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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中國本土領先企業管理實踐研究的4P方法論探索

摘要:基於情境的領先企業管理實踐,借鑒知識與實踐互動的知識建構觀,依據長期對領先企業管理實踐關注的成果《領先之道》,提出從實踐稀缺、理論乏力、本土特性、學科價值框定領先企業管理實踐研究的重大價值性,構建和論證了研究者嵌入實踐為中心的「實踐-問題-命題/模型-學說」的4P方法論,可作為本土管理實踐研究方法論的批判性參照。

關鍵詞:管理實踐研究/方法論/4P/實踐/領先企業

作者簡介:樂國林(1974-)(通訊作者),青島理工大學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企業成長、人力資源與組織行為,E-mail:[email protected],山東 青島 266520;陳春花,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毛淑珍,青島理工大學商學院;曾昊,金蝶國際軟體集團有限公司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資助項目(16YJA630023);2016年度青島社會科學規劃研究資助項目(QDSKL1601166);山東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資助項目(J13WG28);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資助重點項目(13BGLJ03)

自直面管理實踐的研究議題在國內乃至海外興起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實踐者參與其中。近5年來,許多學者正朝著通過何種路徑來構建本土管理知識和發展管理的理論展開探討。雖然許多學者對此都提出了真知灼見,但筆者尤感研究者在面對複雜而多樣的管理實踐,從而發展兼具「理論特徵和實踐成效」的管理知識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許多懸而未決問題需要面對。基於此,本研究針對紮根與沉浸於情境的管理實踐,發現和解決管理實踐的重要問題,找出管理實踐的本質屬性的管理實踐研究[1],探索基於領先企業實踐的本土管理研究方法論①。

1 本土管理研究路徑探索的文獻分析

如何開展本土管理研究,尤其是直面管理實踐的研究;選擇何種路徑和方法(論)才能發展具有科學價值、本土情境、話語認同的理論?這是近年來眾多學者思考和探索的問題。回溯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獻可以看到,研究者在掌握基本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和把握管理研究總體現狀的前提下,主要是從破立結合、情境與文化、科學方法論範式等3個視角來探索本土管理研究道路問題的。

(1)從「破立結合」方面而言,本土管理研究道路探索主要是基於兩個破除和直面管理實踐而提出的,即:破除「唯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神塔」和破除管理研究及研究者脫離實踐的「自娛自樂」的樣態。

針對實證研究在管理研究中的濫用和神化,其成果價值和影響力十分有限,而又阻礙了多元研究範式在管理研究中的普及和呈現,許多學者,如韓巍[2],呂力[3]、陳春花[4]等,從方法論、哲學、研究主體、實踐成效、成果評價等方面進行了批判;針對管理研究和管理研究者普遍存在的脫離實踐的研究現狀,幾乎所有致力於「管理理論」研究的學者都在進行反思,尤以齊善鴻等39位學者聯署文章《出路與展望:直面管理實踐》[5]和《管理學報》社評《再問管理學——「管理學在」質疑》[6]等為代表。

在批判和反思過程中,許多學者「破舊立新」,提出了本土管理研究的道路,這些道路的探索也基本涵蓋了上文中提到的情境與文化、科學方法(論)析論/整合兩個視角。例如:席酉民等[7]提出的管理研究,應當紮根於文化傳統、社會情境、組織經驗基礎上,重新「歸納」具有「本土化」經驗支撐的研究路徑;謝佩洪等[8]在批判性總結國內管理研究問題基礎上,認為基於傳統文化、基於近現代的管理實踐和西方管理理論的情境化,這3種路徑都對本土管理的發展有裨益;呂力[9]提出要用規範的研究和方法論而非實證的方式來解決本土管理實踐中的現實問題與矛盾。

(2)就情境與文化視角而言,主要是基於情境與文化對既有管理理論與知識的改變(情境敏感性),和特定情境與文化的管理實踐可能產生獨特的管理知識(情境創造性),來探索如何在本土管理研究中嵌入情境與文化的變數,或直接以後者為主導來發現本土管理的特質。

