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與北京大學

導語

一百年前，《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雜陳，思潮紛呈，主流是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的思想啟蒙運動，同時各種思想主張、思想流派也都在舞台上紛紛亮相，構成新文化運動豐富多彩的歷史面相。本文以新文化運動時期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劉師培的經歷與主張為例，展示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個側面，即主張國粹、國故一派人的思想主張與學術理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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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

清末民初，劉師培是個風雲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斷有令人矚目的表演，從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到清廷幕僚、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又在學術舞台上連創佳績，甚至與章太炎齊名，並稱「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劉師培字申叔)。這樣一位橫跨政、學兩界的聲名顯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後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度過的。此時的北大，正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劉師培在校本以講學育人為主，且取得垂範後世的成就，但在這一時代大潮的裹挾之下，也無法完全置身事外。

1908年劉師培（右四）、何震（右二）與柳亞子、蘇曼殊等在上海合影。

1917年初，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學，隨即援引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就職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薦因擁袁稱帝失敗而避居天津的劉師培來北大任教。據與晚年陳獨秀來往密切的台靜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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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據我聽到的，還是陳獨秀先生的意思。當袁世凱垮台後，獨秀去看他，借住在廟裡，身體羸弱，情形甚是狼狽。問他願不願教書，他表示教書可以，不過目前身體太壞，需要短期休養。於是獨秀跟蔡先生說，蔡先生也就同意了。」

實際上，蔡元培與陳獨秀皆是劉師培的舊友。1903年，劉師培在上海分別與兩人相識，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編輯《警鐘日報》時，首先向蔡提及陳獨秀，從而使蔡對陳留下深刻印象。此後雖因劉師培政治立場的變化導致他與蔡、陳的關係有所疏遠，但蔡、陳二人始終是關注他的動向並在關鍵時刻施以援手的，尤其是陳獨秀。所以這次陳向蔡薦舉劉師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順理成章之事，何況劉以國學大師著稱，蔡又以「兼容並包」為辦校宗旨。

劉師培進入北大后，出任文學門（1919年改為文學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導教師，並為國史編纂處纂輯員，月薪280元。他所擔任的課程有「文學」、「中古文學史」、「文學史」等。此時的文學門，人才薈萃，與劉師培共同執教的有黃侃、黃節、吳梅、錢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聽講的學生有羅常培、楊振聲、俞平伯、傅斯年、許德珩、鄭天挺、范文瀾、羅庸、楊亮功、夏承棟、張煦等，大都在後來卓有成就。關於劉師培的教學情形，楊亮功曾有回憶：

「劉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學史，他所講的是漢魏六朝文學源流與變遷。他編有《中古文學史講義》。但上課時總是兩手空空，不攜帶片紙隻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講下去。聲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經驗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寫字，不得已時偶爾寫一兩個字，多是殘缺不全。」

「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就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當時學生都很佩服。」

「君(指劉師培)是時病瘵已深，不能高聲講演，然所編講義，原原本本，甚為學生所歡迎。」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學門先後分別成立了研究所，劉師培與其他教授一樣，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國文門的指導教師。他所指導的研究科目最多，為經學、史傳、中世文學史、諸子四科，國文教員中，其次為黃侃，擔任自漢至隋文、文選、文心雕龍三科，余者僅擔任一科，如朱希祖：晉以前詩史；錢玄同：文字學(形體、音韻)；吳梅：曲史；劉半農：謠諺史；周作人：唐以前小說史。由此可以看出，身為國學大師的劉師培，因具有廣博的知識素養和造就(其所擔任的四科已橫跨經、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導之研究者以貫通的學術訓練，這在當時已形成多專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隊伍里至為難得。不過，由於身體欠佳，後來他已很難定期指導，只能時而與諸研究員開會研討。

在擔當文學門教授、文科研究所導師的同時，劉師培還被聘為國史編纂處纂輯員。袁世凱當政時，曾聘湖南名士王闓運主持成立了國史館，王死後，機構徒有虛名。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決定將國史館併入北京大學，改為國史編纂處，以蔡元培校長兼任處長。國史編纂處分纂輯與徵集二股，纂輯股纂輯民國史及歷代通史，徵集股掌徵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劉師培、屠寄、錢恂、張相文、葉瀚、沈兼士、周作人等為纂輯股纂輯員。劉師培負責通史部政治史長編之「志」和文明史長編之「風俗」。他為這項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務員與書記的協助下，很快就編出大量稿本。遺憾的是，當五四運動發生，蔡元培離京出走之際，徐樹錚乘機向國務院提出取消北大國史編纂處，收回直屬國務院，仍稱國史館，致使這項工作被迫中斷，所取得的成績完全付之流水了。

