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制度不變革，古代王朝的改革陷入怪圈

• 從商鞅變法開始到桑弘羊、王安石、張居正都把這個叫做改革，而把主張寬鬆的叫做保守，比如司馬光。這會造成非常大的問題，因為後面本身就有價值判斷，那時候總是認為中央集權是對的，總是認為把螺絲擰得更緊是改革，如果放鬆是不行的。

• 張居正主要還是法家，口裡念的是儒家東西，但實施的行為都是法家的，張居正禁書院，禁止那些人講陽明心學，都是儒家的東西，他作為法家非常厭惡，所以有了當時的鉗制言論。

• 無論是統治者過於為所欲為，還是老百姓手腳被束縛得過於死，嚴格說都不是思想史能解決的問題，都涉及到一些制度安排，如果這些制度安排沒有，老是在這兩者之間轉來轉去，從程頤直到清代的乾嘉，這個問題上，用我們現在的話講是一左一右，糾纏了很多年。

「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可信

如果提到張居正，我很大程度上贊成毛佩琦老師的觀點，張居正不是一個孤立的人。現在的改革以前，「文革」時期以及1949年以後一直在講「改革」，但那時候講的「改革」和1978年講的「改革」方向相反。從商鞅變法開始到桑弘羊、王安石、張居正都把這個叫做改革，而把主張寬鬆的叫做保守，比如司馬光。這會造成非常大的問題，因為後面本身就有價值判斷，那時候總是認為中央集權是對的，總是認為把螺絲擰得更緊是改革，如果放鬆是不行的。

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時期的歷史觀念發生了一些變化，反映在明清史上也很明顯，包括剛才講的南倭北虜，北虜不說了，南倭在80年代曾經有過非常令人矚目的爭論——倭寇並不是日本對的侵略，而是人反抗海禁的一種行為。後來又說，反抗海禁的那些人也是海盜，也燒殺搶掠。其實我覺得這兩者並不矛盾，李自成、張獻忠也在焚燒搶掠，那個時代就是這個樣子，你說那些造反人燒殺搶掠和反抗朝廷的管制，說反抗朝廷的管制好像是正確的，燒殺搶掠是不對的，但那時候這兩種行為搞在一塊，不能對倭寇強調燒殺搶掠，李自成、張獻忠是造反。到了那時候，人們有了一些比較新的看法。

但我不贊成對歷史持一種翻燒餅的辦法，比如原來把王安石捧得很高，王安石非常強調中央集權，這些所謂的名臣經常談到的口號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實際上民都加了賦，比如王安石變法，好像錢糧並沒有增加，但通過市易法搞國家壟斷，國家壟斷的利潤到頭來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包括漢武帝搞的鹽鐵專營，不是加稅，但是老百姓必須買更貴的鹽或者必須承受國家比原來更嚴重的其他剝削，都一樣。我們不能無條件說只要國庫增加了收入就是好的。

*王安石變法（油畫作品）

前面兩位老師爭論GDP的問題，稅收增加不是GDP增加，問題在於稅收增加本身是不是好事。當然我們現在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有爭論。比如就當前政治而言，有人提出兩個比重增加是的方向，一個是政府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一個是中央財政佔總政府財政的比重。我記得20世紀90年代開始，這個呼聲很強，跟90年代以前的改革方向比如放權讓利是完全相反的。這個說法不是沒有一定根據，但老實說，如果這種東西算是改革的方向，即使一直到現在，我們的改革難道超過了秦始皇以來到明清的水平嗎？

不說傳統時代賦稅的總量，黃仁宇就說中央集權王朝徵稅很少，尤其和西歐領主相比真的是很少的。這個問題非常大，假如就正貢田糧而言的確很少，但加上雜七雜八的東西就很多，領主徵收的東西不只是賦稅還有土地權益，不能以領主的東西和徵稅加以比較，我覺得可以跟蘇松二府田賦之重來加以比較，因為蘇松二府當時的田賦重是因為種的是官田，官田才可以與土司或者和西方領主能夠加以比較。如果就這一點而言，就不能說仁慈。稅收總量如何我們姑且不講，但有一點沒有爭議，如果稅收占GDP多少有爭議的話，那麼中央財政占政府財政的總收入的比重而言，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如果現在的改革是追求這個目標，還達不到明清時代的水平。

我們現在講的分稅制，以前就有，徵收的田糧分成兩塊：存留若干、起運若干。一個普遍的趨勢是起運比重非常之大，尤其越到王朝末年越厲害，明清兩代都是到了後期在徵收田賦中起運的比重達到百之八九十，基本上沒有存留。沒有存量，地方政府靠什麼運作？靠加派、靠各種各樣的法外來謀取。所以你就會知道現在為什麼有賣地財政，中央把所有錢都收光，不搞賣地財政地方官怎麼活？這些事情一直都有。

