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一首偉大的詩可以有多短

一首偉大的詩可以有多短

臧棣

九十年代初，關於戴望舒的詩歌語言，余光中曾經有過一番發難。大意是說，戴望舒的詩歌語言有許多缺陷，遠遠沒有達到成熟；而這樣的有著致命語言缺陷的詩人，居然佔據著新詩史上一個顯赫的位置，是很奇怪的。由於詩歌是一個特殊的語言競技場，所以，後來的詩人意識到前驅者的語言局限，不僅意味著他自身的成長，而且也是詩歌自身發展的一個必然過程。但是，在余光中對戴望舒的責難中，令我感到吃驚的是，後來者對先驅者所依傍的語言資源和所處的語言環境缺少必要的同情心；不僅如此，余光中對戴望舒的語言才能的判斷也極有問題。而最大的疑問在於，當我們用今天的關於詩歌語言的標準去衡量戴望舒那一代詩人時，我們所運用的尺度本身是否具有充足的客觀性。

問題不在於戴望舒的語言是否成熟，或者是否完美，因為這太像是一種趣味之爭。在余光中對戴望舒的責難中，讓我感到不夠公允的是，他的批評更多的是出於他自己的語言趣味；並且，他把自己的趣味當成一種客觀的審美標準來運用。這樣，他得出的結論——戴望舒的詩歌語言不成熟，便令人疑竇叢生了。因為在新詩史上，就絕對的語言才能而言，大概只有兩三個詩人能和他匹敵。當然，由於戴望舒所處的時代，新詩語言的整體水準比較低，這或多或少影響了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在個別的文本中，他的語言確實有不少毛病，但必須意識到，無論這些毛病有多少，它們和戴望舒對詩歌語言的自覺意識相比，和他所擁有的語言才能相比，甚至和他自己的另一些更優異的文本相比，都是非常次要的。在我看來，戴望舒目前在新詩史上享有的顯赫的位置，不是由於其他的原因，比如，不是由於他在主題上的開拓精神，不是由於他在風格上的創新意識，恰恰是因為他在詩歌語言上顯示了一種令人難忘的造詣。如果人們要在新詩的發展史上，為詩歌語言的進展和成熟樹幾塊紀念碑的話，很多名聲顯赫的人都可以被忽略，但戴望舒的這一塊碑是一定要樹的。

也許，更需要我們自己不斷省思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是新詩語言的成熟?為什麼很少有人指責小說的語言不成熟，或是抱怨散文的語言不成熟?新詩的語言，在本質上和小說、現代散文的語言是一致的。儘管有過一些短暫的偏離，如新格律詩運動，但在總體上，它根植於「五四」知識分子啟蒙主義的語言觀及其實踐：即用來創作新詩的語言，不再是一種特殊的文學語言，而是一種和用來創作小說的語言沒有什麼本質差別的語言。不要小瞧這其中界限的消弭，它預示了一種新的詩歌理想，也揭示了一種新的語言態度：詩歌的語言應該趨同於日常語言。它更極端的主張是，新詩的語言應該口語化。

忽略這樣的前提，或者，不認同這樣的語言觀(在某種意義上，它也可以說是一種語言美學)，當然也可以。然而，倘若把這忽略作為一個出發點，籠統地說這樣的詩歌語言實踐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點，並進而從總體上斷定新詩的語言不成熟，這樣的結論就未免給人雌黃之感。這裡，問題不僅涉及到有關詩歌語言的分歧，而且也涉及到相關的爭議：什麼是新詩?什麼又是新詩的成熟?我經常聽到來自各種文學勢力的人物說，新詩還不成熟。而一旦驗查他們所使用的文學標準，就會發現他的對新詩的理解充滿偏見。

在我看來，二十年代後期，新詩的語言在徐志摩、聞一多、馮至那一代詩人手中就已經顯得很成熟了。儘管現在流行的文學史和詩歌批評喜歡對徐志摩說三道四，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夭折的大詩人，而不是人們所習慣認為的什麼二流詩人。進入三十年代，卞之琳、艾青、戴望舒在詩歌語言上取得的成熟，更是錦上添花，令人稱羨。以現今的眼光觀之，也許稍嫌菲薄，但它們絕對有金子般的質量，是一筆令人難忘的語言遺產。如果對這些詩人的成熟視而不見，大談什麼新詩不成熟，或新詩的語言不成熟，那麼，可以肯定地說，不是這些詩人在語言上是否成熟有什麼問題，而是責難者自身關於詩歌的觀念有問題。

