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中的倔強存在——布魯塞爾老城牆

在布魯塞爾老城裡坐捷運2號線或者6號線，你會發現沿途有兩座車站的名字里都帶「門」——那慕爾門（Porte de Namur）和阿爾門（Porte de Hal）。沒錯，這些都是布魯塞爾中世紀老城門的遺址。

和它的姊妹城市——北京很相像，布魯塞爾也是一座古老的大城，曾經有著內、外兩圈規整的城牆和護城河，將宮殿和教堂包在其中。而且，布魯塞爾的城牆也遭到大規模有計劃的拆除，建成了環城快速路和一圈捷運，只不過這裡的拆除工程要比北京早得多。

如今，輝煌一時的中世紀城牆還殘留著幾段鮮為人知的廢墟，如雪泥鴻爪，隱沒在瘋狂生長的都市叢林之中，自顧自地存在。從藝術館后牆的夾縫，到豪華酒店的地下車庫，本期遺產漫記就帶領大家在布魯塞爾穿越古今，看看那些連本地人都不知道的隱秘城市遺產……

「布魯塞爾」這個名字，在古荷蘭語中意為「沼澤中的聚落」。這座城市發源於塞訥河（Senne）上游的一座小島。島上在羅馬時期便有人居住，還開滿了黃色的鶯尾花。公元580年前後，康布雷大主教聖高哲里庫斯（Saint Gaugericus）在島上修建了一座小禮拜堂，聚落由此壯大，而小島也因此得名——聖哲里（Saint-Géry）。

公元979年，下洛林的查理公爵（Charles of Lower Lorraine）在聖哲里島上修建了最早的永久性城防工事，至今已無遺迹可尋。

奠定今天布魯塞爾老城基礎的第一道城牆始於13世紀早期，由布拉班特公國（Brabant）的第一任公爵亨利一世（Henry I）下令建造。這圈城牆緊緊圍繞著塞訥河道和東岸溢出的新城，將冷山（Coudenberg）上的公爵城堡、聖彌額爾和古都勒牧師會教堂（Saint Michel & Gudule）以及河港包羅其中，全長4公里，有7座城門。城牆的西側開鑿有護城河，東側由於地勢較高，僅有壕溝而沒有水。

然而這道城牆卻並沒有為布魯塞爾的防禦起到太大的作用……

1355年，布拉班特公爵讓三世（Jean III）去世，由於他的兩個兒子都死了，公爵位只能傳給女兒喬安娜（Joanna）和她的丈夫盧森堡公爵溫塞斯勞斯一世（Wenceslaus I）。娶了喬安娜妹妹為妻的法蘭德斯伯爵路易二世（Louis II）妄圖篡位，舉兵進攻布拉班特公國並迅速佔領了布魯塞爾，將法蘭德斯的獅子旗插在市中心的大廣場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克魯肯堡（kruikenburg）領主艾崴拉德·塞爾克拉斯（Everard t'Serclaes）率領一眾愛國者在1356年10月24日夜奇襲法蘭德斯人，布魯塞爾解除佔領。喬安娜成功返城復辟，並頒布了歷史地位相當於低地國家版《大憲章》的《光榮入城》法案（Joyeuse Entrée），限制君主權力，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塞爾克拉斯日後5次被選舉為市政長官，他被譽為布魯塞爾城市的解放者和保護神。更為重要的是，在發動了奇襲之後，他深刻意識到布魯塞爾城牆的薄弱，進而指導了第二城牆的建造。

從1356到1383年，一圈總長近8公里的新城牆將先前的城市完全包裹其中，並為日益繁盛的城廂地區，特別是南門外人口逐漸稠密的塞訥河谷提供防禦。這座外城整體呈五邊形，西側開鑿護城河，共有74座望樓和9座城門，其中有2座是塞訥河道上的水門，1座水陸兩用城門。城門一律用所朝向的大城的名字來命名。布魯塞爾老城的輪廓至此成形，且至今未變，因此也被叫作「五角城」。

