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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展現出的「文明中國」和「文化中國」

上有學者熱烈爭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問題。參加爭論的人們或著眼於漢字中的「」何時出現;或著眼於最初的國家形態的「」何時出現;或著眼於統一形態的「」何時出現。各有角度理由,皆可成一家之說。

其實,在考古學的觀照下,有兩個「」。一是「文明」形態或「國家」形態的,這正是考古界近年來致力於研究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要完成的任務。當然,這是從政治形態入手所討論的「」,它包含如何從城市出現、墓葬及住宅等所反映的貧富分化和階級關系、以青銅冶鑄為代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人口集聚規模、家庭及社會組織形態、「禮治」的表現方式以及宗教問題、文字是否誕生等諸多考古學現象,並結合有關歷史文獻所判斷把握的最早的「」出現的時間、地點、形態、要素、動力等,由此產生了「中華文明五千年」說或「夏代」說或「商代」說等等。

二是「文化」形態的「」,它要比「文明」形態的「」早得多。眾所周知,「文明」的基礎是「文化」,文化具有更加深沉的傳承力和承載力。無論「文明」出現於 5000 年前還是 4000 年前或者是 3000 多年前,其基礎都必定是要更加古老、深厚的「文化」。甚至可以說,沒有「文化」,就不可能出現「文明」。

以考古界所持的「文明 5000 年說」為例,其立論依據中包括農業經濟的農作物、農具、農業生產方式、家養動物等;其建築形態、材料與技術等;其石器、陶器、木器、骨器、漆器、玉器、樂器等物質文化的原料、造型、功能、裝飾、技藝等;其精神文化水平如禮儀、生活觀念、繪畫、書寫、宗教、審美情趣等……都一定是擁有更加久遠的生成、發展、傳承過程和邏輯性演變的結局。沒有從物質文化到精神文化,或者說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系統性「文化」的長期創造積累及其成就,就不可能在某個時間段出現「文明」。這其實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都是如此。而且,即使是「文明」出現了,「文化」也不會終止,正如我們經常說,古代考古學如果以「王朝」作斷代依據就會包含著「悖論」,因為一個王朝政治的終結,並不意味著它的文化體系的終結,如漢王朝雖然在公元 220 年終結,但三國兩晉時期的新王朝仍然傳承和使用著諸多漢文化要素。沒有一個新的文明共同體或新政權是在完全毀滅了前一個文明共同體或舊政權的所有文化的前提下能夠建立,這是歷史的定律,也是我們在面對「文明」或面對「文化」問題時所應該持有的不同的理性思考和家國感情。

以極具特色的「玉文化」為例,雖然 5000 年前左右的「良渚文明」擁有著發達的「玉禮器」系統,但對玉材的感知、對玉器的設計、對制玉工藝的探索、對玉的審美文化和觀念文化的養成,都是開始於八九千年前左右。據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教授的研究,無論是玉珏這種常見的器型,還是玉器的線切割技術,都早在 8000 多年前左右位於東北地區的「興隆窪文化」時期就已經誕生,後來逐步向不同方向傳播,六七千年前也已經到達了長江下游地區,而當「文明」出現的時候,「玉珏」仍然是十分流行的玉製品。至於伴隨諸多玉器成長起來的玉禮系統、玉文化觀念、玉審美趨向等等在夏、商、周文明禮制,在春秋時期儒學「以玉比德說」,在嬴秦的「傳國玉璽」,在兩漢時期的皇家日常用玉和喪葬玉衣,在東漢以降的道教用玉,在清代《紅樓夢》中的寶玉、黛玉及「通靈寶玉」的故事裡,甚至一直到今天的和田玉、翡翠的「投資熱」中,都一直保持著它華美、尊貴、神秘的文化特質。

可以說,僅僅以「玉文化」為例,「文明」的歷史確實不超過 5000 年,然而「文化」的歷史卻至少達到近 10000 年。在考古學的發現中,如此的實例還有很多很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學者們爭論中的「」始於何時,只是「文明」的問題,而考古學所探討所揭示的還有一個更加古老的「文化」,而「文化」才是「中國」最根本、最持久、最堅實、最特色、最本真、最人性、最迷人、最普世的部分。

(作者賀雲翱,本文為《大眾考古》2016年10月刊的卷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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