回過來再說戴望舒。作為一個詩人，他的優異常常令我吃驚。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天生的詩人，而是現代意義上的天生的詩人。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對現代情緒有著特殊敏感的詩人。沉默，曾經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的一個基石。而同樣的沉默，也是戴望舒的詩歌的基點。在評價戴望舒時，艾青的取捨非常耐人尋味。他稱讚戴望舒是「一個正直的、有很高的文化教養的知識分子」；這裡，「教養」一詞，不僅涉及對戴望舒作為一個詩人所具有的品質的評價，而且也涉及戴望舒與新詩史的關係。它的潛台詞是什麼呢?在艾青的意圖裡，肯定部分地包含著這樣的感嘆：新詩歷史上，也許有過一些詩人寫出過不錯的作品，但是有素養的詩人是非常罕見的。而戴望舒是這樣一個詩人，他不僅展現了他對於新詩的素養，而且也體現了詩歌本身的素養。在論及戴望舒的語言時，艾青的稱讚更是毫無保留：「他的詩，具有很高的語言的魅力。」

無疑，在看待戴望舒的詩歌語言的問題上，艾青和余光中的言論構成了一種鮮明的比照，但也必須明白，這種比照也許有趣，卻並不構成反駁的邏輯。也就是說，艾青對戴望舒的詩歌語言的讚譽本身還不足以反駁余光中的非難。它只是從一個側面表明，如何衡估戴望舒的語言成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而且很可能，還牽涉到對整個新詩語言的發展狀況的判斷。如果考慮到兩位詩人的語言趣味，那麼，在他們的評價中出現的反差確實顯得意味深長。因為在駕馭詩歌語言方面，艾青的才能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的。余光中的詩歌語言也很有特色。

戴望舒的詩歌語言究竟有什麼問題呢?它真的如余光中所認為的那樣存在著不成熟的問題嗎?或者乾脆這樣問吧：相對於什麼樣的語言標準，相對於什麼樣的詩歌美學，戴望舒的語言才是不成熟的呢?

在戴望舒的詩歌中，他的語言才華展露得不平衡，是一個事實。但這種現象普遍地存在於每個優秀的詩人身上。也不妨說，無論多麼優異的詩人，他都會遭遇類似的問題。如果僅僅以一位詩人在某些作品中的語言缺陷，來判斷他的詩歌語言不成熟，這樣的視角在批評方法上就非常可疑。對戴望舒這樣的語言高手而言，這樣的批評視角尤其顯得不夠公允。從新詩歷史的角度看，如果說到詩人對語言的感覺。那麼我要說，戴望舒的同代人很少能與他比肩。他是他那一代詩人中對語言考慮最多的詩人之一，也是在詩歌中將語言運用得最純熟的詩人之一(雖說並非總是如此)。當然，不是說戴望舒沒有自己的語言局限，比如在措辭中，他有偏於甜膩和誇飾的缺點。但這些瑕疵，與他對詩歌語言所擁有的強烈的自覺意識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戴望舒一生寫作的新詩不過百首左右。僅憑這些詩，他也許還不能成為一個大詩人，但卻足以躋身新詩歷史上最優秀的詩人的行列。這些詩中，有十來首是極其優異的詩歌，其中至少有一首短詩夠得上偉大的標準。當然，無庸置疑地，它們也是成熟的詩歌，無愧於正在形成的新詩的傳統。作為後進的詩人，可以避開這樣的傳統，但有所損失的，肯定不是戴望舒，而是這些後進詩人自己。

這裡，我只想談及戴望舒的一首短詩：《蕭紅墓畔口占》。一九九五年中，余光中來北京大學做講座時，在質疑他對戴望舒的語言評論時，我曾舉出過這首詩，指出它在語言上不僅成熟，而且這種成熟還延伸到風格的層面，並說它是新詩歷史上最偉大的短詩之一。我很難想像，真正懂詩的人在讀了戴望舒的這首詩后，還會說戴望舒的語言不成熟。或者，還會泛泛地談論什麼新詩的語言不成熟；或者，更拙劣地籠統地談論什麼新詩不成熟。

八十年代早期，當我開始寫詩的時候，我就會背這首詩。但是更經常地，我會鬼使神差般走到書架前，把《戴望舒詩集》抽出來，翻到第一百四十五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默默地讀上幾遍。無疑，這情景帶有某種儀式的色彩，我喜歡用目光面對這首詩，凝看它滯留在語言中的那物質的一面。多年來，我一直認為，這首詩是新詩桂冠上一顆閃耀的明珠。現在談論詩歌時，我已很少使用聽起來過分的言辭，但是我仍然禁不住想說，這首詩是一顆無與倫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在新詩史上，十行以內的詩中，沒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

《蕭紅墓畔口占》只有短短的四行：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著，長夜漫漫，

你卻卧聽著海濤閑話。

這首詩最令人吃驚的地方，就在於展露了一種詩歌的成熟。這種成熟不僅涉及到詩人的心智(特別是生與死，自然與人生的關係，對自身境況的意識)，也洋溢在詩歌的語言上(如此乾淨，樸素，洗鍊，而又富於暗示性)；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層面的成熟之間的相互協調。