17世紀中，隨著歐洲火炮的逐漸盛行，法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塞巴斯蒂安·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築城體系，簡稱「沃邦城防」。這套體系由城牆上突出的菱堡（bastion）、城壕（fossé）以及城壕中三角形的孤島——半月壘（demi-lune）組成互相嵌套的基本防線，然後層層重疊，拉長敵我雙方之間的距離，同時創造可以深入敵方陣線的多面打擊平台，最終形成星星狀的「刺頭」城市。

為了抵禦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擴張企圖，西班牙國王命令蒙泰勒伯爵（Count Monterey）依照沃邦模式，大規模更新低地國家的城防系統。從1671年到1675年，布魯塞爾城牆上系統地加建了菱堡和半月壘，還在南門外的高地上建造了全新的蒙泰勒壁壘。

然而這次的改造工程再次陷於徒勞……1688年，大同盟戰爭全面爆發。為了解圍被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 III）攻下的重鎮那慕爾，路易十四上演「圍魏救趙」，於1695年8月13、14、15日連續三天炮轟布魯塞爾。法國人在城外西南的一片高地上架起火炮，讓炮彈飛過層層的城牆，直接打擊城市中心，大廣場盡毀，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築淪為廢墟。布魯塞爾大轟炸給路易十四帶來「野蠻人」的稱號，一些炮彈遺留至今，陷在老城深處的牆壁中。

在18世紀中葉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法國人再次攻陷布魯塞爾並摧毀了城牆。人們不再相信城牆具有存在的意義。1782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下令拆除城牆。此後，布魯塞爾的城頭繼續變幻大王旗，城牆卻難逃最終消失的命運——1804年，拿破崙（Napoleon）再次要求拆除城牆，並在1810年5月下令在原址修建環城大道。

截止到1830年比利時獨立建國時，布魯塞爾的第二城牆已經拆除殆盡，僅存正南方阿爾門（Porte de Hal）的城樓，而第一城牆因為在更早的時期便自由解體，還有很多部分因被民房包圍而倖存。

今天的布魯塞爾，已經從列強必爭之地，變成了和平的歐洲聯盟總部所在地。隨著大規模的現代化城市建設，布魯塞爾的第一城牆遺址被陸續發現，在鋼筋混凝土的叢林中找尋它們的痕迹，就像是一場城市考古的大探險。

首先，在市中心的聖彌額爾和古都勒主座教堂後方，就保存著一小段城牆遺存。這段城牆包含一個完整的望樓，如今被夾在高大的辦公樓之間，一般的遊客幾乎不可能發現它的存在。即便看到，也很難想象這就是近700歲高齡的文物古迹……

就在同一座大教堂的西側，狼壕街（Rue du Fossé aux Loups）某座豪華酒店的大堂和車庫裡，也有一小段城牆基礎。相傳，這段遺址還是塞爾克拉斯發起奇襲翻牆入城的所在。它雖然已被酒店打造成「如畫的廢墟」，但是由於大堂空間的深挖，卻意外展現了歐洲中世紀城牆的典型基礎結構——城牆為10米高、1-2.5米厚的石牆，下部由連續的石拱券支撐，跨度大約4米。這些拱券可不是門洞，它們曾經被埋在巨大的斜坡（talus）之下，既能支撐起牆體，又節省工料。在冷兵器時代，城牆守軍投下的巨石可以沿著斜坡碾壓而下，殺傷敵軍。

同樣被大酒店包圍的城牆，還有聖卡特琳教堂（Saint Catherine）背後的「黑塔（Tour Noire）」。這段遺址也在地面以上完整地保存了一座中世紀的望樓。不過，現在看到的木構屋頂是19世紀建築師維克多·亞美爾（Victor Jamaer）風格性修復的結果。

可能是因為自14世紀就被改造成私人住宅，望樓得以保留。在16世紀的河港開挖中，它作為水手們的酒館而倖存。最後，又因傳奇市長沙爾·布爾（Charles Buls）的力保而在1888年的道路擴寬工程中免遭拆除。

在城市另一側的帝王大道（Boulevard de l'Empereur）附近，可以看到布魯塞爾觀賞性最強的兩段中世紀城牆遺存——市民塔（Tour de Villers）和安內森斯塔（Tour Anneessens）。這兩段遺存相距很近，曾經一同構成了第一城牆南側一個重要的拐點，1957年因為修建南北鐵道聯絡線而遭到破壞斷開。

