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費逵與「教科書革命」| 往事

在一個世紀前的這片國土上，隨著武昌起義的槍炮聲，數千年帝制訇然墜地，陌生的「共和」政權似乎一夜之間拔地而起，民國政府得以建立。勝利的來勢似乎有點過猛，讓人準備不足。接下來應該做什麼？以往奮鬥目標明確、為「革命」鏖戰拼搏的一些仁人志士們一時也莫衷一是。

這時候，有個聲音顯得分外篤定：「清帝退位，民國統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則教育革命也。」「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根據這個邏輯和推理，辛亥革命勝利之後，最緊迫之事莫過於「教科書革命」。第一個扛起這面「革命」大旗的人就是陸費逵。陸費逵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教科書研究專家，曾先後供職於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等近代著名教科書出版機構，並一手創辦中華書局且以此終老其身。他的一生，稱得上近代教科書發展的「活歷史」。在《與舒新城論教科書史書》一文中他曾說：「你問教科書過去之歷史，這一篇賬完全在我記憶里，且十之七八是我經過的，理應寫一點告訴你。」

陸費逵

對於教育、教科書的特殊功效，陸費逵一向給予高度重視。他很早就認為教育為立國之本，而教科書又為教育之本，即「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為此，他曾大聲疾呼：「蓋教育得道，則民智開、民德進、民體強，而國隆盛矣。教育不得道，則民智塞、民德退、民體弱，而國勢衰亡矣。然則欲救危亡而強盛無他，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對於在清廷暴政的腐朽統治下，學校教科書不能自由發展併發揮應有作用的情狀，陸費逵感到深惡痛絕。他義正詞嚴地指出：「往者……政體專制，束縛抑壓，不遺餘力，教科圖書鈐制彌甚。自由真理，共和大義，莫由灌輸。即國家界說，亦不得明。最近史事，亦忌直書。哀我未來之國民究有何辜，而受此精神上之慘虐也。」

革命初告成功，政體一新，久懷大志的陸費逵自然備感興奮，他迅速而機敏地出擊了。

中華民國成立的1912年元月，陸費逵在《教育雜誌》第3年第10期發表《敬告民國教育總長》一文，對當時教育改革提出了多項建議。他指出：「吾國教育方針，當采何種，固非一時所能決定，然養成共和國民，固無疑義。應由教育總長擇定方針，從速頒布。而後教員可據以施其訓練陶冶，教科書可據以定其編輯宗旨。否則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教育效果，終不可期也。」他建議民國教育應「速訂簡章，通行各省，以便春初開學之用」，「教科書聽各省自由採用，惟以不背教育方針為限」。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高度關注《敬告民國教育總長》一文，並採納了其中很多建議。陸費逵自己後來也不無得意地說：「其內容（指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大體根據我三年中所研究的結果，如縮短在學年限（中國小改為共十二年），減少授課時數，國小男女共學，廢止讀經等，均藉蔡先生採納而得實行，其愉快為何如也。」一己之力，得以影響國是決策，欣欣然之狀溢於言表。

蔡元培歷來是禮賢下士、兼容並蓄。為了充分聽取陸費逵在教育改革上的真知灼見，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成立伊始，他就親往上海向陸費逵等教育界名家當面徵詢意見。利用一定意義上「政府高參」的有利「身份」，陸費逵更是堅決地推廣他「教科書革命」的思想。比如，當蔡元培提出要組織人員修改前清學部教科書來應急供應全國學堂使用時，陸費逵則認為不妥，他說：「前清學部教科書，內容不合共和政體處，較民間出版者尤多，改不勝改。且編法太舊，文字太深，即改亦不合用。不如通令各學校仍用民間已出之教科書，其與共和政體不合者，列表刪改可也。」

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陸費逵認為當務之急不在於改教科書，而在於給各省教育界一顆定心丸，按時開學，這才有利於社會人心穩定。他說：「今距春季開學不過月余，政體初更，各省皇皇不知如何措手。我以為去泰去甚，定一暫行辦法，並將要旨先電各省教育司，俾得早日準備開學，教育部第一步工作此為最要。」蔡元培深以為是，於是委託陸費逵、蔣維喬二人共同起草《普通教育暫行辦法》14條，由教育部於1912年1月19日通令全國執行，揭開了「民國教育史」的序幕。

建議不急於改教材，不是因為陸費逵認為教科書不重要，恰恰是因為此舉太事關重大，非十天半月匆忙刪改舊書就能完成。他想要的是「教科書革命」——完全新編教科書！

中華書局異軍突起

在《普通教育暫行辦法》的14條規定中，關於「教科書」是這樣說的：「凡各種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清學部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

此時，距離武昌起義勝利剛剛過去數月，包括商務印書館在內，所有的教科書出版機構還在茫然觀望、懵懵懂懂。此令一出，大家才猛然發現，自己出版的教科書居然都不符合新政府規定，屬於禁用之列，倉促修改和重新編寫卻又談何容易。「教科書大鱷」商務印書館已出的一些課本雖未明確宣傳帝制，但也未明確揭櫫共和，由於來不及修訂，以致1912年春季印刷的教科書大量積壓。4月，商務不得已宣布：「本館即將舊有各書遵照教育部通令大加改訂，凡與滿清有關係者，悉數刪除，並於封面上特加訂正為中華民國字樣，先行出版，以應今年各校開學之用。」匆忙應變，商機卻已悄然喪失。事實證明，商務後來奪回一部分教科書市場頗不容易。

