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新精神

傅抱石 山水

一、最後的光亮與過渡

欣賞一幅傳統畫已經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悠久的文明史早已在人們的心中養育了約定俗成的審美模式：如洗的青山、清澈的泉水、叢林下的茅屋、蕩漾的孤舟;在林間自由飛翔的小鳥;如水的月光下執扇仕女……一幅幅遠離人間煩惱、富有詩意的山水、花鳥、人物畫卷，歷朝歷代拓印在人們的靈魂深處。其放逸的芬芳消弭著畫卷外令人窒息的世俗之氣，在這不經意的平衡中，人們在日出日落間享受著生命。

1840年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震塌了千年的封建帝國大廈、打碎了男耕女織的生活方式、也驚醒了大廈里才子們的之夢。這次中華文明面臨的不再是可以輕鬆相融的佛教文化，而是伴隨著堅船利炮的西方文明。但五千年造就的文化航母並沒有在硝煙中很快沉沒，她一邊堵塞著甲板上的彈洞，一邊繼續著沉沉浮浮的航行。在這場慘烈的文化之戰中，才子們為了民族藝術的生存與振興而奮鬥。

主要藝術碩果成就於二十世紀前半頁的一批傳統型大師：傅抱石、齊白石、潘天壽、張大千、黃賓虹等，繼續用如椽之筆演繹著傳統文化精神，因為他們的努力，傳統文化在藝術上閃射出了最後一束耀眼的光亮。但在耀眼的光亮中，我們感受到了傳統畫的藝術精神盛筵過後的落寞：傅抱石前無古人的筆墨技法中，已包含了他留學日本學到的水彩技法元素。齊白石大部分作品的內在精神已經開始疏離出世脫俗的道釋文化，更多地展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農民內心的純良和質樸。潘天壽儘管自認為是一個地道的傳統畫家，但他在畫面中把強調視覺效果的構成關係推到極致的創作方法，倒使人不敢相信他從未受過西方現代藝術的影響;在畫傳統技法方面幾乎無所不能的張大千，最後留名史冊的卻是他晚年的創作，具有濃郁西方現代藝術意味的潑墨重彩作品。黃賓虹出入無蹤跡的筆觸形成的晦明有度的畫面，實現了他終身追求的 「渾厚華滋」，但其中已寒塘雁跡般地融入了西方藝術安身立命的明暗關係。儘管在這一代大師的作品中傳統的藝術精神，已不如古代大師作品中的那麼純粹，但傳統文化還是被他們演繹成一場輝煌的壓軸戲。

其時，在亡種滅族的威脅下，以出世脫俗為精神指歸的傳統畫，客觀上背離了人類求生存的本能，成為走向亡種滅族命運的催化劑。

面對此情此境，1917年康有為的痛首疾呼：「近世之畫衰敗極矣!」應該是代表了當時熱血人士的心聲。

兩千年的畫急需新的精神作為路標。

徐悲鴻 水墨奔馬圖

一條文明之河的發展與壯大，僅靠源頭之水是遠遠不夠的，更多的要靠途中不斷地匯聚百川。

其時，由徐悲鴻引進的更為適合時代需要的、富有科學精神的現實主義，逐步取代著畫的道釋文化精神。在現實主義精神的指引下，徐悲鴻、蔣兆和及徐門一批弟子，緣於特定時代激情的感召，創作了許多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為喚醒和激勵民眾奮起鬥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在戰爭年代作為戰鬥武器的現實主義，到了和平年代，她通俗易懂的特性很快演變為協助統治的有效工具。

