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偉：紫禁城的第一張照片

王志偉，故宮出版社宮廷歷史編輯室主任，文物學會文博出版傳媒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從事有關清代宮廷歷史方面的研究、編輯與出版工作。著有《故宮藏影——西洋鏡里的皇家建築》《光影百年》《乾隆箴言》等，另與人合著《海淀歷史文化研究》《南鑼鼓巷史話》《建國門史話》等。所編輯的《故宮識珍》《淺談博物館陳列展覽》等多部作品獲選為「全國十佳文博圖書」稱號。2014年，其與《紫禁城》雜誌合作完成的「故宮穿越照」，引爆網路，好評如潮。

紫禁城的第一張照片

早期攝影術在

一八三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國科學院向世界公開了「達蓋爾銀版攝影法」，標誌著攝影術這一對人類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偉大發明的誕生。短短三年後，這一嶄新技術就搭上了19世紀歐美國家海外擴張的便車，隨著殖民者的堅船利炮一同來到了。

目前已知在境內最早的一次攝影記錄發生在一八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其時正值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這一天，一位名叫喬治·亞歷山大·馬克隆（George Alexander Malcolm）的英軍少校與軍醫理查德·伍斯納姆（RichardWoosnam）在鎮江共同拍攝了一張照片，所攝場景很可能是曾經屹立在長江江心的著名島嶼——焦山。雖然有關這次攝影的任何影像資料都沒能夠保存下來，我們僅憑英國人巴夏禮的日記才知道它的存在，但這卻是攝影術與結緣的最早記錄，在攝影史上值得永遠銘記。

一八四四年，步英國後塵到要求殖民利益的法國拉萼尼使團中有一位名叫于勒·埃迪爾（Jules Itier）的貿易代表，在當年十月至十一月間拍攝了澳門、廣州一帶的風景照以及少數人的人像照，其中就包括代表清政府與法國政府簽訂《黃埔條約》的兩廣總督愛新覺羅·耆英。

廣州街景，1844年 于勒·埃迪爾攝

中法《黃埔條約》簽字現場，右二為耆英 1844年10月24日 于勒·埃迪爾攝

這些照片現存約四十餘張，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批照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于勒·埃迪爾是真正揭開攝影史序幕的開創者。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將香港島割予英國，在此停駐的外國人日漸增多，歐洲的生活方式逐漸改變了港島的面貌。這期間，一些早期攝影師來到這裡，他們大多有著雙重身份，或是政府僱員，或是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或乾脆就是職業旅行家。

至遲在1840年代中期，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將攝影術與商業經營結合起來。一八四五年三月的一家報紙曾刊登了一則位於皇后大道卑利街上的一家照相館的廣告，據信這家照相館是由美國顧盛使團成員喬治·韋斯特（George R.West）開設，其人是美國公使翻譯，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來到的最早的商業攝影師。

隨著香港的日漸繁榮和與開埠口岸的緊密連繫，攝影術逐步走進了內地。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上海、廣州等地活躍著一批從事商業攝影的流動攝影師，他們中的一些人很有可能擁有固定的地點用以經營攝影業務，這是近代照相館的先聲。

此後，濕版火棉膠技術的出現和蛋白印相工藝的普及使得攝影更加便於操作，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涉足這一嶄新的行業，其中的一些人便在此時來到，他們帶著商業目光試圖用新工藝拍攝這裡的風光和事件，銷售給潛在的客戶。

這一時期活躍在的外國攝影師包括倫敦立體照片發行公司的皮埃爾·約瑟夫·羅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從香港出發跋涉五千英里拍攝沿海和內陸的蘇格蘭人約翰·湯姆遜（John Thomoson），以及一八六〇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末期隨英法聯軍來到的戰地攝影師費利斯·比托（Felice Beato）等。

最早的紫禁城照片

1856年，英法兩國悍然發動了旨在擴大殖民權益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陷入南方太平天國十年戰爭泥潭的清政府面對英法聯軍的進攻毫無招架之力，決策層戰和不定，王大臣相互掣肘，終致聯軍兵臨北京城下、皇帝逃跑、政權隨時顛覆的危險局面。