除教學和研究活動外，平日里劉師培是不大在校園中露面的，他自己說，因「抱疾歲余，閉關謝客，於校中教員素鮮接洽」。周作人也回憶道，與劉師培「同在國文系裡任課，可是一直沒有見過面；總計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說的文科教授會裡，遠遠地望見他，那時大約他的肺病已經很是嚴重，所以身體瘦弱，簡單地說了幾句話，聲音也很低微，完全是個病夫模樣，其後也就沒有再見到他了」。不過儘管如此，劉師培也並非不問世事，有些校內事務還是參與的。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進德會，徵求會員，劉師培很快便加入其中，併當選為該會評議員。另外，應李泰棻之請，還曾在經學上指教於他。

1919年11月20日，劉師培因病去世，享年36歲。12月3日，在妙光閣出殯、公祭，「喪事由陳獨秀先生主持」，文學系諸同學參與「共同料理喪事，將劉先生遺著檢齊，送交北大圖書館保存」。翌年3月，也是由陳獨秀派劉師培之弟子劉文典等人送靈柩回其故鄉揚州安葬。

2.

文學史的講授與編纂

在北大的三年裡，劉師培學術上所做影響最為深遠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關「文學」、「文學史」課程的講授與《中古文學史講義》的出版，它使《文選》派在文派之爭中獲得勝利，並在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後世的「典範」。

北大之有「文學史」課程，是從1903年開始的。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勢力開始在京師大學堂文科居於優勢。1914年起，章太炎一系的學者開始進入北大，章的弟子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黃侃等陸續進入北大任教。

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其後彙集講義而成《文心雕龍札記》一書，頗得時譽，成為代表《文選》派的文論名著。與此同時，姚永朴仍在北大講授桐城派的理論，著《文學研究法》，亦頗得時譽。雙方在文學觀念上針鋒相對，但桐城派自林紓、姚永概離去后已是元氣大傷，《文選》派則有章門弟子作後盾而士氣正旺，所以後者漸佔上風。

黃侃

黃侃雖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學理論方面更多受到劉師培的影響。兩人年歲相若，結識甚早，一直保持著朋友的關係。同在北大任教時，黃侃自覺經學不及劉師培，竟拜劉為師。

劉師培的學說是《文選》派的後勁，他儘管1917年方任教北大，可其文學主張十年前就已獨樹一幟。作為揚州後學，他繼承並發展了鄉先賢阮元的文學思想，強調「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而且他對桐城派甚為不滿，加以指斥。對於劉師培的文學觀念，章太炎並不完全贊同，黃侃則折中師說，推陳出新，但見解上更靠近劉師培。黃、劉二人1917年在北大攜手共講「文學」課，使《文選》派一舉佔領北大講壇。而姚永朴也恰在這一年離開北大，象徵著桐城文派的退出講台。

從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轉為提倡魏晉六朝文。《文選》派所推崇的魏晉風度、六朝文章，經章太炎及魯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轉化，成為現代最值得重視的傳統文學資源。

對於「文學史」，劉師培並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等文縱論文章之起源、發展歷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學發展歷史。所以一當進入北京大學，講授文學史，編寫教科書，在他那裡是駕輕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講授文學史，還有一重意義，那就是摒棄了桐城派以傳統文論代文學史的套路，而是以「文學史」作為知識傳授的主要途徑。從此以後，「文學史」的講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來，形成較穩定的理路與方法，一直延續至今。

劉師培在北大時的講義和有關講授內容主要有《中古文學史講義》、《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文心雕龍講錄二種》等。《中古文學史講義》1917年即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並在此後多次再版；《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龍講錄二種》均為羅常培筆錄。這其中《中古文學史講義》最為著名，差不多成了經典之作。魯迅曾讚譽道，文學史一類「我看過已刊的書，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多」。《中古文學史》「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魯迅的看法可說是代表了當時不少專家的共識，並非過譽。

《中古文學史講義》

總之，劉師培在北大所從事的文學史教學與研究活動，尤其是《中古文學史講義》的出版，確實起到了垂之後世的「典範」作用。誠如有論者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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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學界，真正將『文學史』作為一『專門學問』來深入探討，而且其著述的影響歷久不衰者，此書很可能是第一部。」

3.