近幾十年中，主體功能作為政治附庸又失卻傳統文化作為內在支撐的現實主義藝術，走入被功利化應用和與傳統文化產生深層次矛盾的雙重困境。第一個困境是現實主義的庸俗化，大量政治性圖片被當作藝術品供奉，客觀上成為政治治理中的教輔材料，現實主義的深刻性、批判性被膚淺的、表面的真實性魚目混珠。紅、光、亮的肖像與矯飾的現實生活都是掛著現實主義的招牌，讓現實主義蒙羞。第二個困境是在藝術趣味、語言、技法諸方面，都難以適應現實主義藝術的畫，客觀上成為現實主義的對立物。對畫而言，現實主義藝術有喧賓奪主之嫌，隱隱地挫傷了一些人的民族情結。近幾十年對徐悲鴻各種是是非非的言說，皆根源於此。在這雙重困境下，現實主義藝術在畫領域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和完善。從而現實主義藝術開創於徐悲鴻，成熟於徐悲鴻及同代人，這真是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結果。更令我們猝不及防的是(這也是徐悲鴻所無法預料的)，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使社會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突飛猛進，對應於古代社會的現實主義藝術的生存土壤，比春天的積雪消融得還快，符合現代高科技文明特性的抽象思維，正一步步化解並無可選擇地逐步取代著古典的具象思維。雖然，現在世俗的生活中，古典形態的現實主義作品還有著很大的市場，被許多老百姓及一些跟風的文化人鍾愛，但藝術品的真實生命，不是由當時社會表面上的接受度來衡量的，而是取決於作品是否符合藝術發展的內在規律，及是否具有符合時代精神的藝術語言。這讓人們自然聯想到在19世紀，當初被排斥的印象派，最終徹底取代了當時許多風光無限、地位至尊、深受世俗推崇的古典風格畫家的歷史場景。史論界巨擘貢布里希有極為準確的描述：「連當今歷史學家對19世紀的『官方藝術』的了解也微乎其微。」因而，畫的現實主義只能作為畫藝術與西方古典藝術交匯的歷史存在。徐悲鴻引入的現實主義藝術，對畫最偉大的貢獻在於：通過倡導和普及現實主義，把其中內含的西方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科學精神，融入了畫。實事求是、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引導畫家走出對傳統文化的冥想而轉向現實生活，構架了一座從傳統通向現代的橋樑。

我們如果再乞望於時過境遷的、矯飾的現實主義，只能把畫推向死亡。

「歷史是無情的。」雖然是一句老話，卻是真理!

二、共同的困難

面對文明的不斷國際化，正如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說：「……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發生了文化的跨國流動。」在文化的快速交匯中，民族性形態的邊緣在不斷弱化、模糊化。所有的文化樣式，無可避免地面對著一個既熟悉又陌生，並正在快速變化、融匯、發展的社會。藝術的視野必然從地域性轉向全球性，藝術無可避免地要關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關心整個人類的命運和喜怒哀樂，已經是當今世界上有生命力的藝術的共同任務。因而，所有藝術形式所包含的思想和理念，都要放在世界範圍內接受檢驗，除非自願退化消亡。

人類的文明發展至今，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念、生存理念之爭，已被自由、平等、民主這些共同的信仰所落實。回想在這艱難的鬥爭與久遠的進化過程中，在藝術領域，我們時時想到這些光輝燦爛的名字：文藝復興三傑、戈雅、杜米埃、德拉克羅瓦、高更、畢加索……

面對這個文化的主體使命已經轉移了的現代世界，是什麼新內容，成為人類共同關心及需要努力解決的呢?

李可染 紹山聖地

當今社會與古代相比，科學，已成為推動文明發展和改變文明性質的根本原因與最大動力。

300年前的伽利略、牛頓在科學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為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此，人類在求知和慾望的支配下，站在自然的對立面，利用科學這把利刃，開始了對自然解剖與索取的長征。