從這一角度探索本土管理研究路徑,在當前國內這一主題研究中佔據主導位置。以LI[10]和TSUI②等為代表的海外學者較早提出應關注情境在管理實踐和管理學科發展中的重要價值,認為應當考慮的制度、社會結構和文化3種情境因素,開展高水平本土化研究,從而拓展已有理論甚至建立新的管理理論。TSUI主張在本土情境開展管理研究時,其方法論應把握關聯原則、效度原則和歸納原則,這是在探尋情境的經驗邏輯時應當把握的方法[11]。CHILD[12]提出情境化研究要在背景下完善其他情境提出的管理理論和基於獨有管理現象的管理理論兩種研究路徑。任兵等[13]提出用「現象驅動」和「理論啟發」兩種思路來作為學者進行深度情境化的管理理論研究的漸進式路徑。蘇敬勤等[14]通過對管理研究文獻的內容分析,指出情境視角下的管理研究包括直接利用、有限情境化研究和深度情境化研究3種主要路徑。劉仁懷等[15]提出本土管理科學的發展不應把文化僅僅視為管理研究中的「環境變數」而應作為「內生變數」,並根據問題特徵選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呂力[16]認為成功的本土研究必須基於文化深層結構,將「理論化」與「情景化」結合,克服傳統經驗的消極因素併發揚經驗中的積極因素。

(3)從科學方法論範式視角,探索本土管理研究路徑,更加關注的是不同方法和方法論在管理研究中的各自特徵、邏輯或程序,探索其對本土管理研究和管理理論構建的價值。

這一道路探索往往也伴隨著對實證方法論的評價,和情境與實踐對管理研究重要性的認識。但與前兩角度所不同的是,這一視角側重從學科與方法論範式角度比較、分析、評估和探索適合本土管理研究的方向與道路。在此處文獻整理之前,有必要指出,在推動管理學界更加科學、規範乃至量化來開展包括特色管理現象/問題的研究方面,國內外學界從研究示範、人才培養、課題遴選、成果發表與評價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和心力,形成了研究群體重視方法論思考、方法論探索和方法論應用的研究習慣。正是由於這一習慣的養成,使得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現和認識到:過多地追求科學量化的實證研究範式,它排擠了社會科學研究本應具有的多樣性,而其本身應對管理實踐又十分乏力;實證研究追求管理知識的普世驗證或知識拓展,往往不能有效回應本土訴求與文化衝突。

由此,國內外湧現了重新審視管理研究的方法和路徑的熱潮。TSUI[16]關於開展本土管理研究的系列文獻,除了主張研究的科學規範和情境構念外,特彆強調「新情境下方法論的需求」和增強管理研究實踐相關性的意義與方法[17]。BARNEY[18]提出的本土管理研究有發展「的管理理論」和「管理的理論」兩種路徑,前者多數研究仍然需要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後者只有用「中式套路」——如,歷史、文化和傳統來理解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國內許多學者,如韓巍[2]、呂力[9]等,都對不同研究範式邏輯框架和程序,多種研究方法(論)的邏輯、特徵和代表性研究實例,做了分析、比較,並分析不同研究範式和方法對本土管理研究的適切性。另有一些學者更加側重或聚焦於從單一研究範式或方法論來論證其置於本土管理研究或本土理論發展的價值性與適切性。比如:賈旭東[19]深入探究了紮根理論與方法,認為其紮根現實和源於實踐的「紮根精神」和操作程序或方法,對探究管理本土現象背後的規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呂力認為本土管理研究應當主推實證主義這一研究範式,來開展本土管理觀念和本土管理文化及其變遷的研究而非簡單的外部情境化[20]。最後,在科學方法論與本土管理研究道路的討論中,認為沒有一種研究方法是最好的,在管理研究中應當根據研究問題特徵,以多元性的研究方法來探索管理的真諦,逐步成為研究者的共識[21]。