不過，一紙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還是讓清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機會，昨天的兵戎相見變成了今天的「友邦情誼」，一萬餘名滯留北京的聯軍官兵頓時變成了街頭的遊客，一向對洋人封閉的北京城一下子門戶洞開了。

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五日，在清政府與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之後，聯軍士兵與軍官雖然可以在北京城內自由行動，但由於官員的堅持，始終無法靠近紫禁城。

但在恭親王奕訢的安排下，兩國使團中的高級人員曾進入皇城參觀，他們在官員的陪同下能夠深入到一般士兵無法靠近的區域。這樣的安排可能意在表現清政府劃地立約、偃旗息兵的誠意，也正是因為恭親王的這一決定，讓英軍中的隨軍攝影師義大利人費利斯·比托能夠將咸豐時代北京皇城的歷史風貌通過照片永久地保存下來。

比托拍攝的恭親王肖像 1860年11月2日

比托拍攝的英國特使額爾金肖像 1860年

現存費利斯·比托於一八六〇年秋天拍攝的北京皇城照片有大清門（六聯全景照）、天安門金水橋、午門、大高玄殿習禮亭、景山紫禁城鳥瞰（雙聯全景照）、瓊華島東面、瓊華島南面等。其中大清門、午門、景山紫禁城鳥瞰三張涉及紫禁城建築，可以確認是歷史上最早的一批紫禁城照片，但比托拍攝它們的準確時間尚需做一番考證。

天安門金水橋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攝

瓊華島東面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攝

瓊華島南面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攝

根據英國特使額爾金與法國使團成員克魯勒的記述，英使團曾在十一月一日和七日兩次進入北京皇城遊覽，一日的目的地僅限景山、北海兩處；七日的參觀是與法國使團一起，在欽差大臣恆褀的帶領下由「皇城南門」（克魯勒語）出發，穿過金水橋、天安門、端門到達紫禁城的正門午門。

恆褀當時以宮中尚有宮眷居住為由，拒絕了使團人員進入皇宮參觀的要求，但特許他們在午門門洞中窺探紫禁城的第一進院落。然後一行人繞過紫禁城，登上景山，站在萬春亭上眺覽皇宮，隨後又來到西苑，在瓊華島結束了這次難忘的遊覽。

值得注意的是，克魯勒十一月七日的遊覽回憶與比托現存皇城照片的拍攝內容驚人地一致，同樣都是大清門——天安門——午門——景山——瓊華島的順序，但是我們還不能據此斷定比托參加了這次遊覽活動。二〇〇五年，《Felice Beato en Chine：Photographier laguerre en 1860》一書引用《Campagne de Chine 1860》照片冊所錄比托拍攝的皇城照片是在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九日，署下這一時間的照片有午門、

景山紫禁城鳥瞰（雙聯全景照）、瓊華島東面、瓊華島南面四張，由此我們是否可以確認比托皇城照片的拍攝時間為十月廿九日呢？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首先，我們不能確知十月廿九日的記錄是否出自比托之手，即便是其親筆所記，亦出現過時間標註有誤的情況（參見《攝影史》，一五六頁，攝影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其次，在法國特使葛羅與瓦蘭·保羅等多人的記述中，十月廿九日這天，法國人在位於宣武門附近的天主教堂內舉行了慶祝教堂歸還教會的祝聖儀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記下這天下起了晚秋的凍雨，但在比托的照片上，我們絲毫看不出地面上有任何下過雨的痕迹，尤其是午門一張，照片上強烈的光影對比說明拍攝時的光照非常充足，這天必然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晴天。

再有，根據比托現存皇城照片我們知道其拍攝路線已經深入到皇城核心區域，據聯軍中多位親歷者的回憶來看，當時皇城核心區的封閉狀態不可能讓比托隨意遊走和拍照，其自行進入皇城禁區是不可能的。