其實，科學是美好的。在人與自然這一最基礎的關係中，只有通過科學，人類才有可能輕鬆、幸福地在自然中生存，沒有誰願意回到茹毛飲血的年代。現在的問題是，人性的完善程度落後於科學的發展速度，人類沒有很好地用理性支配科學，而是被自身無節制的慾望制肘。她無數倍地擴展了人類的能量並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日新月異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但令人沮傷的是好景不長，相對於人類漫長的文明史而言，人類品嘗科學帶來的果實才剛剛開始，科學就充分體現了雙刃劍的特性——她刺激了人類對自然無節制的慾望，超量的需求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關係，各類能源緊張、環境惡化的信息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人類已經開始品嘗由非理性的貪婪所釀成的苦果。如不儘快力挽狂瀾，人類未來的命運可能還不如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中的惡老太婆。

現代科技不僅帶來了環境危機，還武裝了人性中自私、殘忍的一面，帶來了毀滅性戰爭的危機。在人口和無節制的慾望急增的情況下，為生存和高消費生活引發的小範圍戰爭從未停止過，更有大規模的、真槍實彈、毀滅性的戰爭信號，時常通過現代媒體灼燒著人們的心靈。僵持不下的制核與反制核事件，近年來一直是全世界的頭號新聞。人類雖然從兩次世界大戰中，品嘗了戰爭的創傷與苦果，深層次地認識到了人類潛在的醜陋，及傳統文明中陰暗、虛偽、殘忍的一面，並依靠創傷的記憶和理性的支持，在幾十年中保持了大範圍和平;雖然在局部的戰爭中，利用高科技努力實現極小數量的殺傷，但毀滅性戰爭的危險並沒消失。從現代武器具有魔鬼般能量的層面上看待，可以說，戰爭比以往更危險，現代戰爭的含義不是以往的戰爭所能解釋。人類現有的核武器足以數次毀滅自身，早已不是什麼軍事秘密。現代化的戰爭武器一旦失控，人類的滅頂之災也只是眨眼之間。因此，現代的人類時刻生活在自製的活火山口上。

三、歷史的局限 藝術的使命

因此，對環境的愛護、對和平的追求，應當是人類當前和未來最迫切的共同任務。

我們沒有理由，也不能弱智到等環境災難無法逆轉時，再想到節制高度膨脹的物慾;同樣，也不需要經歷屍橫遍野、寸草不生的核戰爭來重新認識和平的意義。

解決這兩個問題，我們不能僅僅依靠汗牛充棟，卻難以實施的環保法規和朝令夕改的裁軍、裁核承諾。環保法規的效率低下，肇始於追逐小團體的利益及相互間的失信，各自都竭盡全力為自身的惡行尋找遁詞，使生存環境走上惡性循環的魔道;「以暴制暴」、「戰爭為了和平」等傳統的平衡法則，是難以實現真正長久和平的重要因素。這類法則植根於對人類內心善性的失信，而這失信的信念滋生於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在西方文明史中，奠基於伽利略、牛頓的現代科學，提高了人類在自然中生存的能力。但其機械的、決定論的思維模式中內含的二元論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人類的生存法則。美國後現代世界中心主任大衛格里芬曾說：「二元論認為自然界是毫無知覺的，就此而言，它為現代性肆意統治和掠奪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種類的生命)的慾望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理由。」因此，人們有案可稽地制定了一系列有著明確是非標準的行為規則，強有力地維持著社會的運轉。但在客觀的現實生活中，許多成則王、敗則寇的動物法則依然帶著真理的桂冠，衡量是與非、真理與謬誤的標尺刻度，常常以強者的利益大小和奮鬥方向來設定和解釋。這必然導致要求人人執行的是非標準，並不能時時體現真理性。「以暴制暴」、「戰爭為了和平」的平衡法則，勢必不能激發人們超越利益而追求正義，常常適得其反地積澱著仇恨，使暴力升級(此論並非否認真理與謬誤、正義與邪惡的客觀存在，只是強調隨著社會的發展、認識的提高，應多角度、多層次看待傳統的標準和法則，採取更為文明的實踐方式解決問題)。因此，只有改變和減少文化中的對立因素，才能從源頭化解現實中對立所帶來的災難。對立並不會因為良好的願望而減少，我們應當認識到對立的看法，是以西方為代表的二元論哲學思想，對世界作出的機械理解，它有著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和災難性。