>《國故》<<<

劉師培在北大期間所做的一件大事，是充任《國故》月刊的總編輯。此舉以往被視為是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甚而被認作其「反動」本質不改的表徵。

劉師培進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為和「保守」的文化觀念而為人訾議。曾為劉氏老友、此時同為文學門教授的黃節致函蔡元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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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叔為人，反覆無恥，其文章學問縱有足觀……不當引為師儒，貽學校羞。」在學生中，「新潮派學生對於辜(鴻銘)、劉(師培)二氏攻擊之更不遺餘力」，對此，一貫秉持「兼容並包」之辦學思想的蔡元培開導他們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復辟或君主立憲。」

漸漸地，劉師培憑著講學著述的卓異成就贏得學生們的尊敬，不料一個刊物的創辦卻打亂了他寧靜的書齋生活，使他不自覺地被捲入時代大潮的漩渦中。

1919年1月26日，《國故》月刊社在劉師培宅正式成立，這是一個「以昌明固有之學術為宗旨」的月刊。它的發起始末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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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初，俞士鎮、薛祥綏、楊湜生、張煊慨然於國學淪夷，欲發起學報，以圖挽救。遂定期於張煊處討論一次並草定簡章數條，決定首謁教員徵求同意，次向校長陳述。嗣謁諸教員皆蒙贊允，同學加入者甚夥，遂謁校長，請助經費。校長允與墊辦，俟社中經費充裕時，再行償還。次日用發起人二十人名義上校長函請款，支領開辦費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

劉師培、黃侃出任《國故》總編輯，陳漢章、馬敘倫、康寶忠、吳梅、黃節、屠孝寔、林損、陳鍾凡出任特別編輯，張煊、薛祥綏、俞士鎮、許本裕等十名同學出任編輯。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報》發表《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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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氏任校長后，氣象為之一變，尤以文科為甚。文科學長陳獨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既前後抒其議論於《新青年》雜誌……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學說。」「顧同時與之對峙者，有舊文學一派。舊派中以劉師培氏為之首，其他如黃侃、馬敘倫等，則與劉氏結合……亦組織一種雜誌，曰《國故》……二派雜誌，旗鼓相當，互相爭辯，當亦有裨於文化。第不言忘其辯論之範圍，純任意氣，各以惡聲相報復耳。」

《公言報》的這篇報道，立即遭到《國故》月刊社和劉師培的駁斥，劉在致《公言報》函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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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十八日貴報《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一則，多與事實不符。鄙人雖主大學講席，然抱疾歲余，閉關謝客，於校中教員素鮮接洽，安有結合之事？又《國故》月刊由文科學員發起，雖以保存國粹為宗旨，亦非與《新潮》諸雜誌互相爭辯也。祈即查照更正，是為至荷!」

可見在劉師培眼裡，提倡國故，「保存國粹」，並不意味著排斥新思潮，兩者可并行不悖。但這種看法恐為劉的一廂情願，因為從此之後，他便被視為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的頑固、守舊一方的代表者之一，而且在習慣把擁護或反對新文化作為評判時人進步或反動之準繩的語境下，又有「反動」之嫌。不過今天回過頭來平心靜氣地審視，劉師培的看法亦不無道理。

本來劉師培在北大是「講學而不論政」的，這或許是他吸取以往從政論政不得善果的教訓所致。不過對於文化問題，他還是保有自己的觀念並不時表露出來。

相對而言，政治雖有其基本準則，但卻是隨局勢變動的；而文化觀念乃周圍環境長期熏陶下所形成之價值取向，輕易難以改觀。當然，在一定時期和特殊條件下，政治與文化是糾結在一起的，文化見解的差異往往被視作政治立場不同的表徵，五四時期便是如此。劉師培本為「國粹派」學者，是1905年《國粹學報》創刊后最重要的撰稿人。該派學者的宗旨為「研究國學，保存國粹」，劉師培對此終生倡導之，儘管他曾一度在政治上信奉無政府主義。《國故》創刊前的1918年夏，劉師培等人即曾計劃復刊《國粹學報》、《國粹彙編》，事雖未果，卻表明他仍想繼續當年的事業。此舉曾遭魯迅斥責，而且以魯迅在當時和後世的地位與影響，他的看法自然成了評判是非的一個標準。以此為出發點，《國故》月刊當然也是該被貶斥的。不過若結合當時的語境考察魯迅此言，當可看出這是在舊勢力圍攻新文化、政治態度與文化見解糾結在一起的情境下所發的憤激之言，因此一情境已導致「守舊即反對革新」、非此即彼的偏激認識，當然魯迅疾惡如仇的個性使得其言辭格外尖銳、有力。如果超越這一特定情境，從學理角度平心而論，劉師培出任《國故》總編輯，不過是他再次繼續《國粹學報》時期的事業而已。

從《國粹學報》的基本主張來看，其宗旨雖為「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但對西學並不排斥，而是力主「會通」中西學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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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所以觀會通也……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線，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皙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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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學無論其屬於國故，抑屬於歐化，皆有研究之價值，皆當儘力發揮……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寫歐化者，恆謂研究國故者無世界眼光。夫以國故為至高之學，謂即此已足，無事外求者，信乎其無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歐化而蔑視國故者，其無世界眼光正與之等……吾為斯言，非反對輸入歐化也……不過借外說以補己說之不足耳。」