更大的可能是其與英國使團一道，在官員的陪同下完成了照片所示的行程並拍下照片。我們將其拍攝時間限定在《北京條約》簽字后至兩國特使離京的十月廿五日至十一月九日之間，是較為穩妥的。

憑藉比托拍攝的皇城照片，再根據克魯勒的記述我們可以做一大膽還原：那天比托與使團成員一道，在官員的帶領下從大清門出發，依次參觀了大清門、千步廊、天安門、端門，一行在午門前停留，近前窺看太和門廣場，然後繞過紫禁城登上景山，過大高玄殿，由陟山門進入北海，登瓊華島后結束行程。

此行比托拍攝了大清門（六聯全景照）、天安門金水橋、午門、大高玄殿習禮亭、景山紫禁城鳥瞰（雙聯全景照）、瓊華島東面、瓊華島南面等照片，其中的大清門（六聯全景照）、午門、景山紫禁城鳥瞰（雙聯全景照）三張涉及皇宮建築，是紫禁城歷史上最早的一批照片。

我們可以想象的是，當使團人員從容參觀的時候，比托要攜帶笨重的濕版相機和充當暗房的帳篷，每到一處攝影位置，都要操作一遍相當複雜的拍攝流程，這些珍貴的歷史鏡頭是需要比託付出極大的艱辛才能夠留存於世。下面，就讓我們藉助比托的視野，來仔細審視這些一百五十多年前珍貴的歷史鏡頭吧。

表現1860年前後室外攝影情況的版畫

火棉膠照相機 吳剛攝

最早進入鏡頭的紫禁城影像——大清門（六聯全景照）

大清門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攝

拍攝時間：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九日

拍攝地點：正陽門城樓北側

拍攝內容：大清門東西全景

照片說明：這張六聯全景照片以皇城正門大清門為中心，東西兩個方向延伸至崇文門和宣武門，兩門之間東西江米巷一帶的官舍民居盡數收入鏡頭。透過大清門，天安門和太廟大殿頗為顯眼。

北側，紫禁城的形象依稀可辨。尚可辨認出的建築有：午門西側燕翅樓、西華門、東華門、角樓（四座均可見）、雨花閣、奉先殿、皇極殿。這些因拍攝距離原因而略顯模糊的皇宮輪廓是歷史上最早由照相機拍攝出的紫禁城影像。

最早的紫禁城單體建築照片——午門

午門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攝

拍攝時間：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九日

拍攝地點：闕左門南側

拍攝內容：午門

照片說明：照片中的午門和門前廣場與今日相較變化不大，只是匾額處尚保留著滿漢文並列書寫的格式。如照片所示，午門崇台的外立面斑駁不堪，正脊兩端螭吻殘缺，五鳳樓與大殿之間的連廊也是門扇缺失，陳設在這裡的當年在重大典禮時敲擊的鐘鼓似乎隱約可見。

面對著破敗的皇宮大門，瓦蘭·保羅記道：「皇帝不在時，任何人都沒有進入皇宮的權力，因此我們只能參觀紫禁城門外的部分。在初建時，這些宮殿極為奢華，現在看上去卻年久失修，狀況堪憂，一片破敗不堪的景象。」克魯勒的形容更加直接：「至於紫禁城，大家眾口一辭，都說那是一處廢墟。」這些描述與六十多年前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看法如出一轍。

最早的紫禁城全景鳥瞰照片——景山紫禁城鳥瞰（雙聯全景照）

景山紫禁城鳥瞰 1860年10月25-11月9日 比托攝

拍攝時間：一八六〇年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九日

拍攝地點：瓊華島正覺殿稍東

拍攝內容：景山西麓、大高玄殿、紫禁城北部全景

照片說明：這張雙聯照片以全景的視角將紫禁城、景山、大高玄殿和北海東部諸景囊括在內，層次鮮明，環境肅穆，紫禁城的莊嚴靜謐與園林的婆娑樹影配合得相得益彰。

遠處的皇宮雖然大門緊閉，但眼前鱗次櫛比的大屋頂與婉轉幽深的巷道讓觀者充滿異域的幻想，這張照片完全平復了參觀者禁止入內的遺憾。

我們應該慶幸紫禁城沒有淪為圓明園的命運而化作斷壁殘垣，要知道火燒皇宮在當時也是額爾金的一種選擇，法國公使葛羅曾建議其焚毀紫禁城而不是圓明園，英國首相巴麥尊亦為沒有搗毀紫禁城而失落不已。