黃賓虹 山水_

對立與統一是事物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屬性，它時時伴隨著人類的文明活動。文明活動的歷史軌跡是其自身內在規律的外在顯現，但對規律的運用和把握則常常是人類選擇的結果。如果沒有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也許我們獨裁的封建社會沒有如此穩定和悠久;如果沒有華盛頓的主動讓位使民主制度名副其實，美國也許不會有今天的強大;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人民可能還在手揮「紅寶書」，口呼「萬歲」;南北朝鮮的存在、柏林牆、冷戰格局的歷史和消失……這一切都離不開人類主觀的選擇。以往的文明史更多地證明了事物對立面的存在，更多地強化了生物性本能的部分，以至於常常鼓勵人們在生活中理直氣壯地向錯誤的方向發展。回顧歷史，我們有責任將對未來世界的認識，往更有利於完善人性的道路上引領，要認識到事物完整一體、互相依存的本來面目，建立重和諧統一、輕對立鬥爭的認識方式，人類才能走上主動弱化或超越對立的道路。

但內在的、天然的動物性使得人類在利益面前，常常如弗洛伊德所說的那樣，不能成為自己的主人，去摧毀理性的柵欄或撕開層層包裹著的文明外衣，走上對立的老路使自身蒙難。因此，對立的改變和減少除了依靠相應的文明規範，還要依靠人類心靈深處的、感性的、超越思辨的善的能量，這個能量應當成為改變和減少對立的最初驅動力，成為減少和扼殺萌芽狀罪惡的利器。令人不寒而慄的是，人類在爭奪利益的漫長歷史中，在對立這一天經地義般原則的指導下，追逐局部利益，引發層層災難，深埋了人內在的善性。

沒有良好的生存與和平環境，人類所有的文明行為都將化為烏有。為了獲得理想的環境和社會制度，人類利用法律來遏制越軌之舉，但慾望與法律對抗的天性，導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結果——法律雖然構築了社會生活的基本格局，但法律條文的間隙里塞滿了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罪惡。雖然道德為清除這類罪惡承擔著義工的角色，但道德自身具有的歷史性、地域性，及與現實生活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常常使之蒼白無力，甚至自相矛盾。構建於文明框架之上的法律與道德，受制於文明自身的發展高度，它們的每一點進步，都以對以往文明的某些部分作出艱難的修正，或以各種形式的衝突為代價，時而包含著血腥。

除了法律和道德之外，我們原本可以從宗教那裡借上帝之手，適度地撫平人們不平衡的心弦。宗教建築於未知和理想兩大基石之上，隨著科學的發展，自然的諸多未知的謎團被解開，存在於人們內心的神秘和信仰被逐步剝離了，伴隨宗教的一系列行為和道德規範受到輕視和質疑。當今的世界，總體上成為一個高度物化而缺少信仰的時代。對宗教的信仰已經轉化為對知識的崇拜，人們在內心深處，已經不再依靠上帝來維繫社會良性的生存與發展，這個重任落在了人類自己建設的文化的肩上。文化的本質是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秩序，符合和推進社會健康發展的新秩序的建立是文化的必然使命。

當今文化的首要使命，就是追求良好的與和平的生存環境這個全人類的總目標。它依賴於各種各樣的文明力量去實現。

蝦 齊白石

藝術——這個文明中的重要一分子，理應為此作出自己的貢獻。藝術如何對這個目標的實現有所裨益，是每一個對人類懷有大愛之心的所自然面臨的問題。

用藝術的方法參與，雖然不如法律、道德那樣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功效，但藝術依靠喚醒人靈魂深處對美和善的渴望的動力，去自覺地、潛意識地抵制丑與惡;依靠對社會及人自身的丑與惡的暴露和批判，為人類的活動提供警示。藝術實踐方式的特性，決定了藝術在解決這個問題上能夠作出無可替代的貢獻。藝術依靠直指心底的、最本能的溝通方式，超越了其他溝通方式所無法逾越的障礙，更有價值的是，藝術化被動執行規則，為主動釋放人內在的善的能量去推動文明，因此，這個能量是巨大且不竭的。