通過文獻的回溯,梳理出了3個主要的探索本土管理研究路徑的視角,並確認研究者於此有深度地分析和真知灼見。不過,當我們在批判唯實證主義研究、西方管理知識中心論、脫離實踐的唯智主義研究、功利主義研究等現狀時;當我們提出與之相反或更加理性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論,要「直面管理實踐」時,我們仍然擔憂:學者們所提出的這些方法論能否真的有效嵌入到豐富而複雜的管理實踐世界。做出此判斷的一個重要緣由是:上述大多數的有關實踐路徑的研究中,管理的「實踐者」——無論是作為實踐主體的「對象影響力」,還是作為研究主體的「研究自發性」,幾乎沒有在這些文獻中被提及,而他們是我們的研究,尤其是實踐管理研究中,幾乎是不能缺位的「角色」。每年召開的「管理·實踐·論壇」所形成的引入企業家參加論壇,並開展對話的慣例與模式,正是探索將企業家的研究能動性嵌入學者的研究議題中的一種努力。

更進一步,社會學家米爾斯在討論方法論的進步必要性時指出:「只有當方法論的探討對實際研究起直接參考作用時,才應對其給予嚴肅的關注」[22]。而當前雖然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和提倡管理實踐研究(或實踐導向管理研究),即主張深入管理實踐,發現實踐中的重大管理問題,發現和提煉管理實踐本質屬性的研究;然而,只有很少的研究[1,4,19,23]較為深入地探討如何「在管理實踐」中去發現屬於管理實踐的「管理知識」和管理的本土特徵,而運用其方法論取得有管理實踐成效的成果則更為稀缺。

由此看來,運用什麼樣的方法論,能夠從管理實踐領域,尤其是本土企業管理實踐領域來探索和構建本土管理之學問;運用什麼樣的方法論能夠獲得管理實踐者所認同或者貢獻企業實踐價值的知識,從而擺脫與實踐相對的「為理解而理解」的學院式研究[24],仍然是管理學界必須思考的重點課題。基於上述文獻回顧與思考,以及筆者長期對企業實踐尤其是領先企業實踐的關注,結合《領先之道》的管理實踐研究,嘗試總結基於領先企業管理實踐研究的方法邏輯,由此嘗試提煉本土管理研究的方法論,為貼近實踐而又貢獻理論價值的本土研究盡綿薄之力。

2 管理實踐研究的知識與實踐互動建構:社會建構論視野

探索管理實踐研究的方法論首先需要從認識論和實踐論方面解決知識和實踐的關係問題,即研究者採用什麼樣的立場和觀點來審視管理知識的實踐性和管理知識的生產問題。這是研究者直面管理實踐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決定管理實踐研究能否產生「新知」和新知是否科學有效的基本問題。

科學社會學中的社會建構理論為我們認識管理實踐研究中的知識與實踐的關係提供了科學哲學基礎。社會建構論對科學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貢獻「就在於它對什麼樣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以及為什麼,所做的堅定的經驗性研究」[25]。社會建構論認為,科學成果(包括經驗資料),其特徵首要的就是建構過程的產物,某些領域的知識是被人類所建構出來的社會實踐和社會制度的產物,知識特別是社會科學知識是由「社會語境」所塑造,是被人們在實踐中社會化地建構的[26]。因此,基於建構主義的科學知識觀主張:科學知識和人文知識有本質上的共同性,即都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都具有社會文化構成性[27]。

根據社會建構論的科學立場,管理實踐研究中的知識與實踐一樣都具有普遍的社會屬性,它們都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被建構起來的共同性的系統認知。它必然受到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和文化情境的影響,因而,它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價值無涉」的,所有的知識都只是人們在某一階段的認識的成果,它需要得到不斷的檢驗,在將來得到不斷地發展與更新,因此它也不可能是完全「確定」的。這提示我們:研究者在涉入管理實踐研究時,首先要解決好如何在實踐中善待這些「先入為主」、具有「確定性」外觀的體系化管理學理論知識這一問題。這既是一個心態問題,也是一個方法論問題。

從心態上而言,研究者應在系統知識的自信和實踐經驗不足之間找到一個平衡,否則,將容易產生實踐理想與現實無奈、實踐效應期待與現實效果落差的對接問題,最終對管理實踐插不上嘴,說不上話。從方法論上來說,研究者在面對管理實踐現象與問題時,要深刻理解德魯克「管理不在於知而在於行」的理念,讓既有知識在實踐中被重新建構。研究者應勇敢而果決地「揚棄」和「懸置」自己所具有的系統、豐富和「確定感」的管理理論知識,尤其是各種命題預設,避免先入為主的主觀影響,通過沉浸在實踐的情境中,讓習得的理論知識與變動的管理實踐發生碰撞、抽離、結合、重組,從而孕育出管理實踐創新和管理理論創新之可能。