費利斯·比托小傳

一八三二年，費利斯·比托生於威尼斯，早年隨父母遷居科孚島，后又遷往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一八五〇年代早期在那裡開始從事攝影。因其參與拍攝了包括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五六）、印度大起義（一八五八）、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六〇）、馬關戰爭（一八六四）、朝美戰爭（一八七一）、蘇丹起義（一八八五）、緬甸兵變（一八八六）等發生在近東和遠東的諸多戰事而成為了十九世紀最為著名的戰地攝影師。他充滿傳奇的旅行經歷為其增添了別人無法比擬的人生閱歷。他的攝影作品並不局限於戰爭題材，戰火的硝煙從未蒙蔽他敏銳的眼光去發現所到之處真實的美，這從其存世的大量風景和人物照中可以窺見一斑。

比托在時留下的影像 1860年5月24日

一八六〇年三月，比托與英軍統帥格蘭特同船抵達香港，在這之前他剛剛成為了不久之後侵略的英國遠征軍的一員。然後隨軍一路北上，於六月末到達大連灣，八月初由北塘登陸，並在八月廿一日聯軍攻陷大沽炮台後拍攝了一組反映炮台內部激烈交戰之後血腥慘烈場景的紀實組照。

這組照片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反映真實戰況的戰地攝影作品，其帶給世人的視覺衝擊足以震撼心靈，雖然拍攝者身為侵略的非正義一方，但其忠實記錄下的戰爭鏡頭在其後一百多年裡始終向人們訴說著戰爭的恐怖。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比托攜帶著眾多照片和攝影設備隨聯軍離開北京，於十二月抵達香港，轉年十月回到了倫敦。

大沽北岸炮台 1860年8月21日 比托攝

大沽炮台失陷紀實之一 1860年8月21日 比托攝

大沽炮台失陷紀實之二 1860年8月21日 比托攝

一八六三年比托來到日本，在橫濱定居直到一八八四年，在那裡他開設了一家照相館。但不幸的是，照相館在一八六六年被火焚毀，大火燒毀了比托的大批照片和底片，這令他傷心不已。

這次大火可能促使他把經營的重點轉移到攝影以外，開始從事進出口買賣和投機活動，但其照相館仍然營業。一八八四年，業已破產的比托離開日本，因為聽聞埃及蘇丹爆發了起義，遂在那裡用相機記錄了這場戰爭，然後帶著這些珍貴鏡頭回到英國。

大約在一八八六或一八八七年，比托再次來到亞洲，這次他把攝影生意做到了緬甸，憑著愛冒險的膽識與敏銳的眼光再加上聰明的頭腦，比托先在緬甸做起流動攝影的生意，一八九四年在曼德勒開辦了一家照相館，不久后又開設了一家古董店從事古玩進出口貿易。隨著業務量的攀升，企業規模愈發龐大，其雇傭的員工一度超過八百人，一八九七年他在仰光開設了一家分號。

世紀之交，比托萌生退意，先是在一八九八年轉賣了古董店，後於一九〇三年關閉照相館，以七十一歲高齡結束了自己奔波一生的事業回到義大利佛羅倫薩，於一九〇九年一月病逝在那裡。

比托在佛羅倫薩 約1905年

本文部分照片印自《攝影史話》，攝影出版社，2006年；《攝影史》，攝影出版社，2011年；《皇城金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劉陽先生提供了部分照片以及寶貴的建議；有關費利斯·比托生平的內容則參考了徐家寧先生在《皇城金夢》一書中的研究，在此一併致謝。本文首次發表在《紫禁城》2015年第6期，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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