文明發展到今天，發自內心、柔弱似水的善的能量，應當遠遠大於訴於外形、張牙舞爪的武力，儘管武力在歷史上扮演了一號主角。更讓我們充滿信心和希望的是，整個社會所擁有的巨大物質財富，為善性的釋放提供了生存底線。只有人類內在的善性持續地、自覺地發揮作用，人類才能在誘惑面前抵禦自身的劣根性，才能使文明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為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與抵制戰爭提供可能。

只有善性得到張揚並成為自覺的行為，人類美好的生存環境和真正的、永久的和平才能悄然而至，所有的幸福才有了切實的保證。

四、豐富的精神資源

不同的藝術以不同方式對善與和平給予詮釋，這正是藝術的魅力所在。

畫在這個命題面前有著獨特的優勢。

這個優勢來源於我們自身的文明。相比於西方文明，中華民族泛神論的宗教觀，塑造了自身文明的性格和特點。這種宗教態度下的人民，培育了中華民族性格中包容性的特質。生活態度也更為務實，他們不把目光盯著蒼天，冥想看不見的上帝，而把目光緊緊盯著生活其中的一草一木。五千年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統文明，培育了一棵深深地紮根於人內心的，善良且愛好和平的參天大樹。

這棵大樹碩果累累：儒家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充滿善良、和平願望的儒家思想，是人時刻提醒自己行為的信條;飄飄欲仙、鶴髮童顏是人們對道家思想的形象寫照，其鄙視爭鬥、崇尚平等、順應自然的內在精神，染就了人與人為善、與世無爭的心理底色;被按照人的願望改造之後的佛教，更以她空前的普及性，傳播著普渡眾生的思想，使人們都以善待萬物為美好品質;我們還可以到中絕的墨家學說里，吸取「兼愛」、「非攻」這些與現代社會遙相呼應的思想。誠然，這些古典的人文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夾雜著許多歷史性的糟粕，但我們可以運用現代眼光進行重新解讀，從中提取對未來有積極意義的思想資源，這也是對歷史必備的態度。

比這些有案可稽的思想更為鮮活、更可信賴的是，在這激烈競爭的現代化社會中，中華傳統文明的基石——成千上萬正在廣袤的田野上，與土地整日作緊密接觸的農民，幾千年不變的，依靠辛勤勞作和自然賜予的生存方式，使他們依然保留著善良的心性。張岱年、程宜山在他們《文化論爭》的書中說：「人勤勞、樸實、節儉、樂於助人、注重人際關係的和諧等美德，是長期農業生活熏陶的結果。」雖然農民性格中無原則、少追求的缺陷，造成了他們自身命運的坎坷與不幸，但善良這一用勞動和歷史澆灌起來的苦菜花，卻奠定了我們的文明極富人性的內在品質。

在人類文明的初級階段，人民的善良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作威作福的搖籃。但是，在現代社會，獨裁像黎明前的鬼魅一樣逐漸消失在黑暗中，我們理應將歷經幾千年的、已化入骨髓的農民性格中的善提煉出來，並用現代工藝製成蜜糖與全人類分享。這種善不是通過追求和思索得來的，她是幾千年農業文明的自然積澱。提煉之後的善不再是被欺壓的標誌，而是發自於敞開的心扉對泥土的愛，她如晨露般玲瓏剔透，若鮮花般燦爛;這種善不是懦弱及對邪惡視而不見的混合體，而是用大地般的胸懷寬容著人性的缺陷、消解著生活中的污垢，它足以抵消和超越農民性格中諸多的先天不足;這種善如陽光，如雨水，如空氣，她太平常了。也正因此，她太珍貴了。她根源於對美好的敬仰和對大地母親的膜拜，因此，她充滿了生命和力量。

