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習中愛的力量 | 學一門外語 多一種角度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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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學法語時，絕不會想到這一過程將改變她的人生。

1970年，德國科隆市：卡羅爾（Carol），一個擁有一頭閃亮紅髮的英國女子，引起了突尼西亞帥哥謝德利（Chedly）的注意。他們相互傾慕，擋在面前的只剩一個障礙——語言不通。

這對情侶不得不勉強操著不熟練的德語講出初次的浪漫情話。三個月後，他們訂婚了。之後的47年裡，他們生了兒子，後來又有了孫子，謝德利還上了英文課。如今他們仍然在一起。

卡羅爾和謝德利，1971年

卡羅爾和謝德利的愛情故事只是無數類似故事中的一例：兩個異國男女相遇，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障礙，相識，相知，相守。

《紐約客》（The New Yorkers）專欄作家勞倫·科林斯（Lauren Collins）在新書里講訴了自己的異國戀情。她寫道：「我們可以跨過文化的鴻溝，而語言會在這一過程中起到浪漫的效果。」

這本書名為《身在法國：用一門外語談情說愛》（When in French: Love in a Second Language），是一本幽默的回憶錄，講述了科林斯的愛情故事，同時也是她對語言和思維關係的一次探索。

科林斯出生於美國，丈夫奧利維爾（Olivier）是法國人，雖然最初他們能用英語對話，但始終無法用各自的母語與對方交流。科林斯寫道：「有些伴侶間似乎有心靈感應，我們卻缺乏這種快速讀心能力，無法解碼對方的態度和觀點。 」

這期間他們都費勁心思地想要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經過艱難的討論之後，「奧利維爾抱怨道，『用英語跟你交流，就像撫摸你時戴著手套一樣受牽制』。」

科林斯告訴BBC文化欄目，」要是我再不學會他的語言，恐怕我們之間的距離感就會永遠存在」。她說：」我覺得我們都願意，也期待著學習另外一門語言。」

勞倫·科林斯

帶著想與丈夫深度交流的願望，科林斯開始學習法語，卻發現進入完全陌生的文化環境學習新語言確實不易，也因此深受挫敗。（比如，她曾錯誤地告訴奧利維爾的母親，自己生下了一個咖啡壺。）她寫道：」我努力學習法語，但很快感覺到了自己的遲鈍與不堪——我就像是在一灘死水裡划狗刨。「

簡直就是繞口令

有這種經歷的不止科林斯一人。安娜·歐文（Anna Irvin）2011年搬到巴黎

，和法國男友克里斯托弗·西格爾（Christophe Sigal）同住。她回憶起剛開始整天練習法語的經歷：「我覺得自己很受挫，還記得每天都在練習不同的母音發音，就像繞口令一樣，舌頭都練疼了。」

安娜和克里斯托弗都認為，學習語言的過程是一個需要不斷探討和探索的過程，需要耐心、扶持和堅定的決心，這恰與他們的情感旅程相呼應。

對安娜來說，這意味著她要信賴克里斯托弗關於「dégoûtant」和「dégueulasse」（令人厭惡的）顯著差異的解讀；而對克里斯托弗而言，這意味著他得區分英語「it』s ridiculous」和法語「c』est ridicule」（荒謬）的不同。（註：上述兩個例子中，後者都要粗魯得多。）

安娜和克里斯托弗

語言學習的更大難處在於，要去了解伴侶身後自己不熟悉的文化背景。克里斯托弗說：」我來自法國南部的農村，所以不只是語言，政治環境也是不一樣的。「

卡羅爾和謝德利近半個世紀的婚姻中，也遭遇過類似的問題。對於跨國夫妻來說，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確實是個難題。卡羅爾說：」像我們這種不同語言和文化下結合的夫妻，彼此都需要花費時間，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理解對方的想法。 「她笑著說：」我一直弄不明白，我生氣到底是因為他是突尼西亞人，法國人，還是因為他是個男人，抑或僅僅只是因為他變老了！「

如你所見，雙語背景下的夫妻一旦爭吵起來，困難便會隨之而來。安娜說：「因為有的想法你知道怎麼說，有的卻無法表達，所以語言很重要，在這樣的場合尤為重要。」

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應用語言學教授安妮塔·帕弗蘭克博士（Dr Aneta Pavlenko）就跨語言伴侶的情緒問題（諸如憤怒）進行了研究，她贊同上述看法：「在為某件事情爭論時，雙方的差異性會體現得尤為明顯，因為在爭論時，你的語言掌控力最低，而這恰恰又是你最需要清晰表達自我的時候。」

母語為俄語的帕弗蘭克博士補充道，甚至不同文化看待憤怒的方式也會影響情侶間的爭執。「英語語言學者經常將』anger『（憤怒）看作是普遍性概念。但我的母語是俄語，第一次踏進這樣一個文化環境時，我很難理解這一點，因為我們俄羅斯人對此有不同的定義。我發現英語的』anger『和俄語中的』serdit'sia『（生某人的氣）和 』zlit'sia『（被某人惹惱而感到憤怒）都有差別，所以最初我感到非常困惑。心理學家的解釋是，所處環境會激發我們的內心感受，但由於母語不同，我們命名這些感受的方式是有差別的。」