市民塔一側相連的城牆，是布魯塞爾地面以上現存最長的一段中世紀城牆，也是少見的一段可以從內外兩面觀瞻的遺存，包圍它內側的民房在1960年代被清除，建築師讓·隆包（Jean Rombaux）修復並局部復建瞭望樓頂部的平台和雉堞。

安內森斯塔標誌著城牆的拐點，因此也被稱作角樓。1719年，布魯塞爾受人尊敬的商會首領佛朗索瓦·安內森斯（François Anneessens）因為聚眾起義反抗暴力徵稅而被捕。在被押送到大廣場斷頭之前，安內森斯義士就被囚禁在這座望樓里，因此而得名。望樓在1967年得到修復，相鄰的地面上也通過特殊的鋪裝，暗示城牆的走向。

另外，在地勢高敞的布魯塞爾「上城」，中世紀的冷山公爵府遺址——也就是今天的大王宮一帶，還隱藏著兩段城牆遺迹。一段在著名的布魯塞爾藝術宮（BOZAR）里，另一段就在大王宮的後院。

藝術宮是建築大師維克多·奧塔（Victor Horta）的晚期作品，這座裝飾藝術運動風格的藝術殿堂也借用了一段長約20米的中世紀城牆，在2002年影視資料館擴建地下室的時候才被發現。設計方隨即修改方案，將其納入室內的整體視覺設計。

布魯塞爾上城的另一段城牆遺存幾乎無人知曉，它的位置也是城牆的一個拐點，是城牆曾經直接包圍公爵府建築群的重要證據。遺址現在就夾在王宮後門和辦公樓之間，僅僅露出神秘的一角……

在夾縫中頑強存在的第一城牆已算幸運，至今還可見到眾多遺迹，而第二城牆僅存1座城門，以及捷運站里復建成裝飾品的一小段，除此以外，已經完全看不到任何地面遺存。

阿爾門曾經是第二城牆上的正南門，19世紀中因為關押罪犯和保存城市檔案而躲過了系統的拆除，但是由於路面的拓寬和抬升而失去了通行的功能。

1868年到1871年，比利時著名建築師亨德里克·貝亞爾特（Hendrik Beyaert）在毫無歷史根據的情況下，將阿爾門打造成當時人們臆想中的中世紀風貌，還在頂部添加了一個巨大的新特哥風格木構屋頂。阿爾門被改造成布魯塞爾最早的博物館之一，至今仍然面向公眾開放。為了讓更多的人進入塔樓，貝亞尓特還設計了一座壯觀的新哥特風格旋轉樓梯，其間裝飾著30餘座比利時著名歷史人物的銅像，試圖建立新生國家的民族認同。

布魯塞爾的城牆，歷經700多年風風雨雨，它的建造和拆毀，都和今天的比利時國家沒有太大的關係，那麼它是誰的遺產？人們又如何看待這份遺產？從阿爾門博物館的國家認同塑造，到酒店大堂里的日本料理餐廳……布魯塞爾城牆在「遺產化」過程中的命運，始終充滿了困頓和迷茫。而這，也恰恰就是比利時社會形態的一個絕好例證吧！

這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由講荷蘭語、法語和德語的三個民族共同組建，她的誕生本身就是周邊大國博弈的結果。相比法國、德國、荷蘭等單一民族鄰國，比利時人民的國家認同感極不強烈，這當然造成了不少問題，但同時也讓他們的思維方式更加平和和開放，更加具備用超越國族的視角看待問題的能力。

今天的布魯塞爾，不僅有著夾縫中的中世紀城牆，她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國際化的都市——在這裡，超過三分之一的常駐人口是外國人，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誰來定義遺產？這在布魯塞爾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何以為比利時尚且不知，所謂遺產，也只能是人類的共同遺產了吧。去除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光環，再來回看這些夾縫中的城牆，更像曠野的玫瑰一般，真是質樸而又倔強得迷人。

（原文見作者微信公號「遺產漫記」，作者改訂后授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全文刊發。）