也正是這種善，在近幾十年中自覺地、無形地抵禦著西方現代藝術中暴力和血腥的成分，並潛移默化地塑造著未來藝術的形態。我們要把這種善融入藝術中，用藝術這一世界語把她傳入全人類心中，為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作出我們獨特的貢獻。

五、新的藝術精神

因此，中華民族對善與和平的理解和追求，就是未來畫的新的藝術精神!猶如道釋文化中回歸自然、淡泊於世的思想是傳統畫的藝術精神。

新的藝術精神是時代、全人類的需要和我們固有文明的結合，具有了世界和民族的雙重性。藝術自從走出自娛自樂的初始階段之後，就成為有目的文明行為，其最終目的應該是善意的、功利的、社會的。新的藝術精神是現代社會往健康道路上發展的必需品，是當今人類調和自然及自身過程中的價值取向。藝術特殊的作用方式，決定了她存在的前提必須是個性化的，個性化的內涵是由其文化內在的價值判斷所決定的。社會的需要和個性的文化自然結合，才是任何民族藝術存在於現代社會的價值前提。未來的畫也不能例外，在精神空間的表達上，她必須超越傳統畫藝術精神地域性的局限;但又是用民族文化的視角思考，並參與解決當今全人類共同的問題。新的藝術精神具備了這兩者的功能，使未來畫具有了世界和民族的雙重性。

新的藝術精神的內在理念擺脫了在以往歷史中，常常被演化並扭曲為統治者達到功利目的工具的命運，是建立在當今人類所共同信仰的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念之上，她從而獲取了現代的、獨立的、人格上的意義。對善與和平的追求是悠久的文明史中固有的成分。但在久遠的歷史中，她始終被限定在封建文化的不平等性、服從性的價值觀念之內，其結果是：無論是儒家的「仁」、道家的「無為」、還是佛家的善心、善行、還有人民的善良……都被演化並扭曲為封建統治者進行殘酷統治的巨大的無形資產。只有當她建立在當今人類所共同信仰的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念之上，她才可能恢複本性，回到正途，造福於當今社會，同時獲取了現代的、獨立的、人格上的意義。

新的藝術精神區別於傳統畫的藝術思想，但又發軔於自身傳統文化，是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必然選擇和應用。有目共睹，近百年的畫，一直艱難地維繫於氣若遊絲般的道釋思想，使畫家用文不對題的傳統筆墨追求著時代精神，其結果必然是緣木求魚。不符合甚至與現代社會背道而馳的藝術思想，使當今的畫只能在歷史的光環里苟且偷生。新的藝術精神符合時代所需，區別於傳統畫的藝術思想，但我們文化中富有的思想資源又是新的藝術精神的本質內容，決定了新的藝術精神是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必然選擇和應用，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因子得到發揚光大。

新的藝術精神又區別於西方藝術抽象的理念，她是文化中實用理性思維方式的產物，有著鮮明的文化個性，從而擺脫殖民性。在當今的畫壇，今非昔比的現實生活，使傳統畫的藝術思想正日益飄逝於我們的心靈，滯后的思想建設，迫使藝術家奔走於各種西方的藝術理念之間。其舶來的性質，使畫家在精神上常常處於流離失所的狀態，內在的不可避免的殖民性，使他們的作品難以根深葉茂。只有產生於自身思維方式的新的藝術精神，才能使藝術家自覺、自然地回歸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在根本上消除這個缺陷。新的藝術精神不臣服於西方藝術中古典、現代、後現代……以及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等等機械的劃分。她孕育於客觀的現實生活，有著明確的、實用的目的，是傳統的實用理性思維方式的產物。她因承緒了自身的文化傳統，凸顯了文化個性，有利於在廣泛的層面上被接受，從而最大限度地現實化。又因她關注的是現代社會共同的問題，畫必然躍上現代世界藝術這個平台與其他藝術平等對話，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主，從根本上擺脫殖民性。

