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決意壓減煤電過剩產能

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了煤電去產能。入圖片來源：Greenpeace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李克強總理在備受矚目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2017年將淘汰和擱置5000萬千瓦以上煤電裝機。

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每年3月初全體開會討論各項大政方針，而國務院總理在這個全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陳述又是這一盛會的重頭戲。此前從未將煤電行業的去產能任務以量化形式寫進這份關鍵文件，可見煤電行業去產能已成為2017年經濟改革的焦點之一。

目前看來改革的動作不可謂不大。加上過去半年內能源局已經叫停的近1.2億千瓦的待建和在建煤電裝機，受去產能政策影響的煤電產能將達到1.7億千瓦，相當於現在煤電裝機的六分之一，或者英國全國煤電裝機體量的10倍。

政府對煤電的層層進逼也意味著投資煤電面臨著極大不確定性。牛津大學2月底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算上國內外的各種限制因素，煤電廠的投資者在最糟糕的狀況下可能會虧損30860 億元 (4490 億美元)到72010 億元 (10470 億美元)，相當於2015年GDP的4.1%到9.5%。

煤電成資本「大坑」

這份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的研究統計了排名前50的煤電廠（合計擁有全國89%的煤電裝機）的現役裝機量、在建量和計劃裝機量，並計算出所有這些機組在5到20年時間內全部關停會造成的「資產擱淺」損失。

這顯然是煤電廠所能面臨的極端狀況。全球煤電廠平均壽命為35年，而報告統計的電廠平均壽命還不到10年，它們未必熬不到20年後。但在煤電產能已然過剩、未來電力需求增長放緩、可再生能源發展，以及全球溫升壓力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煤電資產也的確面臨著極大的套牢和虧損風險。

對於這份報告的統計數據，一些國內專家表示了不同意見。

華北電力大學教授袁家海告訴中外對話，十三五期間（2016-2020）將控制煤電裝機規模在11億千瓦以內，低於報告所提的近18億千瓦的總裝機容量。

對於規劃中的煤電裝機數據，袁表示，牛津報告所用的5.63億千瓦數據來源為國外的資料庫，比國內業界的統計要多。「國內業界認為可能要建的煤電產能，最多也就是3.5億，2億已經允許建的，1.5億是可能會批下來的。」他說，原因是一些發電企業可能做了規劃但沒有走完批複手續，所以在國內統計中並未納入。

即便如此，煤電行業面臨的資產擱淺風險也是不容置疑的。這不是第一份計算煤電投資風險的報告，碳追蹤項目（Carbon Tracker） 2016年的一份報告就曾預測產能過剩會導致近5000億美元煤電資產擱淺。

而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高級顧問楊富強告訴中外對話，由於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較快，他們研究認為十三五期間9.6億千瓦的煤電裝機就夠用了。十三五之後，即使能源需求少量增長，以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加上煤電機組的運行小時數可以上調，也不必增添煤電規模。2016年煤電機組年平均運行小時數只有4165小時——正常的運行時間應該在5000-5500小時之間。

如何止損

袁家海告訴中外對話，「現在95%的煤電資產都是國有資產，這就註定了國家不可能不管。」煤電在被國有資本壟斷，煤電行業一旦出現全行業虧損，其代價最終都將轉嫁到納稅人。

可見，國家主導的去產能運動不僅與煤電資產的命運息息相關，還關係著社會穩定。

楊富強認為，取消已審批項目和停止在建項目可以及時止損；同時，現在每年要關停並替代總計600萬千瓦的小煤電廠，如果關停已經收回成本的老舊電廠，則既可以給新電廠騰出空間，也減少行業損失。

在政府收緊煤電的政策環境下，企業自身也需要做出正確的選擇。

「先知先覺的企業其實已經行動起來了。」袁家海說。他和一些企業交流，發現個別煤電投資企業如國投電力已經在處理手中的煤電資產，五大電力集團對新增電力資產的投資意願也大大降低，並且加速退出一些老舊或不良的電力資產。

但國企市場屬性較弱，目前大幅退出煤電的動力還不足。正在進行電力系統改革，就是要打破從前按計劃發電和統一定價的形式，把電力生產和售賣都交給市場。這個過程，對一直受益於按計劃發電、發電越多收益越多的煤電是不小的挑戰。

袁家海認為，如果電力市場改革之後明確煤電價格要下降，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約束新增資產的量，減少擱淺風險。

同時他還指出，十三五電力規劃也給煤電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些新的出路，如推廣熱電聯產以增加集中供暖規模，和對煤電機組進行靈活性改造以給風能和太陽能調峰等，這些措施可以讓約2.19億千瓦煤電在新的能源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楊富強則建議煤電企業現在就逐步退出，他認為不論是電改、靈活性改造還是降低碳排放的需求，都增加了煤電繼續發展的成本，讓煤電的日子更加艱難。

並且，從長遠趨勢來看，留給煤電的空間也不多。「到2050年，煤的消費大概佔到（全部能源消費的）16-17%，即便八九成會用於發電，裝機容量最多也是五六億千瓦。」楊富強說。

袁家海和楊富強都認為可以通過補貼電價給煤電企業一些緩衝。但楊富強認為還有一種可能性不能不防：虧損煤電企業可能不嚴格執行脫硫脫硝等環保措施來減少成本。

牛津大學能源研究所的大衛·羅賓森和李鑫也認為補償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在關於關閉煤電的國際經驗報告中建議：「為了鼓勵儘早關閉燃煤發電或者在相對新的和高效的電廠進行碳排放捕捉的改造，可能需要考慮某種形式的經濟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