在《領先之道》研究的初期階段,作為研究者,我們業已了解和熟知國外許多有關領先和優秀企業的研究或案例,比如:《追求卓越》、《基業長青》、《日本管理的藝術》、《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等,了解和熟知眾多學者及著作有關組織、領導、企業成長、團隊管理、企業文化、激勵等方面的知識和理論。但當我們以「解惑」和「答疑」的專業人士角色,面對企業實踐現實尤其是其現實問題和「特色」做法時,我們發現:許多所掌握的管理知識和國外領先企業的經驗,無法接入企業尤其是「先鋒企業」的實踐。例如,很多管理不規範的企業或缺乏戰略規劃的企業,本應受到市場冷落而銷聲匿跡,但現實卻是它們保持快速成長,保持了活力[28]。這時,放下系統的管理知識「包袱」,跟隨企業和企業家成長,從企業的經營管理實踐中「拜師學藝」,讓大腦中的管理知識體系,尤其是各種既有的命題或模式主張,接受實踐的洗禮和檢驗,在實踐中重新進行知識建構,就是課題組在領先企業實踐研究中所形成的方法論共識之一。

另一方面,就從實踐中產生知識而言,社會建構論的代表伯格等[29]主張將知識與社會行動放置在一個對稱性的互動結構中來理解,認為兩者是相互包含和相互轉化的互動建構關係。對於管理研究者而言,將自身所掌握的管理專業知識嵌入實踐中進行轉化和驗證,只是研究者嵌入實踐中「自發」產生的一種科學實踐與行動過程。而對於研究者具有更重要價值的,則是如何在管理實踐中發現新知或進行知識重建,即讓有價值的實踐轉化為有價值的知識?也就是在實踐研究中管理研究者還要考慮解決好「實踐出真知」的方法論問題。

「實踐出真知」是投入於發現和解決企業的實踐成效,通過與實踐的積極互動,在管理實踐的場景中建構體現現實而又高於現實的管理知識,達到研究「求真」、實踐「求善」的目標。這應是本土管理實踐研究的「實踐求知」的科學精神與態度。進一步,從社會建構論視野來看,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是一個主體與客體在社會實踐中積極建構的過程。知識不應是現實生活的「冷漠概括」而應是知識發現者與知識行動者(實踐者)的「集體勞動和表現」[26]388。這正如後現代思想學者GERGEN[30]所言:「我們用於理解世界和我們自身的那些術語和形式都是一些人為的社會加工品,是根植於歷史的和文化的人際交往的產物」。為了發現本土管理的實踐本質,構建管理的理論,我們應當深入地轉向實踐觀察和推崇多視角的實踐性研究體系,而不是純粹的理論研究和分析框架[1]。在領先企業實踐研究中我們所堅持的研究理念便是:管理研究者亦應當是「管理行動者」,企業管理者亦應當是「實踐研究者」,他們共同面對真實的競爭對決、管理詰難、運營棋局和經營兩難。在知識與經驗、旁觀者與入局者、主體思維與客體思維、保守與冒險等碰撞中,在主觀推演與客觀效果、目標預期與績效現實的對撞中,我們發現了領先企業常使用的一些經營管理因素和它們之間可能隱含的邏輯關係,這更加增強了我們建構領先企業成長模型的信心和意念。

在有了這種社會建構論的知識觀和行動理念后,在研究的實踐中,管理研究者應當用怎樣的思維和行動方法論來建構本土管理實踐知識呢?以下將著重論述這一問題。

3 管理實踐研究4P方法論探析

在管理研究者理解專業知識與管理實踐互動建構關係后,對所有感興趣從工商管理實踐中發展本土管理知識的研究者而言,最關心的是:應怎樣從實踐入手,來探索建構管理實踐研究的知識,管理實踐研究的方法邏輯是怎樣的?這是科學展開本土管理實踐研究,必須回答的基礎問題。參考許多學者有關直面管理實踐研究路徑的成果,結合我們以《領先之道》為基礎的本土企業實踐案例研究經驗與體會,本文提出,領先企業本土管理實踐研究(以下簡稱為「本土管理實踐研究」)應當通過以實踐為起點和依歸的4P(practice;problem;proposition;point of view)研究方法論來發現和構建本土管理的理論知識(見圖1)。以下從6個方面分析這一框架的機理和實踐。

