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學的獨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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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馬一浮（號蠲叟）書法：集曹子建句：綠蘿緣玉樹；靈液飛素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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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彩紛呈的地域文化研究中，「浙學」在省域文化研究中獨樹一幟。山東的齊魯文化、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南的湖湘文化、陝西的三秦文化、安徽的徽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多側重「文化」的展示，而浙江更關注浙學思想的發掘，更強調浙江學術思想的一脈相承及其獨特性。那麼，這種學術思想史意義上的浙學內涵究竟是什麼？其價值的獨特性究竟在哪裡？

浙學是指浙江地區所孕育傳承的學術思想，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浙學，是指宋元明清時期盛行於浙江的儒家學術思想傳統。作為儒學譜系意義上的浙學，有一個不斷被建構的歷史過程。「浙學」概念最早由南宋大儒朱熹提出，特指浙地的婺學、永嘉及永康之學，並把它與江西、湖湘之學相對立，批評其太具「功利」「重史」色彩。明代中後期，陽明心學被歸入浙學。清代大儒全祖望在《宋元學案敘錄》中首次明確地從地理意義上把浙學與洛學、關學、閩學並舉，特指宋元時期浙江地區的永嘉、金華、四明之學。章學誠在《浙東學術》中進一步在地理意義上把浙學分為浙東和浙西之學，並強調「浙東學術」具有經世史學與心性義理並重的特徵。民國時期，梁啟超、何炳松在繼承章氏「浙東學術」的基礎上，推出了清代「浙東史學」的概念，凸顯浙學的史學和經世特色。總之，狹義的浙學，從時間的縱線大致可分為南宋道學、明代王學、清代史學三階段，從空間的橫線具體包括婺學、永嘉學派、永康之學、北山學派、東發學派、深寧學派、四明學派、陽明學派、浙中王學、戢山學派、姚江書院學派、浙東史學派等內容。20世紀以來，與浙學相關的研究者和傳承者多把南宋的事功學、明代的心學及清代的浙東史學當作「浙學最具坐標性質的思想流派」，並不斷深入研究。而廣義的浙學，仍然以儒家學術思想傳統為核心，只是在時間上上溯於漢唐甚至吳越，下及於晚清民國，即把王充、龔自珍、孫詒讓父子、宋恕、章太炎、蔡元培、馬一浮、魯迅等人納入浙學陣營，甚者還旁及與儒家關係密切的道、佛人物。

《宋元學案》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狹義還是廣義，浙學的主幹和核心仍是儒家學術思想，這點不能否認。總之，浙學淵源於古越漢唐，興盛於宋元明清而綿延於現代，形成蔚為大觀的學術思想，湧現出一大批代表人物，從王充到范浚、呂祖謙、陳傅良、葉適、陳亮、楊簡、黃震、王應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王陽明、王畿、劉宗周、張履祥、呂留良、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人，甚至下至龔自珍、章太炎、蔡元培、馬一浮等近現代學術思想大家。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浙學不僅涵育了豐富的內容，而且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精神和價值。浙學精神和價值可以概括為「求實疾虛、批判求新、經世實學、崇義謀利、工商為本、良知心性、知行合一」等方面。

「求實疾虛」的價值。

「批判求新」的價值。

「經世實學」的價值。

「崇義謀利」與「工商為本」的價值。

「良知心性」的價值。

浙學重視事功利益，重視工商活動，但又不溺於功利經濟，強調良知心性對人的提升作用，注重修身養性。故浙學主張心性與事功合一、義理與利益統一。

「知行合一」的價值。

總之，浙學「求實疾虛、批判求新、經世實學、崇義謀利、工商為本、良知心性、知行合一」諸多價值，相互關聯，相互解釋，共同構成前後一致的價值體系。此價值體系可概括為心性與事功兩方面，並與儒家「內聖外王」精神一脈相承。在浙學中，心性與事功表面上是對立的，但實質卻是統一的，只是在不同時期不同學者身上，呈現某種不同傾向而已。不能割裂浙學的心性與事功，因為浙學談心性者必言事功，言事功者必說心性，其言雖有輕重緩急、先後次序之分，然合心性與事功為一的宗旨是一樣的。

晚清學者林損對永嘉學派的評論對認識浙學有啟發意義。林損說：「永嘉諸子非不言心性也，其所謂心性者，經濟之心性耳；非不習文章也，其所謂文章者，亦經濟之文章耳。」「惟事功而無體，終亦必亡其用；惟心性而無用，終亦必喪其體，體用交喪，而人道於此盡矣。」不僅永嘉學派，整個浙學也是在心性、事功、經制、史學方面綰合為一的。若單獨以經濟、事功來審視浙學而無視其心性之學，無疑割裂了浙學的體用關係，不能對浙學有全面準確的認識。事實上，心性、事功、經制、史學四者的邏輯線是清晰的：即若要使心性義理行於社會人世間，就必須做治國平天下的事功；而要在不利的時局中做事功，就必須進行政治社會制度的改革；而要制度改革，就必須在經學中尋找可資借鑒的規制；然拘泥於經學者常不適於用，又需研讀歷史以總結得失而尋求變通，於是通經制者必兼史學。如黃宗羲所說：「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

考察浙學人物的具體行述就會發現，不管是傾向事功實學的呂祖謙、陳傅良、葉適、陳亮，還是傾向於朱子理學的黃震、王應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還是傾向於心學的楊簡、王陽明、王畿、劉宗周、黃宗羲等人，他們所講、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論國是、上策論、辨王霸、講義利、分夷夏、明出處、治州縣（具體包括治盜、練兵、稅、錢、糧、河道、水利、社倉等），以實行經濟事功；不外乎辦學校、興教化，即通過書院講學、講會、科舉、家規、鄉約、社倉、義學、社學、家禮等方式推進儒家思想的社會化，使儒家思想上達為國家的主導思想，下流為日常的社會觀念，並內化為每個人的良知心性。

20世紀以來，浙學進行著批判性繼承及創造性轉化。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學進行了批判，浙籍知識分子是這次批判運動的生力軍。他們對傳統文化尤其對儒家禮教的等級性、壓抑性、不平等性進行激烈的批判和揚棄，並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礎上，蘊育創造出浙江近現代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如辛亥革命思想、紅船精神、浙商文化，以及由此結晶而來的寧波商幫、溫州模式、義烏模式、安吉生態、楓橋經驗、鄉村文化禮堂、新農村建設等實踐，這些新時代的實踐與浙學精神一脈相承。在一定程度上，浙江大地上興起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是對浙學的創造性繼承和創造性發展，是對浙學精神的延續和體現，二者不相矛盾。若沒有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就沒有浙學的體現。

浙商博物館

進入新世紀，浙學價值和精神與時代觀念更加契合。如浙學「求實疾虛」精神與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相契合。而「批判求新」精神可為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和創新社會建設提供助力。「經世實學」精神與當代「干在實處，走在前列」號召相吻合。「崇義謀利」「工商為本」精神成為當代浙江經濟發展重要的精神動力。尤其「良知心性」「知行合一」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吻合，並對全民道德教育、幹部廉政教育和「三嚴三實」教育具有借鑒意義。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和闡發王陽明「知行合一」的重要意義，2014年1月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上強調：「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2014年5月4日在考察北京大學時勉勵大學生「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於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價值觀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這些講話，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知行合一」「良知心性」的深刻理解，對浙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具有示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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