就在教科書出版界一片忙亂之際，在萬千民國小公民切盼新教科書之際，一套嶄新出爐的教科書《中華教科書》因為完全迎合共和政體和政令，從容地「接管」了教科書市場的大片江山。所有教科書的封面，都赫然印著一個嶄新的名字——中華書局。

在辛亥革命硝煙尚未消散之際，果斷創辦中華書局，以「教科書革命」的姿態一舉推出《中華教科書》，佔盡天時地利和市場先機，這是陸費逵一生最得意的傑作，也是民國出版史的一段傳奇。「同人默察時局，眷懷宗國，隱痛在心，莫敢輕發。幸逢武漢起義，各省響應。知人心思漢，吾道不孤。民國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適宜之教科書，則革命最後之勝利仍不可得。爰集同志，從事編輯。半載以來，稍有成就。」從以上這段回憶來看，陸費逵對於革命的勝利和共和政權的建立，有著洞若觀火的預判，並有著堅決的行動力，所以他獲得了成功。

或許就在陸費逵幫助蔡元培制定民國教育方針之際，他的行囊里就揣著即將完稿的新教科書。我們不能就此「誅心」地認為他假公而徇私，這隻能說他有一種超乎尋常的「政府公關意識和能力」。而他所作所為，並非盡為商人一味逐利，而是承襲了他一貫的學術主張：教科書只有以「革命」的力度和姿態重新開張、大動干戈，才能適用於新政體、新教育、新國民。關於這套《中華教科書》對於國民教育的價值，陸費逵的期待充滿著理想主義的赤子情懷，他說：「從此民約之說，瀰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燦爛。俾禹域日進於文明，華族獲葆其幸福，是則同人所馨香祈祝者也。」

隨著中華書局的異軍突起並穩紮穩打，民國教科書市場的「鯰魚效應」開始顯現，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在氣勢上逐漸平分秋色，成為民國出版業的雙子星座。而從歷史長河主流和客觀後果上看，商務與中華的教科書競爭加速了教科書事業的近代化。

轟轟烈烈的「教科書革命」並非只是一桿空頭大旗，它實實在在蘊涵著陸費逵一生的教育理想和學術探索。在《中華書局宣言書》中，陸費逵確定了四條「本局宗旨」：一是「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二是「並采人道主義、政治主義、軍國民主義」；三是「注重實際教育」；四是「融合國粹歐化」。這幾條宗旨，同樣是陸費逵和中華書局踐行「教科書革命」的原則。

在《教育雜誌》第3年第10期《民國普通學制議》和第11期《民國教育方針當采實利主義》兩篇文章中，陸費逵在批評清末學制、評析外國學制的基礎上擬訂了嶄新的學制系統，主張採用實利主義教育方針，並據此學制系統編製了與教科書編寫直接相關的初小、高小、中學、師範四個詳細的課程表。他指出：「民國將來需何種國民乎？由上述學制而實行之，可養成如何之國民乎？此固今日亟須解決而閱者所亟欲知者也。民國行共和政體，須養成共和國民。今日為二十世紀競爭劇烈之世，非軍國民經濟國民不足以立國。而文明日啟，工業發達，非有科學又不足以促國家之進化也。今茲所訂課程即本於此諸主義，務養成獨立、自尊、自由、平等、勤儉、武勇、綿密、活潑之國民，以發達勢，而執二十世紀之牛耳。」

對於在教科書內容上以何路徑來落實「教科書革命」，以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陸費逵也有清晰的認識。他說：教科書以養成中華共和國「完全國民」（初小）或「高等國民」（高小）為宗旨，做到以「獨立、自尊、自由、平等」為「經」，而「緯」則視學科而各自有別。如修身教科書，則以「公德、私德、國民科為緯」；初小國文則以「生活上必須之知識為緯」，高小國文則以「實業思想、軍事思想為緯」。對於各學科教科書的教育目的，陸費逵也認為應該各有側重。歷史教科書之目的「在令兒童知吾國歷代之興亡，文化之進退，國勢之盛衰，君權民權之消長」；地理教科書之目的「在令兒童知本國及世界大勢，並自然地理之大要」；高小英文教科書，「在令兒童熟應用英語，並略知英美之人情風俗，以為社交及謀生之助」；至於算術、理科教科書，則更加註重實用，符合民國建設需要。

在近代教科書思想進步和教科書改革發展實踐進程中，陸費逵都起到了引領潮流和推波助瀾的作用。他有著系統的「教科書革命」思想，而且能把思想化為活生生的教科書實踐。他領導編輯出版的一系列中國小教科書使國人一步步認識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他關於「教科書革命」的卓越見解有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是中華民族教科書歷史上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公 告

2017年6月30日送福利活動中，李緩、紅人館 各獲得 《如何欣賞畫》一冊。祝賀！

請獲獎者於7月9日之前在微信後台回復：如何欣賞畫+詳細聯繫方式，逾期視為自動放棄。圖書將以快遞的形式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