新的藝術精神是為了參與和干預現實生活而存在的，以其積極的、入世的人文精神取代傳統畫中消極的、出世的人生觀。這種干預和取代歸功於社會整體的進步，它為藝術家直面人生、直抒胸臆創造了相對寬容的人文環境。藝術家逐步成為自己和社會的主人，改變了傳統文人畫家滿腹牢騷的怨婦形象，把異化了的人格拉回到正常的人性之中。這種轉變包含了人類為追求自由、平等所付出的種種奮鬥的神聖性。

新的藝術精神是一個當下的、開放的藝術理念，這種當下性、開放性，有利於她以新的姿態適合新的時代。當下性來自於現時社會狀態下，對人自身的善性作深度開發的急需，這已經成為每一個有良知的地球人都應當努力為之的事。當下的豐富性，使之避開了呆板化、口號化與教條化，每一個藝術家，都可能根據自己豐富的現實生活和理想，對她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表達。開放性取決於豐富多彩的、文化和思想多元化的現代生活，確保了其開放的品質。開放性使新的藝術精神始終探索于思想的前沿而保持敏銳度，以時變時新的姿態詮釋著自身的存在。

新的藝術精神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及良好的人文環境作為生長的土壤，能夠保持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在東西方兩大文明發展史中，西方文明在研究、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東方文明無法比擬的成績。與西方文化相比較，在的傳統文化中，如何協調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這兩者關係，有著豐富的歷史積累，要富有於、不同於西方歷史的積累。幾千年的文化，滋養培育了人順應自然、與善為友、以和為貴的習俗(當然，我們必須非常理性地，剔除掉沉澱在悠久歷史中的渣滓)，現實的生活方式往往比許多高深的理論更有感染力，能給藝術家帶來取之不盡的靈感。這些正是新的藝術精神獲得不竭的生命能源的淵藪。

新的藝術精神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在當代社會情緒性的擴張，而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對文明發展所作出的應有貢獻。民族、國家……這些人類文明史中的古老產品，最終要被文明的步伐所跨越，對民族性作落後於時代的過分強調，都將玷污文明的純潔性，也將違背人民的最終利益。人類的不懈努力，已經使文明的旅程，往消除民族之間歷史性的、無未來意義的障礙的道路上邁進，在這條未來的、寬闊的大道上，需要各民族拋開利己的情緒性干擾，理性地貢獻出本民族優良的、有利於未來人類健康發展的文明範式，與他民族的文明範式并行不悖地走向未來。新的藝術精神正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對文明發展所作出的當仁不讓的貢獻。

新的藝術精神將激發出畫家極大的創造欲，迎來畫的一個嶄新的時代。新的藝術精神為畫，提出了一個符合當代社會需要的藝術使命，向人類展示了中華民族一種積極健康的文明姿態。把當代的畫家，帶入一個可以盡情施展才能的廣闊空間，最大限度地張揚他們的激情和創造力。新的藝術精神的藝術解讀，需要藝術家天馬行空般的原創性，任何已有的語言形式都不能成為楷模，藝術家不再承受任何傳統語言模式的羈絆，千年相傳的、畫獨有的筆和墨，將真正地、徹底地得到解放，每一個藝術家真正成為自己藝術的主人。富有活力、符合社會需要的藝術創造，必將迎來畫的一個嶄新的時代。

追求和表達善與和平的新的藝術精神，植根於中華民族傳統文明與我們充滿活力的現實生活。她是中華文明在現代、未來世界的藝術舞台上彰顯持久生命力的表徵，也是中華文明在現代社會作出現代性貢獻的表徵，更是中華文明之河以更為廣闊的姿態汩汩向前的表徵。

每一個畫家都應該在新的藝術精神的鼓舞下，為建設一個我們自己的精神家園而工作!為畫的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而共同不懈地努力!為人類貢獻出有利於促進健康、和平生存的藝術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