圖1 本土領先企業管理實踐研究的4P方法論框架

(1)本土管理實踐研究適宜把「實踐感知」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本土管理實踐研究是以問題導向入手為好,是以文獻(空白點)入手為好,還是以實踐感知為好,這或許不能做出簡單的判斷。不過,實踐方法論大師布迪厄指出,實踐科學最可怕的障礙即是「學者與學科之間的連帶關係使學者習慣於(科學)常識,宣揚……(其)獲得的知識的優越性」[24]38。在管理實踐研究中,接受規範學術訓練並長期處於學術場域結構中的研究者,在直面實踐的研究領域容易帶入「先入為主」的研究定見和預設,從而影響研究者從實踐事實中發現和歸納研究問題或管理知識。由此看來,從事本土管理實踐研究的研究者更適宜從「實踐感知」入手,避免帶入任何研究預設和理論定見,並貫徹紮根精神[19],紮根於管理實踐,在管理實踐中觀察並重新學習,更加有利於推進實踐管理研究。在《領先之道》研究之初,研究者也曾試圖用其掌握的經濟管理理論來理解和幫助成長中的企業,然而,企業實踐者的獨特做法和問題性企業的持續快速成長,讓我們感知到「企業在現實的成長中能教給我們新的成功的管理模型」[31],於是我們決定「放下」我們的專業知識,鎖定那些先鋒企業,深入其實踐,探尋領先企業的成功之道。

(2)要從實踐中發現和框定有重大價值的研究問題 研究者紮根於管理實踐不能停留在對管理實踐的學習狀態和對經營管理業務實操的興趣當中,對「重大實踐問題的認識」是管理實踐研究最為關鍵的一步,也是管理者「實踐感知」的根本目的。從管理思想發展歷史來看,那些從管理實踐中產生的重要理論,如:泰勒的科學管理、法約爾的職能管理、德魯克的目標管理、帕斯卡爾的企業文化7'S模型等,無不是始自於對彼時重大實踐問題的認識並提出理論思考和解決方案的。因此,在管理實踐的事實與現象感知當中,「框定問題」應當置於優先地位,真正的管理知識一定會源於實踐中關鍵問題的把握和系統的實踐經驗的研究。框定問題實際上是我們通過一定時間和範圍的管理實踐觀察、體驗、學習和訪談等,從中發現乃至確定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的管理問題和論題。只要深植實踐,研究者一定會在「被(管理者)提問」和「問題意識」氛圍中發現大量的管理問題:生產業務問題、競爭策略問題、併購問題、渠道問題、投融資問題、溝通問題、例外管理問題、領導風格問題、產品開發問題、經營規劃問題、供應鏈問題……此時,研究者需要發揮其學術訓練的能力和優勢,框定那些具有學術和實踐價值的問題範疇,為後續的研究做好鋪墊。為了探索與創建「管理的理論」,在本土企業管理實踐中應尤其重視「框定問題」的重大價值,這個重大價值可從:是否為影響多數企業核心競爭力突破的重大實踐問題/論題(實踐稀缺)、現有的管理理論是否未能有效解釋並促進該問題的解決(理論乏力)、該問題的理論探索藉助情境和文化因素是否能提供更有「創見性」的理念與方案(本土特性)、該問題的研究能否為「管理的理論」提供範本或理論支點(學科價值)[32]來考察和評判。一項研究或研究論題能夠體認這4個問題,其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本土特徵都必將顯現[1]。

