竟，權力完全和人聯繫在一起。它存在於人們身上，存在於他們的行為和社會地位之中。一個皇帝、一個國王、一位第一書記或一位總理，都屬於人類成員，但他們卻儘可能地使我們相信他們具有神的血統，或至少享有在職權方面特殊的保護。但是有一天，他們卻被拉下馬來面對割下他們頭顱的行刑隊員，而如果他們已經死去，便能從墳墓中拖出來以證明他們是肉身世俗之人。

凡屬人的事情大致都是可以做到的。某人只要發現將權力移位到他本人的途徑，便可以把它從天上降到地上，從現在擁有它的人手中將其竊得。對無權者來說，獲得權力的幻覺允諾其將會從恐懼的鐐銬中解放出來，它同時也允諾自由和世俗的種種好處。

我們已經說過權力依賴實力，實力依賴人數、組織和有效的武器。正是以這種方式，那些曾經被扔給獅子、受折磨和遭謀害的無權者基督徒，那些談論此處不被認可的某種價值秩序並在其中發揮作用的另一個王國的人們，後來在人數上壯大和組織起來，終於有一天他們不僅控制了修道院和牧師，而且也控制了城堡和武裝的十字軍，在他們的胸前佩戴著最狂熱的權力的象徵——神聖宗教法庭。

同樣，那些無助的無產階級，超越了上個世紀悲哀失望的那些有覺悟的人們，越來越有效地把自己組織起來，直到最終有一天，至少在這個世界上的某些地區，他們的黨推翻了國王的政府，砍下他的頭顱，自己把政府接管在手中，去創造（或至少宣稱創造）一種擺脫貧困和焦慮的生活。但是，在短短的幾年之內，開始是他們的敵人，接著是他們的黨員，最終是他們的領導人，於寂靜的黎明時分陷入令人發抖的恐懼之中，然後是成千上萬無辜的人們被判處死刑或死在遍布全國各地監管營的凍僵了的荒野之中。

無權者當中那些運用自己的法則，夢想拯救世界和將世界（及他們自己）從恐懼中解脫出來的人是在自我欺騙，人類從來沒有從原先的無權者行使權力中得到救贖，因為一旦他們變得有權，他們將不再清白無辜。當他們開始恐懼喪失自己尚未鞏固的權力，喪失自己尚未實現的夢想和計劃時，他們將會讓自己的雙手沾滿鮮血，將會在自己的周圍散布恐怖，當然也將從中得到報應。他們不可能擺脫恐懼，他們將生活在遭到報復、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懼之中，他們將為自身的行為感到戰慄。權力和恐懼相結合將產生狂暴。原先的無權者的權力經常比他們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殘暴。因為這些人儘管控制了政府，但他們自身仍然為恐懼所驅趕。

權力是沒有靈魂的，並且它來自於沒有靈魂。它建立在喪失靈魂的基礎上和從中汲取的力量。靈魂的闕失維持著和恐懼的聯繫。那些放棄他們靈魂的人僅僅擁有一個肉體，正是這肉體使他們感到有所害怕。他們擔心失去尚存的動物性滿足：平靜和安寧，物質上的東西，方便、舒適和奢華。

那些沒有放棄靈魂的人能夠克服恐懼，因為他們知道，說到底恐懼來自內部而不是外部。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焦慮來取代自己靈魂的人永遠不可能趕走他的恐懼。任何始終捍衛他的靈魂、他的內心正直，隨時準備放棄任何東西，乃至瞬間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懼所壓垮，因而處於權力所能控制的範圍之外。他變成自由的，他變成權力的一個對手，不是作為追逐控制國家、人民和事物的權力的競爭者，而是權力所維護的每個謊言和無常事物的一個活生生的警鐘。

當然，代表著沒有靈魂的權力不可能理解看起來不可思議地走出隊列的人的動機。他們猜想後者有著和他們的所作所為同樣的目標，他們把這樣的行為解釋為一個看不見的惡魔的指點，一個撒旦的門徒在其耳邊的挑唆，目的是追逐權力。此時只有一件事情他們能夠明白：那些孤立的反抗者擾亂了被威脅的人們的服從一致。因此，有權者便動用他們全部的威力和所有他們佔有的手段，試圖使反抗者回到他們認為反抗者應屬的位置上：由恐懼所支配的虛無空洞。

胡斯雕像

當胡斯站在康斯坦斯的宗教會議面前，他們並不試圖勸說他，也不和他辯論，他們只是一次一次要求他放棄信仰。當胡斯在火刑柱上奄奄一息，他們滿足了他最後一個要求。那些拒絕討論問題或聽到任何真理的證據的人，滿足這個要求，是因為他們考慮到解救一個無名的神學家的生命嗎？完全不是。他們僅僅知道一個放棄了信仰、向恐懼屈服的胡斯，一個重新回到卑微的權力王國的胡斯，將不再對他們有著任何威脅。而一個不這樣做的胡斯，不管是活著，還是被燒死，卻是對他們的世界、對他們兇惡的統治的一個挑戰。這就是所發生的實情，它一直延續到今天。

198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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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選自《布拉格精神》

伊凡·克里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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