這麼一來，就造成不斷有所謂的改革，名義上可以講改革初衷是民不加賦，實際上是儘可能多的收歸中央，通常採取的辦法是簡化手續，原來稅費頭緒繁多，教育附加費、屠宰稅等很多，搞得老百姓搞不清楚，上面很難查，現在根據某一年，一般來講往往都是根據立柱最高的一年總額簡化稅則。我就按照這個標準，你給我交，我承諾其他亂七八糟的收費就不收了，我就到此為止了。這有一個好處，頭緒簡單后，地方官上下級就變來變去就少了。可老實說，張居正的做法沒有多久就出現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後來黃宗羲講了很多，而且這個事情到了明代末年倪元璐又搞一次，再搞一次「一條鞭」，把「三餉」也加進去。講得簡單點，雜稅納入正稅。這個事情從短期來講有一定效果，但從長期來講都是加快社會危機爆炸，不管是宋代的王安石變法和北宋末年崩潰與張居正變法和明代後期加快滅亡都有直接關係。

黃宗羲當然是反對這個做法的，黃宗羲的觀念認為所有改革包括前面提到的王安石變法都是「積累莫返之害」。如果反過來，如果按照司馬光的做法，不搞這樣一套會如何？一個王朝由於體制所限，最後形成的危機已經不是收緊而是放鬆的危機了。按照這種體制運作的機制，就造成如果你放鬆，實際上別不能放鬆到老百姓身上，只是放鬆了一幫貪官污吏。如果你要收緊，很多人說收緊是收緊貪官污吏，不是收緊老百姓，其實一收緊緊的就是老百姓，貪官污吏倒是緊不了。王安石講得很清楚，真正的問題不是收稅太多，也不是官僚如何，而是「大農、富工、豪賈」，如果把「大農、富工、豪賈」給遏制住了，朝廷就有錢了。鹽鐵會議，桑弘羊主張橫徵暴斂，主張強化國家搜刮；賢良文學反對桑弘羊，說中央不要把什麼都收上來，下面應該有些自主權。可賢良文學講的自主權不是給老百姓，而是要嚴格戶口管理，「工之子恆為工，農之子恆為農」，他講的放鬆是放鬆給下面的那些權貴。這麼一來就造成很大問題，這個王朝一到那時候收也不是，放也不是，一放放不出民營經濟來，只能放出一大堆的權貴和腐敗。但你要真正的收，老實說，腐敗收不住，但把老百姓腿腳都收住了。

*張居正

張居正搞丈田，理論上每一次丈田，王安石也有「方田均稅法」，到張居正，每次丈田的時候都說是丈權貴隱匿的田。可實際丈的都是老百姓，為了規避重稅。不說那個時候，人民公社時代，我在農村插隊九年，生產隊耕種面積也是瞞報的，以前說有18億畝耕地，90年代有了遙感技術，根據遙感技術對的耕地進行測算，一下變成22億畝。我們插隊時明明白白知道，耕作的一畝根本就不是一畝，清丈，如果真的有包庇你清丈並不是很銳意，真正清丈都是清丈到沒有權勢的老百姓頭上，這一點統治者也知道。所以康熙時代專門下了詔書，從此要寬大，對老百姓要有溫和，「朕若征有量田加賦之意，以致民變，天必罪之」。

而如果不丈田，那些權貴會更厲害。所以這些問題在體制沒有改變之前沒有辦法跳出怪圈。比如討論18億畝紅線要不要，有些人主張不要，可以擴張非農土地資源的開發；有的說要，可以保證糧食安全。其實像這樣的問題我不知道如何表態，這樣的問題不管是要還是不要，最後都會到老百姓頭上。如果說是紅線，老百姓更難處置自己的土地，權貴圈地你攔不攔住；如果你不要，那權貴圈地更沒有限制了，老百姓還是不能自由處置自己的土地，一放鬆就放鬆了權貴，一收緊首先就收緊了老百姓，這樣一來一回，其實我們國家需一個王朝到後期到是在這擺來擺去，王安石那套就行了，司馬光那套就行了？司馬光說「天下財富僅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如果國家不搞得那麼集中就到民那裡去。陸遊馬上頂了一句，「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如果體制真的鬆懈下來，真正佔到好處的也不是老百姓。所以這個問題在當時是個無解的問題，就這個無解的問題而言，我覺得不管是司馬光式的還是張居正式的，形成一種循環很難避免。

當然我們也不能用現在的眼光說，如果像司馬光那樣的主張就可以解救這個危機。就張居正本身而言當然是一個悲劇性人物，評價張居正還有一個維度是所謂相權和君權的維度，總的來講宰相越來越弱，明代嚴格講沒有真正的宰相，後來也偶爾出現了首輔中權力很大的，最有名的是兩大臣：嚴嵩、張居正，評價完全相反，嚴嵩是大壞蛋，張居正是改革家。這點上我贊成毛佩琦先生的看法，這兩個人很多方面差不多，張居正後來證明其實也是相當貪的，如果真的要講貪的話。而且這兩個人下場也差不多，被皇帝整得非常之慘，這是帝制後期造成的非常嚴重的問題。