從類型上說，這首詩仿效了悼亡詩的傳統，但由於詩人和被追悼者的關係只是作家之間的傾慕，所以它在藉助悼亡詩的基本情景的同時，又迅速偏離了典型的悼亡詩的圖式，轉而探詢人生的奧義。這首詩的基本場景是，一個男人在一個女人基前表達他的哀思。對於被悼念的對象。詩人並沒有傾注過多的筆墨。比如像傳統的悼亡詩那樣，大肆渲染死者的品貌。在這首詩中，人們大致可以看出，作為詩人的戴望舒對作為一個女作家的蕭紅，是懷有好感的。這種好感最好被界定成一種作家之間的欽幕，而詩人在傳達這種欽慕時，表現得非常克制，這種克制又透露出一種深沉的品質。所有這些，都是通過間接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首先是現象的陳述：「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耗費六小時去給死者上墳，而且完全是步行，這看似平淡的敘述中，卻暗示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深深的懷念。這裡，有兩個精確的細節特彆強化了其中的情感意味。一是，時間的細節。詩人和女小說家之間並沒有血統和親情關係，連結他們的只是一種作家之間的友情。所以，詩人堅持步行六小時，去給另一個人上墳，便顯得十分可貴。因為這種行為不出於義務，而是出於心靈深處的衝動與高貴。二是，歷史的細節，或說，這首詩的寫作年代。它不那麼直接，卻對理解這首詩非常關鍵。這首詩寫於一九四四年秋天。當時整個正值烽火連天。在這樣的戰亂環境中，詩人默默地走上六小時去給一個亡故的友人上墳，便顯得意味深長了。也正是在這裡，這首詩開始偏離悼亡詩的傳統範式、加入了談論人的命運、生與死的關係以及對自身生命的意義的覺察的內涵。其次，間接的方式還表現在詩人所使用的一個隱喻：「紅山茶」。這一隱喻非常生動地傳達了詩人對蕭紅的讚美與激賞。在現代文學的傳統中，「茶花」一直被賦予高潔、自然、清純、樸素、秀逸等內涵。這首詩中，「紅山茶」孕育這首詩的感情深度：細膩，深沉，節制，委婉中蘊涵著激情。

在這首詩的前兩行，還有一個對比也運用得非常巧妙。六小時的行程喻示一種「長度」(時間上的，空間上的)，而且詩人也點明了它的性質，它令人感到內心的寂寞。也不妨說，在這種「長度」里，還包含著一種「重」，即它通過寂寞給人帶來了內心的沉鬱，它指涉了我們內在意識中的生與死的關係。而「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這一句，卻閃露著一種動作上的短促與輕逸，只是那麼輕輕地一放，將一束美麗的鮮花點綴在墓畔。一長一短，一重一輕，透露出詩人內心情感的波折。另一方面，它們也建構了這首詩層次分明而又曲折跌宕的結構。

「我等待著」，這是詩人對情景的現場說明，也是詩人對自己在時代與人生中所處的位置的一種解釋；更進一步地，還是他對自己在那樣一種位置上他所展現的人文姿態的一種省察。「等待著」什麼呢?問題早已經提出，它們紛繁複雜，涉及人生，自我，生與死，時代的前景，個人的前途，心靈的隱秘的渴望。答案呢?它似乎存繫於茫茫天地間。后兩行詩中的轉折句法，也可以理解成一個特殊的悖論。表面上，「長夜漫漫」代表了一種特殊的時間現象，它獨自流逝，超然於人生，拒不回答詩人在他的心靈里的追問與等待。而「你」，由於身處冥界，也無法應答詩人內心的期盼與疑問。但在另一個層面，作為心智成熟的詩人，戴望舒實際上懂得，在某種意義上，他期待的回答(至少是部分)已存在「長夜漫漫，你卻卧聽著海濤閑話」這樣情景之中。在這種情景中，安詳、恬淡、超然，甚至某種冷淡，都構成了對人生的評價，並將這評價延展到對生與死的領悟中。此外，在這裡，「閑話」一詞，還給這首詩帶來了一種特殊的反諷意味，這種意味反過來又揭示了詩人內心的成熟，特別是在面對命運多舛的人生的時候。

如果非要談新詩語言的成熟的問題的話，那麼在這首詩中，戴望舒所展現的詩歌上的成熟是令人驚嘆的。首先是語言簡樸，乾淨，親近口語，節奏按照詩人內心的情感的波紋進行了錘鍊，而且非常諧調。其次，在修辭上，詩人對他早年的誇飾傾向也有所節制，隱喻的運用和詩人對人生的洞察結合得異常準確。再次是結構上的平衡。這首詩在主題上承載了豐富的內涵，也融有多重的對比關係，卻仍然保持著一種藝術的平衡。在視覺上，它展得像一幅畫，而在心理上，它展現為一種從容面對各種命運的情境。就閱讀而言，它更是符合詩歌的現代趣味。它自身的蘊藉飽滿、自足，有深邃的玄想，又有克制的反諷；同時，也給每一位接觸它的讀者留下了充分的空白。

1996.12

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