一切都是相對的

「能用奧利維爾的母語故意捉弄他，或者逗他開心，讓我感覺很開心。」勞倫·科林斯

寫道。科林斯的法語越來越流利，和丈夫奧利維爾的距離也越來越近。

科林斯在學習法語的過程中有不少頓悟，也有一些新體驗和新觀點。「對我來說，法語就是我的另一份愛情。」她這樣說道。正如她一開始在書中提到的，「我從未預料到法語會重塑我的人際關係，在沒弄清楚狀況前，我不再總是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看得過於親密了。」這一改變引發了科林斯的好奇心——學習新語言真的可以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嗎？

20世紀中期，隨著薩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的興起，語言影響思維——即語言的相對論和決定論這一觀點開始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歡迎。薩丕爾認為：「人（的思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處社會特定語言的支配。"

後來，人們對該理論的推崇逐漸衰退——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語言普遍論，用孩子也能輕鬆學習任何語言這一事實駁斥了薩丕爾的觀點，而語言學家和認知科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語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進一步完善了喬姆斯基的觀點，他認為語言是人類的一種先天本能，而非社會文化的產物。

然而近年來，」新沃爾夫主義「（neo-Whorfianism），一種語言相對論的簡化版在一些學術圈內頗受歡迎。該流派認為，不可翻譯單詞的存在——諸如「Kummerspeck」（德語，指因傷心悲痛而飲食過量，體重增加）和「hygge」（丹麥語，指舒適愜意的生活狀態）——並不意味著講該語言的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多麼不一樣，而是意味著，由於所講語言、在哪裡講，以及對誰講有所不同，我們對各種事物的著重點也有所差異。

該理論甚至成為了最近上映的影片《降臨》（Arrival）的基調。電影中，艾米·亞當斯（Amy Adams）飾演語言學家路易絲·班克斯博士（Dr Louise Banks），美國軍方派她前去解密降臨在地球上的神秘外星生物的語言。這些外星生物名為「heptapods」，他們交流時所用的語言表明，他們是以一種完全非線性的方式來看待時間的。

《降臨》劇照

《降臨》改編自姜峯楠（Ted Chiang）的短篇小說《你一生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電影中，路易斯描述了學習Heptapod B（外星生物的書面語言）如何改變她了對時間和記憶的認知：

在學習如何用Heptapod B思考之前，我的記憶就像一柱煙灰，上面是燃燒過後飄忽的微微青絲，也就是我的意識，代表了按時序排列的當下。學習Heptapod B之後，新的記憶就像巨大的塊體不斷填充進來，每一塊所記錄的時間跨度都連續多年。

姜峯楠的故事並未體現決定論者的一貫觀點，但依然認為語言（即使是外星生物的語言）會影響思維。路易斯這樣說：

我的思維生而就被設定為人類的思維模式，語言是時序性的，無論我在外星生物的語言中浸入多長時間，這一點也不會被完全改變。我的世界觀是人類世界觀與heptapod世界觀的混合物。

《降臨》中外星生物的書面語言Heptapod B

儘管不少語言學家對此表示懷疑，很多具有雙語能力的人紛紛認為，他們的個性確實會受到所講語言的影響——在講非母語時，他們往往能夠更自由地表達。

「如果我們從少年期或成年期開始學習新語言，那麼我們與新語言中的情緒表達，比如各種禁忌詞的情感連接就不會那麼深入。」安妮塔·帕弗蘭克解釋說，「所以，許多我們用母語說不出口的話反而可以更輕鬆地用外語說出來，比如我們更容易用外語說髒話，也更容易用外語說出'我愛你'。」

勞倫·柯林斯的經歷與新沃爾夫主義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作為成年人，她學習外語的經歷為她呈現了另一種世界觀。這並非一種徹底的轉變，與路易斯在《降臨》中的感受不無相似之處——通過某種語言上的共情，路易斯對時間產生了一種新的認知。

不論是學習伴侶的母語，還是學習其他任何一門外語，科林斯的新書都提供了非常引人入勝和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帕弗蘭克博士表示，對於那些處於跨語言關係當中的情侶來說，方法沒有對錯。「我認為人們可以通過不同途徑找到快樂。我嫁給了一個美國人，他只會說幾個俄語單詞，但我們已經在一起快樂地生活了20年了！」

不過，科林斯則認為，那些願意嘗試的人很可能會收穫意想不到的結果。「如果不學奧利維爾的母語，我就永遠也不會了解奧利維爾身上對我來說具有神秘感的那一部分。而另一份驚喜和快樂則是，我發現我身上也有神秘的部分，也許並不是神秘的部分，而是新的一部分，是學習法語后創造的全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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