通過張居正例子可以澄清一種認識，以前說傳統時代專制很寬鬆，皇權不下縣，怎麼能要求每一戶人交稅？難道那些人都是主動捐獻嗎？所謂的皇權不下縣完全是胡說，但是有一條：皇折不下縣倒是真的，不給你提供公共服務，橫徵暴斂照樣要。現在講的所謂大國家指的是公共服務，比如辦不辦義務教育，提不提供全民健保，這些東西從秦始皇開始聞所未聞，但宰你沒商量，搶個精光。如韓非講的「家不積粟上藏也」，老百姓家裡不應該有餘糧，糧食只要夠吃就行了，其餘所有糧食都收走。這個說法令我想起列寧搞的「餘糧收集制」，所有餘糧都收走。有些人說天朝田畝制度是農民起義的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就是這個邏輯，兩司馬25戶，每年滿足吃的以外，其他的都收歸國庫。這種思想商鞅也有，商鞅難道也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嗎？這個事情這樣來看有反思的必要，張居正是要反思的重要案例。

張居正的重要性也可以反映在他跟當代政治的關係密切性，張居正一直是受到關注的人，尤其到現代，在韋慶遠先生之前關於張居正的傳，朱東潤先生也寫過《張居正大傳》，不斷有人寫，不管是朱東潤還是誰，他們講的張居正都有現實關懷，韋慶遠先生也在內。我們看這段歷史，對我們的現在提供了一面鏡子。

在韋慶遠先生的書里提到，張居正主要還是法家，口裡念的是儒家東西，但實施的行為都是法家的，張居正禁書院，禁止那些人講陽明心學，都是儒家的東西，他作為法家非常厭惡，所以有了當時的鉗制言論。

如果從同情角度講，宋元以後儒學是兩個方向，以前用意識形態語言說，程朱是所謂的客觀唯心主義，假設有一個道，說現在這裡的人不遵守道，用「道」約束這些人。陸王以前我們扣了一頂帽子是主觀唯心主義，王陽明總的來講不太強調經典的作用和聖人作用，而是強調每個人都可以致良知。但到後來的王學後學，用現在的說法是人要多一點自由或者多一點主觀能動性。如果仔細看，會發現都是針對真問題。程頤、朱熹這些人講的要堅持道統，要受道的約束，不能亂來，你會發現譴責對象很明顯，譴責的還是皇上不守道，把叔孫通大罵一通，說秦以來尊君卑臣到現在都沒有改變，搞得「堯舜禹湯周公文武之道未嘗今日德行，育天地之間」。說秦的那一套東西，經過叔孫通這樣的偽儒搞得不能改變，不能改變的原因就是有利於，就是有利於皇上。他講的這個東西，如果是針對自由，是想要讓皇上有自由，或者說嫌皇上太不守道統。

反過來講，陸王這些人，尤其到王學後學更明顯，他們認為人太不自由，實際上指的是老百姓太不自由，「百姓日用皆是禮」就是這個意思，不要把人扼殺得太厲害，人家可以為舜堯。但可以看到他們指出的問題都存在，其實這個體制最根本的弊病是皇上太自由，老百姓太不自由。這兩者推行的結果呢？你要推行禮教、推行道統，約束不了皇帝，只能約束老百姓。王學主張的放任，也落實不到老百姓身上，王學真正泛濫結果是大家不負責任。後來到黃宗羲都把明朝滅亡歸罪於王學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王學的確給統治階層解脫了責任感，使他們越來越亂來。你會發現，他們所提的問題，從同情理解角度來講，所提的問題是對的，針對的也是現實，對現實很不滿。雖然我們知道朱熹《四書集注》成為科舉制度的範本和題庫，所有出題都從那裡提。但無論是朱熹還是程頤對科舉制度罵得要死，他們要恢復的是「鄉舉里選」，按照他們的說法這是周制。結果由皇帝統一，用人之權由皇帝對天下搞智力測驗來選官，他們認為那是非常有利於皇帝而嚴重敗壞道德的行為。正因為這點，他們生前倒過很多霉。

後來皇上要推廣這個東西，結果與他們的想法背道而馳，你要講自由，結果是那些當官的亂來，老百姓照樣沒有自由；講道統，老百姓餓死事小，失節之大，統治者照樣不管道統。這個事情，老實說，無論是統治者過於為所欲為，還是老百姓手腳被束縛得過於死，嚴格說都不是思想史能解決的問題，都涉及到一些制度安排，如果這些制度安排沒有，老是在這兩者之間轉來轉去，從程頤直到清代的乾嘉，這個問題上，用我們現在的話講是一左一右，糾纏了很多年。這些人看到的的確是當時的現實問題，為此做出的努力我們也得尊重，如果從同情角度理解，無論是程朱還是陸王試圖都要解決問題，而且要解決的問題確實存在。至於最後結果都走向了反面，這個也是他們沒有辦法改變的，用一句套話說是「時代的局限性」，與其說是時代局限性，不如說是制度的局限性。

6月17日晚，《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座談會舉行。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出席並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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