在對領先企業的鮮活實踐的「紮根觀察」中,我們遇到了上述許多讓自己感興趣的具體問題,有時甚至「迷失」在企業應對一個問題的精妙策劃與行動效果中。但當我們把視線重新聚集到「企業(先鋒)成長可否按照西方模式」?聚焦到「(先鋒)企業群體」、企業以後發劣勢而同國外成熟企業勇敢競爭時?我們發現的制度環境、中西同台的競爭環境、企業家的思考邏輯、企業后發成長的手段與方法,與許多西方定義或概括的企業成長理論和管理邏輯相比,有其「不同內容」,這在領先企業的經營管理中有共同群體特徵。因此,我們把問題範疇框定在「先鋒企業依靠什麼保持增長?企業的管理實踐有沒有屬於『』的部分?完全西方式的管理理論的模仿有多大價值?」[28]12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對企業的後續實踐、本土管理髮展的洞見具有重大意義。

(3)從聚焦實踐和框定問題轉向主題或命題的提煉 在實踐中框定問題,實際上是確定了管理實踐研究的大方向,多數情況下我們框定的問題可能不止一個,並且這些問題之間是否有邏輯關係,有怎樣的邏輯關係?框定的問題在現有文獻中是否有闡述,是怎樣闡述的,可以探究的空白點在哪兒?框定的問題中蘊含的管理概念有哪些,需要怎樣的界定?框定的問題在後續研究中是否需要和「管理實務」對接,怎樣對接?這些都是擺在研究者面前必須認真思考和籌劃的「思維問題框」。這些思維問題框的核心,其實就是「聚焦實踐,提煉命題」,即:通過問題和實踐的來回聚焦,找到一個研究主線或邏輯框架,它能夠串起主要實踐問題、實踐現象和研究概念,讓管理實踐研究有一個較為明晰的「問題主題定向和問題層次定向」,並將問題提煉成概念或變數之間的某種邏輯關係,即形成模糊性的命題假定或模型(這與實證研究要求提出嚴謹和理論推理充實的假設是不同的)。因此,將框定的問題提煉成為命題/模型,即研究者發揮學術想象力對框定的問題進行「猜想性」回答,這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科學發展史表明,科學猜想是科學活動尤其是創新中必備一種方法論。[33]

那麼,管理實踐研究如何讓猜想變得更加科學、更加有價值呢?我們主張採用沙漏式方法進行「開放式」聚焦,即:通過從多領域管理實踐現象和案例的關注轉向「框定問題」的實踐事實的聚焦;通過對實踐事實的聚焦進一步鎖定研究的問題和主要的概念範疇;通過將「框定問題」的文獻與實踐事實的鏈接,這樣逐步形成可觀測、可驗證和結構化的命題或模型。需要說明的是,對接實踐事實、框定問題、提煉命題,必須考慮兩點:①始終用(科學和現實)價值性準則來牽引事實-問題-命題的選定;②聚焦命題/論題必須有研究的目標任務導向,不應只是含糊地表達成一個命題,而是能將命題分解成相互有邏輯關係的子命題,便於形成研究的具體目標和具體任務。

當然,所形成命題或模型不應強行根據理論和過去的經驗去「固定」變數關係,做強制性配對和比較,而要保持變數置換、關係結構的彈性和包容,便於通過實踐觀察和資料挖掘,讓「真實」的命題「自然」湧現。換句話說,命題假定或模型,更強調它們是管理實踐研究的一個抓手和手段,而未必是甚至不是研究要達到的根本目標(這一點和實證研究是不同的)。即使證實了,也只是說明它加快了我們提出管理學說,回應管理實踐的進度或速度。

在《領先之道》的研究中,由於筆者所在團隊已經參與了多個企業管理諮詢項目,經常有機會到企業走訪調研,同時對於國內外優秀企業的研究與案例保持了長期的關注,因而在框定問題之後,我們已經大體有了一個企業是通過哪些因素「導入」到企業組織中,而後產生了哪些「導出」因素,這些因素最終促成了企業的快速成長並領先,這麼一條研究主線和框架模型,並且這裡的導入和導出「因素」,我們在腦海中有了許多選項,比如:企業文化、渠道驅動、核心競爭力、願景、管理制度、利益共同體……只是,我們不能確認這些因素是否可以放入這個模式里,還有沒有其他因素,哪些是導入因素哪些是導出因素,因素之間存在怎樣的「實踐邏輯」。這些需要嵌入實踐,去檢驗和修正。