從這些論述來看，《國故》月刊與《國粹學報》顯然一脈相承，宗旨都在昌明國學，但同時又不排斥西學或歐化。有人認為《國粹學報發刊辭》是劉師培所作，不論是否如此，作為刊物的《發刊辭》，其觀點至少代表了包括劉在內的主辦人的共同見解；而《國故》月刊上的主張亦必得到作為總編輯的劉師培的首肯，何況這種主張是他一向倡導的。所以，在劉師培那裡，弘揚國粹與提倡以西學為代表的新潮並不矛盾，兩者完全可以兼容并行。

在劉師培任總編輯的《國故》一至四期中，他先後發表了《毛詩詞例舉要》(略本)、《禮經舊說考略》、《蜀學祀文翁議》、《退郛詩鈔序》、《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論序贊》、《中庸說》等一系列學術論著、序跋文和碑銘等，皆為研究古典學術的學理性探討之作，無一攻擊新文化之文，甚至連與此相關的些許議論也沒有。但劉師培不等於《國故》，《國故》月刊社裡並非沒有攻擊新文化之人。據周作人回憶，該刊雖奉劉師培為首，但主辦者實為號稱「黃門侍郎」的黃侃的弟子們，劉「只顧做他的考據文章，別無主張」，其實他並不關心這場鬥爭。《國故》月刊里僅有的幾篇站在新文化對立面的文章皆出自黃侃和弟子張煊、薛祥綏之手，即黃侃的《題詞》、張煊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議》、薛祥綏的《講學救時議》，而且黃侃專以謾罵新文化及其倡導者為能事，這與劉師培形成鮮明對照。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以白話文為代表的新文學的興起，這是所謂新舊兩派之爭的關鍵。據台靜農回憶，「中文系新舊對立，只是文言白話之爭。如反軍閥統治，要求科學與民主，中文系新舊人物，似乎沒有什麼歧見」。身為中文系的教授，劉師培「在課堂上絕少批評新文學，他主張不妨用舊有的文章體裁來表達新思想，這是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此種態度，與他早年在《白話報》上大量撰寫白話文和肯定「俗語入文」、「通俗之文」相比，固然是倒退了，但與極力攻擊新文學的林紓等人的立場是有區別的，與黃侃對白話文的激烈反對態度亦不可同日而語。也就是說，在這一問題上，劉師培是較為溫和的，儘管他亦站到了白話文的對立面，回到了《文選》家的立場。

劉師培與陳獨秀的關係也很耐人尋味。劉是由陳引薦進北大的，時逢新文化運動，在人們心目中，兩人儼然分別成了「舊派」和「新派」的首領，似乎該針鋒相對，但實情恰恰相反，「兩人感情極篤，背後也互相尊重，絕無間言」。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公開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劉師培迅即與馬裕藻、馬敘倫、馬寅初等幾十位教授聯名致函京師警察廳，要求將其釋放。當然，陳獨秀與劉師培是老友，關係自非一般，但在五四時期那種文化與政治糾結在一起——文化見解之差異往往被視作政治立場之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兩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關係，當能說明一些問題。若將劉師培之所為與欲借軍閥勢力鎮壓新文化運動的林紓的言行相較，更能看出陳劉相交的意義。如果放開視界來看，新文化運動與辛亥革命運動「在人物譜繫上有一種承接的淵源」，任職於北大的部分新文化倡導者和一些對此持不同態度的文科教授，同為當年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陳獨秀與劉師培僅是其中的兩個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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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批贊成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原辛亥革命黨人之間，在進入北大前，不少有師生、師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關係，交誼並不尋常。甚至可以說，如果不用太對立立場看待他們，在北洋軍閥政府牢籠下的北京大學，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務有大興革，來自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以及來自維護傳統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關鍵當然是同樣有辛亥革命黨人的背景。」

3.

總之，劉師培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言行尤其是出任《國故》總編輯的舉動，不可簡單歸結為「倒退復古」、與新思潮相對抗，甚而認作為其「反動」本質不改的表現。他不過是秉其一貫的文化觀念行事，但在當時的特殊語境下，客觀上是站到了新文化的對立面。

需要說明的是，劉師培等人主張的「國故」和新文化運動後期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有本質區別。胡適等人主張用「評判的態度」去「整理國故」，反對盲目高談「保存國粹」。他說，所謂「評判的態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他還將「捉妖」、「打鬼」視作「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充分體現了新文化運動的理性批判精神。

劉師培在北大前後不足三年，但留下的精神遺產是很豐厚的：

一方面他以國學大師之身為北大貢獻了多方面的學術成就，尤其是以文學史教學與研究的實績垂範於世，令後學至今受益；

另一方面他為時代大潮裹挾，在新文化運動中充當了一個向來令人非議的角色，但其中的是是非非還遠未窮盡，今天仍有再討論的必要，而且討論這樣的話題，對於思考政治與文化的關係，重新界定近代史上的「新」與「舊」、「激進」與「保守」，是極為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