(4)實踐研究的命題或模型一旦確立,則下面要做的是「嵌入實踐,檢驗/修正命題」 對於已經確立的命題或模型,我們不能期待通過問卷調查、經營數據的數量模型代入、案例的分析,這其中任何一種方法來證實或證偽命題假定或模型,而應嵌入實踐中,根據研究進程尤其是實踐情境靈活採用相應的研究方法或手段。根據我們對領先企業的研究經驗和體會,這個階段研究者應當在兩種角色交替變換中嵌入實踐,來獲取研究數據和研究靈感:一是做實踐的旁觀者;二是做實踐的介入者/參與者。

作為實踐的旁觀者,在《領先之道》的研究中,我們一方面如同通常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工具一樣,我們利用紙媒、訪談、先鋒企業內部資料獲取了大量的研究資料。當然,與通常研究者有所不同的是,我們在選定的部分樣本公司中,跟蹤「觀察」和記錄了公司內部的重要會議和現場管理等鮮活的管理實踐。在第一個領先企業研究周期(1995-2003年),收集到5家先鋒企業的3000多篇文章、20多部著作,分別採訪了23位與這5家企業有關的重要人物,同時還使用了3份涉及300多個企業的問卷調查[31]。

另一方面,由於筆者團隊的專業學術身份和企業家的熱情與信任,我們參與了許多企業實踐面臨的問題的「解惑答疑」,與這些企業的決策者和管理者深度互動,共同參與謀划改進企業的組織問題、產品結構問題、人才管理問題、企業文化問題,等等。這種作為介入者/參與者角色與實踐主體互動的過程,讓我們更深刻地感知到企業持續成長要素之間「理論(推理)邏輯」與「實踐邏輯」之間聯繫與差別,感知管理實踐者「化繁為簡、快速反應、隨機應變」的實踐問題解決能力。

正是在多次的「實踐旁觀」和「實踐介入」中,逐步確定了領先企業成長領先的4個導入因素:英雄領袖、理念西方標準、渠道驅動、利益共同體,和4個導出因素:遠景使命、企業文化、核心競爭力、快速響應,進而通過以5家領先企業為基礎的大量的國內領先企業的案例分析和比較研究,確認了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見圖2)。

圖2 領先企業成長因素模型[28,31,34]

需要指出的是「嵌入實踐,檢驗/修正命題」,存在兩個主要的難題:「如何嵌入、如何走出」,這一點在的人際情境、市場情境中變得更加突出。根據筆者所在團隊的經歷,在一家企業家精神濃厚的公司起步成長階段,能長期關注並介入該公司,和公司一塊成長,不僅可以對企業不同生命周期問題、機會和突破有深刻理解,而且可以和公司管理團隊建立深度信任關係,獲得管理團隊決策的心智模式與場景,這些都是「檢驗/修正命題」絕佳素材。在「如何走出」方面,前文也述及研究者作為顧問應當竭力對企業現實工作問題貢獻智慧,但要避免墮入對業務問題的無盡興趣中,時刻銘記自身角色,將企業的問題、決策軌跡、干法、成效不斷地與命題對接關聯,驗證或修正命題,直到這個命題的「綱領」被確證。

(5)研究模型或命題得到初步證實或驗證后需要「鏈接實踐,完善命題」 許多管理研究課題在取得研究結果或結論之後,要麼就直接「收工」,要麼有一個簡要的討論分析基本就結束,缺乏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35]。依據社會建構理論,知識是社會性相互作用的結果,它需要在不斷的社會互動去共享、擴散和重新建構[36]。所以,我們認為管理實踐研究在取得這些成果后,仍然不應過度興奮,因為:①許多實踐研究的模型或命題主要還是居於有限的實踐場景、實踐經驗、實踐案例中獲得的,它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繼續檢驗和修正,才能獲得其解釋的效度和穩定的信度;②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好的理論不僅應揭示事物的本質,他還應具有實用價值[37]。實踐研究中所驗證的這些命題或模型是否真的能指導實踐,這仍然需要我們鏈接實踐,通過回歸到企業的實踐中發現和改進其實踐的「效益貢獻」。自2000年起我們所提煉構建的領先企業成長成功模型先後在美的集團、六和集團、珠江啤酒集團、聯邦集團、新希望六和集團等30多家不同行業和類型的企業進行了「實踐鏈接」,這些企業的飛速成長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驗證了這一模型,並豐富了模型的內涵解釋[31]。

(6)重大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化和擴展並重複上述研究程序,「持續提煉比較」,那麼管理理論學說則得以自然浮現 理論學說應是由多個概念和變數之間的一組關係所構成的內在邏輯,其中的關係和內在邏輯應是得到驗證的。一般而言,研究的問題及所形成的命題,被驗證尤其是多次驗證后,它就成為一種原則和原理。不過,一項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單一命題研究所取得成果一般尚不足以成為一種理論學說。除了一項研究自身對現象的解釋不足外[33],一種理論學說形成往往需要:①對不同的變數關係分別開展研究獲得證實或證偽,並對多種關係(即多個命題)的內在邏輯做到嚴謹的論證;②將該學說核心論點與競爭性學說論點進行比較,「如果每個新理論具有比它前者超量的經驗內容,……,這種超量的經驗內容也被確證」[38],則這一理論學說具有了學術生命力,它至少具有自己的研究綱領和保護帶。

我們在對領先企業的長期研究后,雖然形成了「領先之道」模型,但其內在的變數之間的關係還需要做精細研究和推敲,另一方面,領先之道的「」特徵有所描述,如「理念,西方標準」,但理念主要是哪些理念,理念背後的邏輯是什麼?《領先之道》並沒有專註性研究。後來在2009-2013年專門對領先企業的本土管理思想做了研究,初步形成了基於「和、變、用」的管理實踐價值鏈的領先企業本土管理思想論述[39]。當然,到今天為止我們也不敢說企業的領先之道可以稱之為企業成長領先的理論學說,但我們確實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企業尤其是先鋒企業創業、成長和領先的實踐中,找到了一些與國外領先企業實踐不同的成長要素組合與領先邏輯,我們也在不斷探索領先背後的情境型塑和文化傳統的力量。

最後,像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學說一樣,基於管理實踐研究所建構的管理學說,需要再入實踐,指導工商管理實踐,不斷接受動態複雜的管理實踐的檢驗和挑戰,面對新的問題重新開啟管理實踐研究的4P方法論循環。

4 結語

美國管理學者VAN DE VEN[40]把投入管理實踐行動,吸收管理實踐者參與的研究稱之為「投入型學術研究」,他認為這類研究不僅能提高知識創造的可能,也將為本土研究帶來研究方法創新的可能。這也是鼓勵我們從建構論的知識觀出發,根據對領先企業的長期觀察和實踐研究,嘗試提煉4P研究方法論用於本土實踐管理研究的一種動力。從全文設計和探討的重點來說,本文只是給出管理實踐研究方法論的一個基本框架,而基於4P方法論的本土實踐研究如何處置文化、情境因素,使研究浮現國民性、適境性;實踐者及其經驗論在4P方法論中處於什麼樣角色與結構;4P方法論中多元方法如何在實踐研究中嵌入;本土管理實踐研究方法論能否讓實踐研究產出本土管理知識?這些問題將在揭示管理實踐研究基本方法論框架后,結合筆者管理實踐研究的心路與成果,推出系列研究探索。

①《領先之道》是經過8年對本土企業成長領先的實踐與經驗進行總結提煉,發展先鋒企業領先模型和領先方法,該成果於2004年首次面世(中信出版社出版),后又經歷10年對上一研究周期中的領先企業進行追蹤研究,再次確認和發展了企業的領先之道,並於2014年修訂出版(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該成果先後在32個不同行業和類型的企業得以應用。

②參見:TSUI A S.Contributing to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A Case for High Quality Indigenous Research[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4(21):491~513; TSUI A S.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6,2(1):1~13; TSUI A S.From Homogenization to Pluralism: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in the Academy and Beyond[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6):1353~1364;徐淑英,張志學.管理問題與理論建立:開展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1~7

(原文刊於《管理學報》(武漢)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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